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 第二章 《大乘止觀法門》的真?zhèn)渭捌渥髡?/h1>
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 第二章 《大乘止觀法門》的真?zhèn)渭捌渥髡?/strong>
第一節(jié) 南岳慧思禪師及其著述
關於《大乘止觀》這部論書的作者,自古以來,諸說紛紜而無定論。對於本書加以解釋的,則有宋代的了然、明末的智旭,以及近代的諦閑等諸人,他們一如大多數(shù)的中國高僧的態(tài)度,對於先賢古德所留下的遺著,不輕易地作反面的推測,所以,他們都是站在天臺宗學者的立場,將本書用天臺宗的正統(tǒng)思想,加以疏說,故誰也都未曾懷疑本書之出於慧思禪師的說法有什么問題。
但是,不論是肯定或否定本書之出於慧思禪師之說的觀點,均應先來對於慧思禪師的生平及其所持的思想背景,作一較為清晰的考察和認識。所以,且讓我們從各種史傳資料中,把關於慧思禪師的重要記載,作一介紹與分析。
慧思禪師的俗家姓李,於北魏延昌四年(西元五一五年),也就是梁武帝天監(jiān) 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生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注一),相當於現(xiàn)代的河南省汝寧的上葵縣之東。自幼皈佛樂法,信仰誠篤,并曾夢見普賢菩薩,乘白象王,現(xiàn)於其前,摩其頭頂。從此,在他頂門之上,即有肉髻瑞相隆起(注二)。
因此,到了北魏孝莊帝永安二年(西元五二九年),當他十五歲時,即行出家受具足戒,此后的五年之間,專誦《法華經(jīng)》及諸大乘經(jīng)典(注三),精進於學行二道。然在二十歲那年,即是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西元五三四年),因讀妙《勝定經(jīng)》而有所感,遂常經(jīng)行於林野,遍訪禪德,好於禪修(注四)。因此「復更發(fā)心,求善知識,值慧文禪師,稟受禪法」(注五)。此處所謂的禪法的稟受,乃是指的觀心之法。自此,聽講、參禪,晝夜研磨,不敢懈怠;鬯级U師因此得力而開悟,此在《佛祖統(tǒng)紀》卷六,有如下的記載:「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fā)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yè)相。轉復勇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yè)生,業(yè)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yè)非可得。遂動八觸(注六),發(fā)根本禪,因見三生行道之。夏竟受歲,將欲上堂,乃感嘆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nèi)愧深矣!粚⒎派硪斜冢砣淮笪蚍ㄈA三昧。自是之后,所未聞經(jīng),不疑自解。」(注七)
這是慧思禪師在修道過程中的主要得力處,由於他有了這種深厚的宗教經(jīng)驗 之后,便展開了他在此后的行化工作,且能經(jīng)得起屢次三番的打擊與阻撓。
例如,在東魏武定六年(西元五四八年),慧思禪師三十四歲那一年,在河南的兗州,因與大眾議論,而為惡比丘所毒,垂死而復活。這是他所遭遇的第一次法難。從此之后的慧思禪師,幾乎終其一生,經(jīng)常是處於接受迫害的環(huán)境之下。又如到了北齊天保四年(西元五五三年),慧思禪師三十九歲之時,在郢州地方,受到惡眾的毒殺,他有三位弟子,即因此而死,師亦負了重傷(注八)。再到天保七年(西元五五六年),禪師四十二歲之際,於光州城西的觀邑寺,重講摩訶衍義之時,受到惡論師的惱亂(注九)。第二年,禪師四十三歲,為南定州的刺史,講摩訶衍義,又遭到惡論師們的惡心惱亂,施以種種惡毒手段,斷絕檀越的飲食供養(yǎng),經(jīng)歷五十日間,唯遣弟子化得,以濟身命(注一零)。
對於一位行道的沙門,為了自己的悲愿而受到如此種種的酷毒的迫害,在當時的諸禪師中,恐怕是僅其一人而已,即在整個的中國佛教史上,像這樣的實例,也不是尋常之事。
那么,慧思禪師,他為什么會經(jīng)常處於被迫害的狀態(tài)之下的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僅從慧思禪師的傳記資料中看,對此并無明確的述,不過可以確定一點,那就是他的發(fā)自悟境的言論,與一般人所持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有所 抵觸。也就是說,他對佛法的理解態(tài)度,比之於當時其他的論師們,頗有特異之處,或優(yōu)勝之處,所以不能見容於當時的佛教界的同道之間。這一事實,可以找出如下的三種記載,作為依據(jù)。
(一)《續(xù)高僧傳》卷一七:「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注一一)這段文字,在《天臺九祖?zhèn)鳌芳啊斗ㄈA經(jīng)顯應錄》等書中,也曾引用。
(二)同為《續(xù)高僧傳》卷一七中,尚有一段值得注目的文字:「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眾雜精,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為害。乃顧徒屬曰:大圣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注一二)此段文意在《景德傳燈錄》以及《天臺九祖?zhèn)鳌分校灿幸谩?/p>
(三)《神僧傳》卷四,又有如此的記載:「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注一三)
由於以上所錄三段文字看來,不難了解慧思禪師當時的環(huán)境,是一個僅重義理之學的局面,一旦遇到慧思禪師這樣一位行解并重、定慧雙舉的大德出世,固然能為真正的佛法開出新的氣象,卻為當時的流俗比丘之所不容。像這樣的比丘,可說歷代都有,他們也懂佛理,并且能夠聚眾講授,如不是遇到杰出的善知識出世,他們的確也是能為佛教撐持門面的師匠,可惜他們有學問而無行持,更無實證工夫,所以滿心仍是人我利害的觀念,一旦遇到和他們的私利沖突的境界出現(xiàn)時,他們便無法把握自己,便會以嫉妒或怨毒之心,加害於人,甚至以間諜的罪名,來誣栽於人,置人於死地而始甘心!
可見,慧思禪師之屢遭迫害,主因當在於知見的、或思想的、或風格的不同於流俗的比丘及論師們,但也夾雜著名聞利養(yǎng)的感情問題在內(nèi)(注一四)。大善知識雖無爭取名聞利養(yǎng)之意,但必實至而名歸;又所謂樹大招風,名大招妒,釋尊在世,尚所不免,何況慧思禪師?因此他也毫無怨尤,并且以為那是他自己宿業(yè)所感。這種光明美善的心地,正好說明了他的人格和他的立場,的確是與佛法完全相應的。
由蒙受迫害而使慧思禪師產(chǎn)生的另一思想的反映,便是「佛法將滅」的末法觀念的強調(diào)。此有如下的數(shù)種資料可作根據(jù)!
(一)《續(xù)高僧傳》卷一七:「然我佛法,不久應滅!(注一五)
(二)《立誓愿文》之中則稱:「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歲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生!(注一六)
像這種末法思想以及進入了末法時期的警覺,并且為之宣揚者,在中國的南北朝時代,特別是在慧思以前的中國佛教史上,幾乎是未嘗發(fā)現(xiàn)的事。因此,慧思之在中國佛教的思想史上,也可稱作末法觀的先驅者了。又因為《立誓愿文》作於慧思禪師四十四歲之際,正好是在他遭受了現(xiàn)有文字可考的最后一次法難的第二年。由此可見,他的對於末法時期的警覺,的確是從屢次受同道迫害的體驗之中感受出來的。
佛法將滅,但他仍為佛法的存留於人間而作最大的努力。就在撰作《立誓愿文》的同一年,他也造了金字《法華經(jīng)》及金字《大品般若經(jīng)》。例如在《立誓愿文》中作了如下的述:「我於彼時,起大悲心,念眾惡論師,即發(fā)誓愿,作如是言:誓造金字《摩訶般若》及諸大乘王留璃寶函,奉盛經(jīng)卷!(注一七)
又於《續(xù)高僧傳》卷一七,有謂:「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莊嚴炫曜!(注一八)
這所謂「金字」《般若》及「金字」《法華》,一般是指以金泥所寫之經(jīng)典,故比其他以墨書寫的經(jīng)典寶貴得多,通常被視為稀世之寶,故其被流傳於后世的可能,要比墨寫的經(jīng)典大得多;鬯级U師的護持佛法之心,堪稱良苦!此與稍后的 《房山石經(jīng)》的盛舉,故亦頗有啟發(fā)或先導的功用。
然而,在遭受了屢次三番的迫害之后的慧思,一方面警覺到末法景象已經(jīng)降臨人間,一方面也警覺到生命的短促、世相的危脆,既不能大展度眾救世的悲愿,便退而興起了厭離世俗、棲隱山林、獨自修證的意念。此亦正是中國正統(tǒng)思想的形態(tài)之一,那就是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勾嗽凇读⑹脑肝摹防锩妫腥缦碌氖觯骸笐D畋驹,舍諸有為事,名聞及利養(yǎng),乃至惡弟子,內(nèi)外悉應舍!(注一九)「若不自證,何能度人?先學已證,然后得行,自求道果!(注二零)「欲安眾生先自安,己身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注二一) 「不得他心智,不應說法!(注二二)
從這些自我表白的意念看來,慧思禪師雖受中國正統(tǒng)儒家思想的感染,但他畢竟不是儒家學者,而是標準的佛家高僧,故在不能伸展自己的濟世悲愿之際,絕不怨天尤人,反而向內(nèi)自責,認為是自己的福德不夠,是他自己的濟世資糧不足。同時也使他覺察到,在末法時代,弘通佛法的工作,至為艱難,若不先自具備了解脫的能力,要想?yún)f(xié)助他人解脫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他獨自逃避,也非他的本意,故盼得了他心智后,再為眾生說法。此與小乘人的心量,自又不得同日而語了。
至於佛法的修持法門,不出戒定慧的三無漏學。然后通常著手工夫,不論念佛、讀誦、禮拜、經(jīng)行、沈思、默禱、靜坐、冥想、觀照、參究等等的得力之處,又無不屬於禪觀或禪定的同體異名。慧思禪師主唱「定慧雙舉」、「晝談理義」,是屬於慧業(yè);「夜便思擇」,是屬於定業(yè)。在他四十歲之后,極力闡揚定業(yè)的禪觀之學,目的正是為了自修,也為了勸人修行。甚至可說,他把對於慧業(yè)的功力,也是藉著禪觀之學的闡揚而表露出來。所以他是一位禪師--定慧雙開的禪師,而非僅玩紙面工夫及口頭工夫的論師,也非只顧盲坐瞎參的禪師可比。
慧思禪師對禪觀之學的觀點,由其所撰的《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上,可以看到如下的開示:「復次,如《勝定經(jīng)》中所說:若復有人,不須禪定,身不證法,散心讀誦十二部經(jīng),卷卷側滿十方世界,皆 誦通利。復大精進河沙劫,講說是經(jīng),不如一念思惟入定。何以故?但使發(fā)心,欲坐禪者,雖未得禪定,已勝十方一切論師!(注二三)
這是他對禪定之修持的贊揚,實則,縱觀他的一生,也以禪觀之行持與弘揚,為其徹始徹終的思想中心。特別根據(jù)他所著《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可以明白,在「有相行」及「無相行」的兩者之中,以「無相行」為畢竟究極之禪觀的根本。同時,慧思禪師之遭受屢次的迫害,與他所弘禪風之異於當時一般的小乘禪 者,亦為原因之一。
另一個佐證,便是天臺智者大師的《摩訶止觀》卷一之上,說明了他傳承了慧思禪師的漸次、不定、圓頓的三種止觀(注二四)。此所謂的圓頓止觀,便是不共於三乘的大乘止觀,此后也為中國的禪宗思想開了先河。故在《續(xù)高僧傳》卷一七「慧思傳」中稱:「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fā)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fā)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注二五)
這是道宣律師(西元五六九-六六七年),將慧思禪師的追述,所稱的「南北禪宗」,可能即是指的禪宗五祖門下的南北兩系,南方的惠能(西元六三八-七一三年)系和北方的神秀(卒於西元七零六年,傳稱百馀歲)系。道宣律師與中國禪宗南北二系的創(chuàng)始者,為同時代的人,所言當不至有誤。
但是慧思禪師既為中國禪宗的先聲,更是中國天臺宗的源流,因為天臺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之〈序文〉中自稱其:「天臺大師靈山親承,承止觀也;大蘇妙悟,悟止觀也!(注二六)
這是說智者大師在光州的大蘇山,追隨慧思禪師之際,慧思禪師為其開示普賢道場,為說《法華經(jīng)》的四安樂行,智者大師便於此山修行法華三昧,始經(jīng)三晚,誦《法華經(jīng)》至〈藥王菩薩本事品〉,心緣苦行而至「是真精進」之句下,解 悟便發(fā),在此悟境之中,見到他與慧思禪師曾在靈鷲山的七寶凈土,同聽佛陀說法的景象。佛陀當時所說示者止觀法門,他在大蘇山的慧思座下所悟者,也是止觀法門。由此可知慧思本人著重禪觀法門,傳給他的弟子們?nèi)缰钦叽髱煹,也以禪觀為主。再說天臺承受的圓頓止觀,則相當於后來禪宗的頓悟之說,此可從慧思禪師所說的圓頓之義,得到解答,例於:
(一)《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中說:「《法華經(jīng)》者,大乘頓覺,無師自悟,疾成佛道!(注二七)
(二)《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中說:「妙法華會,但說一乘頓中極頓,諸佛智慧!(注二八)
(三)《受菩薩戒儀》中說:「皆順正法,治生產(chǎn)業(yè),悉入圓宗。」(注二九)
從《受菩薩戒儀》中所謂的:「皆順正法,治生產(chǎn)業(yè),悉入圓宗」的意趣,可以明白慧思禪師是把日常生活,全部納入法門之內(nèi)的,換言之,因為日常的行持,其自體皆能隨順於正法者,便被包融於圓宗的大理念之中(注三零)。因此,由慧思禪師「曲授心要」而被記錄成書的《大乘止觀》,也就是圓頓止觀了。故在《大乘止觀》的末章之中,也將禮佛、飲食,乃至大小便利等的日常生活,運用作為實踐止觀法門的方式。
我們再來介紹南岳大師的生平及其著作。
他在三十四歲那年,在河南的兗州,為惡比丘所毒害,稍后至北齊的天保元年(西元五五零年),被送歸鄴都(現(xiàn)在的河南省臨漳縣境),嗣后決意南行,舍眾弟子,渡淮河。天保四年,至郢州(現(xiàn)在的湖北省鍾祥縣境),為刺史劉懷寶開講筵,再度受到惡眾的毒害。天保五年,至光州(現(xiàn)在的河南省涉川縣)之開岳寺,為刺史等講《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那年他初度南游,欲入南岳的衡山,但為兵亂所阻而未果。翌年天保六年,師四十一歲,入光州的大蘇山(現(xiàn)在的大別山山脈之一個支脈,名為英山)。天保七年,於光州城西之觀邑寺,再講摩訶衍義之際,又受到惡論師的毒害。八年,師四十三歲,於南定州,受刺史之請,重講摩訶衍義一遍,復遭惡論師的迫害。九年,歸大蘇山,合得諸方求造經(jīng)者諸比丘僧,於光城縣的齊光寺,造金字《大品般若經(jīng)》及《法華經(jīng)》。并且自作《立誓愿文》一篇,以明其心志。由此愿文的內(nèi)容可知,當時的慧思禪師,聲望遠聞,從學之徒云集。但所謂樹大招風,名大招嫉,妒其德望而妄加謗難是非的事件,也多了起來。
陳之光大二年(西元五六八年),師五十四歲的六月二十一日(注三一),初入南岳衡山,感悟了三生行道的跡象。於是講筵益盛,所受道士等的謗難,也與日俱增。但他能在陳宣帝的外護之下,專修法華及般若三昧,終得六根清凈位。關於這點,《佛祖統(tǒng)紀》卷六,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師問:『所證是十地耶?』曰:『吾一生望入銅輪(圓十住),以領徒太早,損己益他,但居鐵輪耳(師獲六根清凈,即是圓十信,別三十心,《華嚴》梵行、《瓔珞》鐵輪位也)。』」 (注三二)
又在《法華傳記》中發(fā)現(xiàn):復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境界明了,位至六根凈。(注三三)
陳宣帝為表對於慧思禪師的優(yōu)遇,特稱其為「大禪師」、「思大和尚」、「思禪師」之德號,即是根據(jù)以此。他在南獄,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太建九年(西元五七七年),均在禪觀之靜思之中度過。他也就在那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注三四),以六十三歲的世壽入寂。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則有為首的智 、僧照、大善、慧成、慧超、慧耀、慧涌、慧威、智、慧命、玄光、慧璀,以及靈辯等諸龍象。
再講南岳大師的著作,有文史可查的,有如下的多種記載:
(一)道宣撰《大唐內(nèi)典錄》卷五(注三五)稱,共有八部十卷:
1.《四十二字門》二卷。
2.《無諍門》二卷。
3.《隨自意三昧》一卷。
4.《次第禪要》一卷。
5.《釋論玄門》一卷。
6.《三智觀門》一卷。
7.《安樂行法》一卷。
8.《弘誓愿文》一卷。(「弘」字當系「立」字誤)
(二)《佛祖統(tǒng)紀》卷六(注三六)稱,共有九部十二卷,比《大唐內(nèi)典錄》多了一部二卷的《大乘止觀》。
(三)日本傳教大師最澄(西元七六七-八二二年)的《臺州錄》(注三七) 中,則說南岳大師作有《發(fā)愿文》、《安樂行》之外,尚有《受菩薩戒文》一卷。
(四)日本慈覺大師圓仁(西元七九一-八六三年)的《求法目錄》(注三八) 則謂南岳有《四十二字開義》、《無諍三昧》、《隨自意三昧》等。
(五)道宣的《續(xù)高僧傳》(注三九)卷一七,謂有七部九卷:
1.《四十二字門》二卷。
2.《無諍行門》二卷。
3.《釋論玄》一卷。
4.《隨自意》一卷。
5.《安樂行》一卷。
6.《次第禪要》一卷。
7.《三智觀門》一卷。
《續(xù)高僧傳》與《大唐內(nèi)典錄》,同為道宣一人所撰,也有詳略不同,《續(xù)高僧傳》比《大唐內(nèi)典錄》少列了一種《立誓愿文》。
(六)《景德傳燈錄》卷二七的「南岳傳」(注四零)中則謂有《四十二字門》及《無諍行門》各二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者五部各一卷。合為七部九卷。
(七)島地大等氏的《天臺教學史》(注四一),除了以上所舉的以外,又加上《大乘入道章》一部二卷。其排列次序為:
1.《大乘止觀法門》二卷。
2.《四十二字門觀》二卷。
3.《安樂行義》一卷。
4.《立誓愿文》一卷。
5.《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二卷。
6.《三智觀門》一卷。
7.《次第禪要》一卷。
8.《釋論玄》一卷。
9.《受菩薩戒文》一卷。(「文」字當系「儀」字誤)
10.《大乘入道章》二卷。
11.《隨自意三昧》一卷。
共計十一部十五卷,但是,現(xiàn)存者僅得其中的《立誓愿文》、《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安樂行義》、《大乘止觀法門》、《隨自意三昧》、《受菩薩戒儀》等六部八卷。但在大日本校訂大藏經(jīng)《縮藏》陽帙第四卷,以及《大正》卷四六,均只收入其中的《大乘止觀法門》、《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南岳思大禪師立誓愿文》共四部六卷。因此若要研究現(xiàn)存的南岳大師資料很少。正由於根據(jù)僅存的少數(shù)資料,來查考南岳大師的著作,便發(fā)生了思想基礎上的不調(diào)和現(xiàn)象,特別對於《大乘止觀》這部書的作者問題,異論紛紜,迄今未能解決。此到后面再作詳細的探討吧。
注解:
注 一、慧思禪師的《立誓愿文》!洞笳匪牧甙似唔撋稀
注 二、志磐撰《佛祖統(tǒng)紀》卷六!洞笳匪木牛黄呔彭撋。
注 三、《立誓愿文》!洞笳匪牧甙似唔撋。
注 四、《佛祖統(tǒng)紀》卷六!洞笳匪木牛黄呔彭撋稀
注 五、唐湛然的《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一之一!洞笳匪牧凰木彭撋。
注 六、重、輕、冷、熱、澀、滑、軟、粗,稱為八觸。
注 七、《大正》四九.一七九頁上-中!独m(xù)高僧傳》卷一七,《大正》五零.五六三頁上參考。
注 八、《立誓愿文》。《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中。
注 九、同右,《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中。
注一零、同右,《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下。
注一一、《大正》五零·五六三頁下-五六四頁上。
注一二、同右,五六三頁上。
注一三、《大正》五零.九七六頁上。
注一四、日人平了照氏的《南岳慧思傳》!渡郊覍W報》新一卷一號。
注一五、《大正》五零.五六三頁上。
注一六、《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上。
注一七、《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中。
注一八、《大正》五零.五六三頁上-中。
注一九、《大正》四六.七九二頁上。
注二零、《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上。
注二一、《大正》四六.七九一頁下。
注二二、《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中。
注二三、《大正》四六.六二九頁中。
注二四、《大正》四六.一頁下。
注二五、同注二,《大正》五零.五六四頁上。
注二六、《大正》四六.四六二頁上。
注二七、《大正》四六.六九七頁下。
注二八、《大正》四六.六三五頁中。
注二九、《受菩薩戒儀》!独m(xù)藏》一零五.四頁D。
注三零、大州圓領氏的《南岳慧思》!稏|洋大學論纂》一,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注三一、慧思禪師入南岳的年代,諸說不一,可舉者有如下七類:
(一)陳之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說者為《續(xù)高僧傳》、《天臺九祖?zhèn)鳌、《高僧摘要》、《大乘止觀宗圓記》卷一。
(二)陳之光大二年六月說者為《佛祖綱目》。
(三)陳之光大二年說者為《釋門正統(tǒng)》、《佛祖統(tǒng)紀》、《法華經(jīng)持驗記》。
(四)陳之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說者為《佛祖歷代通載》。
(五)陳之光大元年說者為《釋氏稽古略》。
(六)陳之光大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說者為《景德傳燈錄》。
(七)陳之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說者為《指月錄》。唯其不論於何年進住南岳,慧思禪師於南岳住了十年,則為古來之定說,因此,若以慧思禪師的入寂年時而言,乃是太建九年(西元五七七年),以此年代向上逆推十年,便是陳之光大二年(西元五六八年),為入南岳的正確記載了。光大元年及光大六年之說,當系誤傳之筆。
注三二、《大正》四九.一八零頁中。
注三三、《大正》五一.五九頁中。
注三四、慧思禪師入寂的年代,也有三說:
(一)陳之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說者為《續(xù)高僧傳》、《弘贊法華傳》、《景德傳燈錄》、《天臺九祖?zhèn)鳌、《釋門正統(tǒng)》、《佛祖統(tǒng)紀》、《佛祖歷代通載》、《新 科六學僧傳》、《釋氏稽古略》、《指月錄》、《高僧摘要》、《大乘止觀宗圓記》卷一等。
(二)陳之太建九年六月說者為《佛祖綱目》、《法華經(jīng)持驗記》。
(三)陳之太建九年說者則為《法華經(jīng)顯應錄》。
注三五、《大正》五五.二八三頁下。
注三六、《大正》四九.一八零頁下。
注三七、日本傳教大師最澄《將來目錄》中之《臺州錄》一卷!洞笳肺逦澹涣阄辶。
注三八、日本圓仁於日本國承和五年(西元八三八年,也就是我國唐朝文宗開成三年)之《入唐求法目錄》。
注三九、《大正》五零.五六四頁上。
注四零、《大正》五一.四三一頁下。
注四一、《現(xiàn)代佛教名著全集》九·二五二頁下。
第二節(jié) 《大乘止觀》真?zhèn)螁栴}的有關資料
《大乘止觀》之為慧思撰述說的真?zhèn)螁栴}的最先作有力的提出者,是於日本鐮倉時代(西元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年)之初,由一位名叫寶地房證真的天臺學者,在他撰作《天臺三大部私記》之際,涉及《大乘止觀》這部書時,便舉出了許多理由,懷疑現(xiàn)存文的《大乘止觀》,不像是出於南岳大師的作品。雖然在這以前,或在這以后,也有許多議論,但以證真的觀點最具代表性。
若以傳統(tǒng)的觀念或說法,本論是出於天臺宗的第三祖南岳大師的「曲授心要」,被編入現(xiàn)行《大正》卷四六的,也是這部論書(注一),F(xiàn)傳本書的流傳,則始於由日本送返中國之時,這是由於唐末五代的兵亂相繼,本書即與許多其他的佛典,便在中國散佚,卻在海外的日本等地,還被保留著很多珍本,本書可能是其中之一。到了趙宋之際,戰(zhàn)亂已過,國家平靜之后,有四明知禮(西元九六 零-一零二八年)出而再興中國的天臺宗風,故在南宋咸平三年(西元一零零零 年),日僧寂照(惠心僧都源信的弟子),將本書送到了中國的浙江省奉化地方,登 嶺之靈山,解篋出卷於遵式(武林天竺寺的慈云懺主,西元九六零-一零三二年)之前(注二),當時的遵式,對於本書嘉許不已,且為制序,又藉朱公由頁的 助力,將本書模板,廣為流布。此為本書在中國再度流通的開始,在此之前,初度流通的文書記載,則不易求得了。
在此之后,經(jīng)過一百馀年,到了南宋宣和三年(西元一一二一年),智涌了然(西元一零七七-一一四一年)(注三),為本書撰寫《大乘止觀法門宗圓記》(以下略稱《宗圓記》)五卷;又過五百多年,到了明末時代的 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注四),撰有《大乘止觀法門釋要》(以下略稱《釋要》)四卷。再過二百六十八年,到了民國的癸亥(西元一九二三年)之夏,寧波觀宗寺的諦閑,述作了《大乘止觀述記》(以下略稱《述記》)二十卷。以上三位大師,均以真摯和虔誠的態(tài)度,抱著弘揚本書的志愿,來為本書作釋,因此,本書之在中國佛教界,自始即未懷疑它不是出於南岳的作品。
現(xiàn)在,再就有關本書流傳的各種史料,加以論述如下:
(一)本書在中國的流傳
1.寂照(又稱寂昭)之來華與遵式的流布據(jù)說,日僧寂照,於咸平年間(西元九九八-一零零三年),將本書還傳至中國,在此以前,有關本書在中國流布的資料,迄今尚未發(fā)現(xiàn)過。至於寂照來華的 事實,以及本書從那以后又在中國流布的消息,可從如下的資料中得知詳情:
(1)根據(jù)遵式為本書所制的序文--〈南岳禪師大乘止觀原序〉曰:「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於海外;道將復行也,果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泛諸夏,既登 嶺,解篋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由頁,冠首序,出俸錢,模板,廣而行之!(注五)
(2)朱由頁為本書作的序文所記,亦與遵式的序文相似,他說:「嗟夫!斯教雖大顯示啟來者,而人世未之普見。流于海外,逮五百年。咸平中,日本國僧寂照,以斯教,航海而來,復歸圣朝!(注六)
(3)以上二種,戴於智旭的《釋要》之首,智旭本人,亦信此說為實,故在他自著《釋要》的本文中,也有這樣的記述:「今試細讀,實為圓三止觀總綱,文不繁而義已備,獨慈云懺主五百年后,序而行之,迄今又將五百馀年!(注七) 又說:「按此法門,唐末流散海外,有宋咸平三年,日本國寂照,持此本至四明,慈云師得之,為作序流通云。」(注八)
以上三人的意見雖同,但是,朱由頁謂:「流于海外,逮五百年」;智旭則稱:「唐末流散海外」。若據(jù)前者所言,自南岳大師之后,本書即流於海外,而未傳於中國本土了!斗鹱娼y(tǒng)紀》則與后者之說相當.在其《山家教典志》卷二五之 中,所標「南岳《大乘止觀》二卷」項下,有如下的一段記述:「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本國寂照,持此本至四明,慈云得之,為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注九)
由此看來,宋之咸平三年(西元一零零零年)或咸平中,因為日本僧人寂照之來華,而得到本書如慈云懺主遵式那樣的人,并未對其是否出自南岳所著的真?zhèn)螁栴},發(fā)生任何懷疑,唯以歡欣之情,為之制序,并請朱由頁,為之出資刊出。
2.本書的三種注釋書
(1)《宗圓記》五卷,收於《續(xù)藏》九八冊,宋代的了然所述。這是將《大乘止觀》,視為南岳大師親撰,并以圓教的觀點,來作的一部書。不但未對撰者的問題置疑,且系以其極為虔敬的態(tài)度,作了細密的疏釋。他是采用逐字逐句的全文解釋的方式,然而,通覽其全書,約可舉出如次的三項特色:
所釋文旨,力求與天臺智的止觀會同來看。故在其述撰著《宗圓記》的十種因緣之第一條,便說:「欲會天臺所說止觀與師不殊故」(注一零)。他確信本書是南岳所撰,又在重視傳統(tǒng)相承的信念下,也確認天臺止觀的源頭,便是南岳的本書。例如他為南岳讀《法華經(jīng)》十如是文所作的辯護(注一一);又以天臺的一念三千,意想本於南岳(注一二);另說本書的止觀體性之三性,和天臺的 《摩訶止觀》之〈正修章〉同一意趣(注一三)。并且論及南岳止觀與天臺止觀之同異(注一四);一性與三千性相,是異名同體(注一五);南岳的《大乘止觀》,乃屬於天臺止觀中的圓頓止觀(注一六)。縱覽《宗圓記》全書,幾乎處處彌漫了這種意愿的傾向。
精簡本書中所用名相義理之與《起信論》及唯識等所用之異同點!洞蟪酥褂^》采用的法相,類同并出於《起信論》及唯識論等者不少,了然對於這些,為了自他之立義不同,避免自宗與他宗混同起見,作了苦心的簡別。例如將一心與真如(注一七);業(yè)識、轉識、現(xiàn)識、虛狀等(注一八);二種如來藏,如實空和如實不空(注一九);體、相、用之三大(注二零)等,與《起信論》所作之對比。又以三性之名義(注二一),轉識得智之意義(注二二)等,和唯識比較,而作的同異公辨。
詳細判析與本書文字相關的名相教義。了然不僅條釋正面的文意,并且對於關聯(lián)的名相教義,提出種種的問題,加以申論解釋。這在《宗圓記》卷首所標多達五張紙四百三十多項的「條個」之中可見,他在撰著這種疏釋書時,對於天臺教學中的許多問題,提出了他自己的見地(注二三)。
(2)《釋要》四卷,現(xiàn)收於《 續(xù)藏》九八冊,明代的智旭所撰。在對於本書 撰者的問題上,智旭也和了然相同,毫未置疑,并且也是全部依照著天臺教義的觀點,予以解釋的。他一開始,以能起所起等八門十六雙義,解釋「大乘止觀法門」六個字的題義,很巧妙地以此點示出了本書的要旨,為讀者簡略地提供了全書的綱領。這部《釋要》,系以適當?shù)目婆,分析論文,顯彰文意。大體上說,智旭的見解,乃以本書和天臺止觀,是站在「名異義同」的立場,故將本書的一心,視為真如心,即是現(xiàn)前一念的妄心。以本書中止觀境界的三性,來會通《摩訶止觀》的十境(注二四);或以《摩訶止觀》的十乘,來配合《大乘止觀》全書的綱領(注二五)。又對本書所用阿梨耶識、覺不覺、如來藏之名義,以及三性三無性等的名義,均依《起信論》和唯識論等作解釋,最后即達成了與天臺之本義相融合的目的,使得本書成為天臺化的止觀法門,同時肯定了它的價值。比起了然的《宗圓記》,智旭的《釋要》,稍嫌簡單了一點,但對初心入門者而言,想要求知《大乘止觀》之大綱的話,那又寧可舍彼而取此了(注二六)。
(3)《述記》二十卷,民國增修《大藏經(jīng)》會校印,浙江省觀宗寺諦閑說,德明、圣性、圣心筆記,江妙煦勝觀居士「演述」并制序,民國癸亥(西元一九二三年)夏,經(jīng)歷八個年頭而完成,根據(jù)其序文所稱:「教傳震旦,去圣時遠,障深莫辨夫津涯,慧淺罕窺其宗趣」,「於是南岳大師《大乘止觀》,慨焉有作! 可知此書的態(tài)度,也和《宗圓記》及《釋要》相同,視本書為南岳的親撰,而以天臺智的教學思想,加以注釋。例如他以天臺的三止三觀及三諦說,解釋本書的止觀法門(注二七);又將天臺的四教判,來配合本書的圓融義(注二八);以天臺的百界千如及一念三千,來解釋本書的性染與性凈之俱時具有義(注二九);更以為本書的三性三無性,乃與天臺的三智三諦是同義異名(注三零)。此書比之以《宗圓記》及《釋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夾釋夾議,并加附注,讀來要比較容易明了;二是強調(diào)極樂凈土的欣求(注三一)。唯其對於考證事例,稍感疏略。
3.見於僧傳及經(jīng)錄的有關資料在僧傳之中,對於本書的揭載,僅見於志磐的《佛祖統(tǒng)紀》,此書撰成於南宋度宗咸淳五年(西元一二六九年),乃在寂照來華之后的二百七十年了。至於其他各種的南岳傳記之中,例如道宣的《續(xù)高僧傳》卷一七、《大唐內(nèi)典錄》卷五,以及《景德傳燈錄》卷二七等,均未提及《大乘止觀》這部書!斗鹱娼y(tǒng)紀》的「慧思傳」(注三二),主要是根據(jù)《續(xù)高僧傳》的資料所寫成,只是插入了「《大乘止觀》二卷」的記述(注三三)。不過,從「唐末教典流散海外」,而考察遵式的序文所說:「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於海外」(注三四),以及朱由頁所說 的:「流于海外,逮五百年」(注三五)等之文獻,可知本書之在中國的散佚(注三六) ,是在有名的唐末五代之際了。尤其從遵式及朱由頁之未提及本書在其時代之前的流傳情況,更可確證。但在本書出現(xiàn)之后,以迄唐末之世的數(shù)百年間,為何也沒有關於本書的文獻可稽呢?此到后面,再予分析。
在經(jīng)錄之中,載有本書者,則有《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錄》一五三五--途;《大明三藏圣教目錄》一五二七--踐;《大清三藏圣教目錄》一四七六--轂等。此等經(jīng)錄,均系出於寂照攜帶本書來華之后的事了。在《 續(xù)藏》所收智旭撰《釋要》之卷頭,除了附錄了遵式及朱由頁的序文,尚有居士單照於干隆五十四年(西元一七八九年)寫的重刊序文,以及於道光六年(西元一八二六年)比丘尼悟德圓通所寫的校正補刻序文(注三七)。此兩序文,雖可使讀者明白,到了晚清之際,尚有僧俗,弘傳本書,於思想的考察,則無關宏旨。
(二)本書在日本的有關記載
1.奈良朝古文書本書究於何時傳入日本,無法明了,但從已知為奈良中期之古文書的現(xiàn)存者中,對於本書的記述,毋寧是日本,而且是中日兩國的最古資料,現(xiàn)在,依其年 代的順序,分條說明其出現(xiàn)於古文書的年代如下:
天平十九年八月及十一月(唐玄宗天寶六年,西元七五七年)條下(注三八) :「十七日充紙卅張,十一月廿日充六十張(正用五十四,六張者自先欠)。以上《止觀法門》一卷料!
天平勝寶三年五月廿五日(唐玄宗天寶十年,西元七五一年)條下(注三九) :「《大乘止觀論》一部二卷,遷禪師述。用紙七十張,一卷 禪師(注四零) ,一卷曲授禪師述(注四一)!
天平勝寶五年五月七日(唐玄宗天寶十二年,西元七五三年)條下(注四二) :「又《大乘止觀法門》,南岳思禪師授以明心道。五十四張。」
又有一條的年月不詳,而其亦有如下的記載(注四三):「《大乘止觀法門》一卷,南岳思禪師曲授以明心要。五十四紙!
以上四例,可注意者,乃其所述的作者,卻有三說: 及 條,大致相同; 條未說作者何人; 條則謂「遷」及「 」兩禪師,各述一卷。這是相當使人困惑的事了。
2.智證大師圓珍(西元八一四-八九一年)之所引除了奈良朝古文書之為記載本書最古的文件之外,對於現(xiàn)行本書文字之引用 得最早的人,當推圓珍所撰的《法華論記》了,該卷四(注四四)之引文均與現(xiàn)行本的本書一致。
3.惠心僧都源信(西元九四二-一零一七年)之所引源信即是將本書送返中華的寂照之師,他所寫的〈法華辨體〉一文,雖系短篇,對於本書的引用,前后竟有五次之多,而達五百馀字。遣用文字雖有多少出入,大體要領一致(注四五)。
4.理法房珍海(西元一零九二-一一五二年)的述珍海所著的《三論玄疏文義要》卷五(注四六),以「性染有無事」為題,述本書的「染性本具」說,其原文如下:「有《大乘止觀》兩軸,是南岳思禪師作,又有本題下云,曇遷法師制云云,彼云法性本非染凈,而須有染性,能生染用,亦有凈性,能起凈用也云云。今謂此言,有甚意趣,謂真如本性,雖非染凈,而能緣起染凈兩用。其凈用之性,說為凈性,非性是凈;其染亦爾,染之性故,說為染性,非性是染,此是非染,縱為染。末代淺學,執(zhí)此為極,甚可悲愍!甚可悲愍!當知性惡是人推,盡非經(jīng)論中之所說也。」
在佛教學中,性染思想,乃是本書的創(chuàng)說,亦為天臺性惡思想的根源,此待第三章的第四節(jié)中,再作申論。
5.寶地房證真(平安之末-鐮倉初期)之考察證真大概是西元一千二百年頃的人物,關於他的生死年月,尚無定說,生地亦不詳。據(jù)說他閱《大藏經(jīng)》,先后達十六遍,乃是比 山的一位大學者(注四七)。他所著的天臺《三大部私記》,皆為其后日本天臺學者視為研修的指南,故從享保(西元一七一六-一七三六年)以來,證真已被山家(睿山)學者,尊稱為中古之哲匠。對於本書的是否出於南岳的真?zhèn)螁栴},在日本的天臺家學者之中,即是證真的《三大部私記》,首開發(fā)難的端緒。主要者有如下的兩端:
(1)在《玄義私記》卷五(注四八),有這樣的一段問答:「問:《大乘止觀》云:一念創(chuàng)始發(fā)修之時,無明住地即分滅也(注四九),故所起智慧,分分增明,故得果時無明滅也(注五零)。彼文意云,通惑斷時,別惑亦斷,但相微難知,而實斷也!
「答:或指伏名斷。又彼文恐非南岳所出,文勢不似大師筆故,義勢不似馀部故。及《景德傳燈錄》二十七「南岳傳」中(中略)不云《大乘止觀》也!
「問:若爾,何故和漢諸師,皆云大師所出?」
「答:未知所由。」
(2)又在《摩訶止觀私記》卷八(注五一),也有如下的一段文字:「彼文未必 同今宗義,一者法性生一切法,今家判屬別教自生句也。二云由一心故,大小相入,此同仁王私記所引他義。三云大菩薩留煩惱。四者南岳諸傳,不舉此文。五者文藝不似馀部故。六者本題下注云曇遷撰,或本云遙惻撰。故未必定南岳說,然山王院法華論記等,并云南岳也!
此外,引用本書者,尚有三處(注五二),雖未論及真?zhèn)螁栴},卻在引文之前,加上了「《大乘止觀,未知彼宗意」的說明。
6.日蓮(西元一二二二-一二八二年)之引述鐮倉中期的日蓮,由其全書之中,發(fā)現(xiàn)了他曾兩度引用本書,他雖未作任何批評,但其對於《大乘止觀釋》(恐系指的《宗圓記》)以及遵式為本書所作序文的引用,在本書的流傳史上,也是不可忽視的事。現(xiàn)在將其分別抄錄如下:
(1)《當體義鈔》(注五三)中說:「但真如妙理,有染凈二法,云事證文雖多之!度A嚴》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文,與《法華經(jīng)》諸法實相文,不可過也。南岳大師云,心體具足染凈二法,而無異相,一味平等云云。又明鏡譬真實一二也。委如《大乘止觀釋》!
(2)《顯佛未來記》(注五四)中說:「漢土《大藏經(jīng)》中,小乘經(jīng)一向無之,大乘經(jīng)多分失之,自日本寂照等少少渡之,雖然無傳持人,猶如木石,帶持衣 缽。故遵式云,始自兩傳,猶月之生,今復自東返,猶日之升等云云!
日蓮的漢文文章,很不易讀,今讀其第二例,更知他抱有極濃厚的民族情感。
7.貞舜(西元一三三四-一四二二年)的記述在貞舜所著的《七帖見聞》卷一中,標著「大乘止觀南岳御釋歟事」之下,有如次的一段記述:「《大乘止觀》南岳御釋歟事?答:或日記云,大華嚴寺曇法師述云云。既依《起信論》,而彼論時代隋前后,非南岳所覽。又《傳燈錄》舉南岳釋中,不出《大乘止觀》。又了然法師《宗圓記》,南岳釋有《無諍三昧》,恐是《大乘止觀》歟云云。而《大乘止觀》、《無諍三昧》共,日本有之,非同本云云。但《大乘止觀.序》,南岳釋云云。又三河入道寂照,入唐歸朝時,《大乘止觀》隨身,南岳釋披露可尋之也!(注五五)
這是繼證真的《三大部私記》之后,日本學者之第二人,對於本書之真?zhèn),產(chǎn)生懷疑者。當然,貞舜的此一考察,乃是相當粗率的。例如寂照來華,當我宋世,宜稱「入宋」,他卻說成了「入唐」。
8其他除了以上所述的重要資料之外,和本書有關的日本記述,尚有好多。
(1)《東域傳燈目錄》(注五六),載有:「《大乘止觀》一卷,曇遷撰,未詳真?zhèn)!褂衷凇吨T宗章疏錄》(注五七)第一,也有同樣的記述。
(2)《大乘止觀見聞》一卷,泉尊記,貞和五年(西元一三四九年)寫,京都妙法院存。
(3)《大乘止觀釋要雜套》二卷,寫本,大正大學藏,一三三.六七。
(4)《大乘止觀頌講義》一卷,存於佛教通俗講義之中,釋清潭述,明治三十八年(西元一九零五年)刊,大谷大學藏,馀洋六零九。
(5)《大乘止觀頌注》一卷,此系德川幕府時代,日人妙立慈山(西元一六三七-一六九零年),對本書正宗分末尾的頌文,作的注釋。刊於元祿四年(西元一六九一年),現(xiàn)在三處備存: 龍谷大學二六五一.一, 大谷大學馀大二六零 七, 立正大學A一二.四零三。
(6)《大乘止觀真?zhèn)巍芬痪恚缹嵱,寫本,現(xiàn)存於比 山的無動寺。
(7)除此之外: 光謙(西元一六五四-一七三九年)曾於其所著的《止觀開講要議》中,對本書引用了兩個問答; 普寂(西元一七零七-一七八一年)在其《起信論義記要決》、《止觀復真鈔》、《集注詮要》的三書之一,把本書列為偽書。
(8)明治以后,日本佛教學界,對於本書所作的議論者,大約有如下的十一篇文字可查:
[1]天納中海氏的〈大乘止觀法門 真?zhèn)?就 〉,《四明馀霞》第二六二號,明治四十年十月十日。
[2]大野法道博士的〈南岳慧思 學風〉,《佛教學雜志》一卷三號,大正九年。
[3]村上專精博士的〈大乘止觀法門 作者 就 〉,《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大正九年。
[4]望月信亨博士的〈大乘止觀法門〉,《佛教大辭典》,四卷三二七零頁。
[5]布施浩岳博士的〈南岳大師 天臺學〉,《宗教研究》三卷五號,大正十五年。
[6]平了照博士的〈南岳大師 著書 真?zhèn)巍,《山家學報》新一卷四號,昭和六年。
[7]高橋勇夫氏的〈大乘止觀法門 撰者 就 〉,《佛教研究》六卷四條,昭和十七年十至十二月號。
[8]高橋勇夫氏的〈大乘止觀法門 內(nèi)容 關 研究〉,《東洋大學論纂》 二號,昭和十七年。
[9]安藤俊雄博士的《天臺學--根本思想 展開》一七零頁。
[10]本幸男博士的〈性起思想 惡 就 〉,《印度學佛教學》五卷二號。
[11]關口真大博士的《天臺止觀 研究》九二頁及一二七頁、一三四頁。
注解:
注 一、《大正》四六,《縮藏》陽四,《續(xù)藏》三二.九頁。
注 二、依據(jù)《釋門正統(tǒng)》、契嵩所撰之《行業(yè)記》,以及《鐔津文集》卷一五。并參照陳垣氏的《釋氏疑年錄》二零四頁。
注 三、根據(jù)《釋門正統(tǒng)》,參照《釋氏疑年錄》二五五頁。
注 四、依據(jù)《新續(xù)高僧傳》卷九、《靈宗論》卷首自傳、《釋氏疑年錄》四零七頁。
注 五、《大正》四六.六四一頁下;《續(xù)藏》九八·四三七頁D─四三八頁A。
注 六、《大正》四六.六四一頁上;《續(xù)藏》九八·四三七頁B。
注 七、《續(xù)藏》九八.四三八頁A〈大乘止觀釋要自序〉。
注 八、《續(xù)藏》九八.四四零頁B。
注 九、《佛祖統(tǒng)紀》卷二五,《大正》四九.二五八頁上。
注一零、《續(xù)藏》九八.三五九頁D。
注一一、同右,三八六頁C。
注一二、同右,三八八頁A。
注一三、同右,四一六頁D。
注一四、同右,四二一頁D。
注一五、同右,四二二頁B。
注一六、同右,四二五頁A。
注一七、同右,三六二頁B。
注一八、同右,三六四頁B-C。
注一九、同右,三七八頁C。
注二零、同右,四一一頁C。
注二一、同右,四二零頁A。
注二二、同右,四二九頁A-C。
注二三、《佛書解說大辭典》第七卷三零五頁C-D參照。
注二四、《續(xù)藏》九八.四四一頁C、四六八頁A。
注二五、同右,四七五頁A。
注二六、《佛書解說大辭典》第七卷三零四頁A-B參照。
注二七、《大乘止觀述記》一七頁。
注二八、同右,六六頁。
注二九、同右,九六-九七頁。
注三零、同右,二零七頁。
注三一、同右,一三九頁等。
注三二、《佛祖統(tǒng)紀》卷六,《大正》四九.一八零頁下。
注三三、同注九。
注三四、同注五。
注三五、同注六。
注三六、島地大等氏的《天臺教學史》第三編第一章第一節(jié)(《現(xiàn)代佛教名著全集》九·二八九頁上)中說:「從來之諸宗,悉皆絕跡,經(jīng)疏零落,幾至全部煙滅!
注三七、《續(xù)藏》九八.四三七頁A。
注三八、《大日本古文書》九.一四頁;東洋文庫刊行石田茂作之《奈良朝佛教研究》附錄;《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二六一九號,至於此目錄所載的「天平十八」實系「天平十九」之誤。
注三九、《大日本古文書》一一.五六六頁;《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二六三六號。
注四零、在《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二六三三號項下,有「禪師」三字。
注四一、「曲授禪師」的「曲授」二字,與現(xiàn)行本書卷首之「南岳思大禪師曲授心要」的「曲授」二字相同,值得注意。
注四二、《大日本古文書》一二.五二五頁:《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中缺此記載。此項文書在《正倉院文書》,寫為《奉寫章疏集傳目錄》。
注四三、《大日本古文書》八.五二六頁;《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二六二零號,雖其年代不詳,卻以其類推而被收於「天平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的條目之次條。
注四四、《智證大師全集》一.一二四頁;《日本大藏經(jīng)》的〈諸大乘論章疏〉一.一四一頁。
注四五、《惠心僧都全集》三.二七五-二八零頁。
注四六、《大正》七零.二八零頁中。
注四七、天納中海氏「大乘止觀法門 真?zhèn)?就 」,《四明馀霞》二六二號六頁(明治四十年十月十日)。
注四八、《大日本佛教全書》中的《三大部私記》二零七頁。
注四九、本書卷一,《大正》四六.六四三頁中。
注五零、本書卷一:「得果時迷事無明滅也」!洞笳匪牧娜撝。
注五一、《大日本佛教全書》的《三大部私記》五四一頁。
注五二、《玄義私記》五末二十三丁、三十丁、《止觀私記》五末三丁。
注五三、《日蓮圣人遺文》昭和定本一.七五八頁。
注五四、同右,七四一頁。
注五五、村上專精氏的「大乘止觀法門 作者 就 」,《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大正九年六月十日)參照。
注五六、日本永超所集,卷一,《大正》五五.一一四五-一一六四頁。
注五七、日本謙順所撰,三卷,現(xiàn)存於《大日本佛教全書》的《佛教書籍目錄》第一。
第三節(jié) 本書真?zhèn)螁栴}之研究
如上節(jié)所舉,有關本書作者的傳述,以及真?zhèn)螁栴}的討論者很多,但是,因其傳述不一,甚至最先提出真?zhèn)我蓡柕淖C真,也未敢作論斷。到了明治之后,雖有若干學者,為此問題,爭持很久,迄今仍未有人提出決定性的證據(jù),來證實本書之真或偽。實際上,無論本書是否出於南岳慧思的親撰,價值之偉大,依然絲 毫不受影響,我們可從中日兩國學者之重視本書的事實,得到明證;尤其在日本,本書的真?zhèn)螁栴}系日人提出,他們重視本書并引用本書的歷代學者,卻又超過了中國。在上節(jié),僅是例舉資料;在本節(jié),我們再就資料,加以考察。
(一)慧思撰述說的檢討
1.有的學者以為,《大乘止觀》,雖非《起信論》的釋論,運用《起信論》來說明作者特有的思想之處,卻確實不少,可是《起信論》的譯者真諦,乃系慧思同一時代的人,慧思不可能見到《起信論》,以此推論,本書之謂出於南岳慧思者,當屬一種誤信的傳說(注一)。
2.寶地房證真以為:「彼文恐非南岳所出,文勢不似大師筆故,義勢不似馀部故;又《景德傳燈錄》二十七『南岳傳』中(中略)不云《大乘止觀》也!
另外有人,更有如下的幾點疑問(注二):
(1)根據(jù)南岳的《立誓愿文》來看,慧思乃是一位《法華經(jīng)》和《般若經(jīng)》的信仰者;若照他《隨自意三昧》等的思想路線,他之站在《般若經(jīng)》的立場,是無可置疑的?墒,若從般若思想來看本書《大乘止觀》,毋寧要說是采納了《華嚴經(jīng)》的意趣,較為正確。這一點,恐怕就是證真所說的「義勢不似馀部」的 理由了。
(2)慧思嘗師事慧文,他們兩人,同為龍樹的崇拜者,因此,也同為龍樹佛教學的宣傳者?墒,本書的立場,并不與龍樹系的思想相容,倒與無著系的淵源有關,例如運用分別性等三性說之法相,來說明大乘止觀的體狀,又采用《起信論》的論旨,作為理念的基礎,以說明止觀之所依止。
(3)天臺大師,重視「金口相承」與「今師相承」,所謂「金口相承」,主要在於教相,「今師相承」則屬於觀門方便,此一觀門,當系相承於南岳,故在《摩訶止觀》中,也說到「天臺傳南岳三種止觀」的事。然而本書之中,并沒有發(fā)現(xiàn)所謂「三種止觀」的說法,更可注意者,在所有現(xiàn)存的南岳著作中,也都未見三種止觀的名目。
(4)主唱「今師相承」的天臺智 ,在其著作之中,和他由於灌頂章安的錄記之中,以及荊溪湛然的述作之中,竟然均未舉示《大乘止觀》的內(nèi)容,甚至連本書的書名,也未提示過。又可注意者,南岳現(xiàn)存之著作而未見於天臺等著述中的,并不僅是《大乘止觀》。
(5)考察本書以外的南岳著作,例如《隨自意三昧》、《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以及《次第禪門》等書,僅用了「禪定」及「三昧」等的名相,未嘗用過 「止觀」的名稱。
(6)在《隨自意三昧》之中,乃以第八識為純凈的真識,第七識為純智的解識,前六識為煩惱妄想。這是當時盛行於北魏方面的地論宗的意趣。但是,本書對於心意識的觀念,則取《起信論》的立場,以第八阿梨耶識為真妄和合識,以第七識為我執(zhí)識,此與當時地論宗的說法是不相容,倒是與攝論宗所說者相類似。若此兩書同為南岳所作,何以會有不同的立場。
(7)南岳曾經(jīng)師事北齊慧文(注三),慧文是由讀龍樹《中觀論》的〈四諦品〉偈:「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而得恍然大悟的人。所以,南岳與北齊,也都是宗仰龍樹的人,亦以弘通龍樹的實相論為主。例如南岳的《隨自意三昧》及《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等,均系依據(jù)實相論而作的東西。可是本書,乃系依據(jù)馬鳴的《起信論》,即是一種緣起論的立場者。這一點,可能便是證真所指「文勢不似大師筆故」的理由了。
3.尚有學者以為(注四):閱讀本書之時,偶爾可以發(fā)現(xiàn)其文章有若干澀滯之處。并且以為,本書之中,帶有和臭的文句者,最足注目的,即是本書開卷之處本文之前的一段長達六十五字的按語(注五),以此亦可推及其他了。
同時,在貞舜的《七帖見聞》之中說:「或記云大華嚴寺曇法師述」云云。 即依《起信論》,而彼論時代,隋前后,「非南岳所覽」。另有永超的《東域傳燈目錄》卷下,提及「《大乘止觀》一卷,曇遷述,未詳真?zhèn)巍。這是說,本書非出南岳慧思,乃是出於曇遷之手。然而,曇遷是北地攝論宗的始祖,唯有住於禪定寺等的記載,尚未從其史傳之中,見過他曾住過大華嚴寺的文獻,何況《東域傳燈目錄》中,另也有著「《大乘止觀》一卷,南岳思撰」的記載。
至於南岳是否能有見到《起信論》的可能,待下一段中再推考。如果僅以此點疑竇,而否定本書是由中國傳至日本的史實,甚至以為是出於日本學者的偽作,那是不足取信的事。
但是,卻有日本學者,從天臺教學史的考察上,認為由天臺始唱,經(jīng)唐之荊溪為之敷演,及於宋之知禮將之再興,便在六識之上,成立了始覺的法門;日本方面,則經(jīng)傳教、慈覺、智證、安然等人,在比 山興起的日本天臺宗,即在九識的建立之上,成立了本覺的法門。本書思想,則與之相當,故而推想是成立於日本平安時代(西元七八二-一一九七年)的中期,是出之於比 山的學僧之手 (注六)。其實,這是不堪一擊的一種假想,因為本書之在日本出現(xiàn),早在奈良時代(西元七零八-七八一年)的古文書中,已經(jīng)有了記載,何至於反而到了平安時才被日僧偽造出來!
(二)慧思真撰說的論定
1.如前述貞舜的《七帖見聞》,以及其他的資料(注七),以《起信論》的譯出年代作考察,來否定本書之為南岳慧思的撰述,根據(jù)論者的反駁(注八),已將此一觀點推翻。
(1)《歷代三寶紀》卷一一之太清四年(西元五五零年)說。
(2)《開元釋教錄》第六的承圣二年(西元五五三年)說。
(3)揚州僧智愷的《起信論序》之承圣三年(西元五五四年)說。
在此三說之中,最遲的一種為梁之承圣三年。南岳慧思於北齊天保六年(西元五五五年),入光州之大蘇山,可見尚在他入大蘇山前之一年,乃至四年,《起信論》已被譯成了漢文。縱然以承圣三年為準,距離南岳入寂的陳宣帝太建九年(西元五七七年),尚有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所以,如說由於真諦與南岳同時,便無法見到真諦所譯的《起信論》,在年代上的推論是站不住腳的了(注九)。
2.寶地房證真的《三大部私記》所指出的疑竇,共有六點,加以概括,則不出如下的四點: 與天臺宗的宗義不符合; 在南岳的各種傳記中,未見列舉本書之題名; 本書的文勢與南岳的其馀各書不相類似; 在所傳的資料中,或謂本 書是曇遷所撰,或稱是遙惻撰,事實上當然也有說是南岳撰的。因此,證真本人,也只是疑而不決罷了!但這四點,可以包括前述的諸難。
現(xiàn)在,且對這四點的疑難,逐條批判如下:
(1)所謂與天臺宗的宗義不符合,便懷疑本書之非南岳所作,這是一種倒果為因的推論法,不合邏輯的原則。須知,天臺宗的創(chuàng)始者,不是南岳,而是南岳的弟子天臺智 ,南岳的思想之一部分,固被智 所承受,并將南岳視為天臺思想的主要源流。但是,南岳慧思撰述本書,當在他的晚年,也就是在智 於大蘇山親近慧思而已由大蘇山去了金陵之后,述南岳始撰本書,比起《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的撰作年代,本書之撰成,要遲一些?墒,從智 雖未從南岳親承本書的思想,在智 的思想中,承受本書的理念之處卻有很多,此且留到后面第三及第四章中,詳作研討。
我們怎么知道本書是南岳的晚年作品?因在章安所寫的《智者大師別傳》之中,曾說到南岳慧思授智者大師以「四安樂行」,這是智 在大蘇山親近南岳之際。又在南岳的《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之中,說到了如《隨自意三昧》中說(注一零),可見《隨自意三昧》的撰作時間,要早於《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則在智 參於大蘇山的時代完成;另一篇《立誓愿文》,也是始於大蘇山 時期。至於《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二卷,撰作的確實年代不詳,諸種南岳傳記之中,卻多有列舉其題名者,在南岳自己的其他諸作中,則未自舉其名,故有類於《大乘止觀》,但其用三昧之名為題,又類於《隨自意三昧》。以此推想,此文早於《大乘止觀》而遲於《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再看《大乘止觀》的文字組織及思想體系,比起前述各種,均要整然而嚴密得多,加之在智 的述作之中,也未見到此書之名。因而相信,乃系出於南岳晚年的杰作了。
(2)因在南岳諸傳記中,多未列舉本書之名,故而懷疑本書之非出於南岳所作,這也未必能夠視為確論。我們從現(xiàn)存於藏經(jīng)中的《大乘止觀》,標為「曲授心要」看來,可知本書不是撰述之作,而是一種口傳的或口述的作品,在唐之道宣時代(西元五九六-六六七年),可能尚未成為一部書的型態(tài),故在道宣寫作《續(xù)高僧傳》(成於貞觀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及《大唐內(nèi)典錄》(成於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之際,或者雖已成書,而尚流傳不廣,以致被道宣律師之所漏列。灌頂章安大師(西元五六一-六三二年)是天臺三大部的功臣,他的時代與道宣相當而略早,在他所整理出來天臺三大部中,未曾標示出本書之名,也就不足為奇了。
本書之在唐代,未能廣被流行的另一重要原因,可能在於玄奘憎惡舊譯經(jīng) 典所致。因為本書的成立年代,是在真諦譯出《起信論》及《攝大乘論》之后,又在玄奘自印度回國之前,本書之中,引用《起信論》與假借《攝大乘論》之處甚多,可是,一到玄奘回國(貞觀十九年)之后,即令教界「不許講舊所翻經(jīng)」 (注一一)。由此推想,本書是在《起信論》譯出而已流行之后,在玄奘回國之前的階段中,可能已由成立而被流傳,但到貞觀十九年后,由於玄奘的請求,不許再講舊所翻經(jīng),《起信論》及《攝大乘論》,正好屬於舊翻之列,以此舊翻之論書為基礎的中國著作如本書者,也可能受到了流通的禁止,道宣的《續(xù)高僧傳》正好也是完成於玄奘回國之年,《大唐內(nèi)典錄》則更在其后十九年始成。
(3)本書的文勢與南岳其馀各書不相類似,這也是事實,和《隨自意三昧》、《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等比照之下,本書確實不同。因為前者是站在龍樹實相論系統(tǒng)的立場,后者則為站在馬鳴緣起論系統(tǒng)的立場。然而,我們不妨作更進一步的研討,由於慧思著作之殘留於世者,為數(shù)不多,可能尚有若干部書的思想系統(tǒng),和實相論相違而與緣起論相應者。因為實相論系統(tǒng)的印度著述,譯成漢文的時代較早,所以慧思的早期或前半期思想,是沿著北齊慧文的路線在走。當他后半期生命歷程中,因由真諦三藏譯出了《起信論》及《攝大乘論》和《攝大乘論釋》,便使他接觸到了新思想的啟示。前半期的他是依據(jù)《般若 經(jīng)》而有《隨自意三昧》及《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兩種三昧的撰述;后半期則依據(jù)《起信論》及《華嚴經(jīng)》而有本書之述說,以《起信論》為骨架而開示了一心三觀的止觀法門。由其前后所依經(jīng)論之不同,義理及其文勢,自亦不能無異了。
再就上述不同的思想,加以考察,我們應當從認識論的觀點上推論。在佛教中的認識論,一般地說,可分成二種:一是凡夫的認識,二是佛陀的認識。我們凡夫乃至菩薩的認識,是相對的,是可因了環(huán)境及所受的教育和努力與否,而有改變的,因其尚未透得絕對的價值理念,所以是相對的;唯有佛陀,已經(jīng)實證諸法實相,故為絕對的認識。南岳大師之尚未成佛,乃是無可置疑的,因其自稱:「吾一生望入銅輪,以領徒太早,損己益他,但居鐵輪耳。」(注一二)故其前后思想系統(tǒng)之變遷,不足為異;況其基本之力行思想未變,由禪定三昧而進入止觀法門,說法不同,實際則是一樣東西。
同時,在佛教史上,一師的撰述而有義勢之互異者,亦不乏先例。比如印度的馬鳴,他為闡揚大乘之真如緣起論而著有《起信論》,又以《無我義經(jīng)》論述了空無相的思想。再看龍樹的撰述,他以《十二門論》等宣說消極的實相論,又以《大智度論》等宣說積極的實相論(注一三);他以《中觀論》、《十二門論》、《七十空性論》為主,來「破小揚大」,又以《回諍論》、《六十頌如理論》、《廣破經(jīng)廣破論》為主,來論破外道;他以《大智度論》來高揚般若性空的思想,又在《十住 婆沙論》之中,鼓吹了他力的凈土思想(注一四)。另看世親的撰述,他被稱為千部論主,然卻分別站於大乘及小乘的兩種立場,在大乘方面,又分別為《法華經(jīng)》、《般若經(jīng)》、《華嚴經(jīng)》、《涅槃經(jīng)》、《維摩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等經(jīng)作注釋,尤其著力於阿梨耶識思想和如來藏思想,所以他的撰述,極為復雜(注一五)。因此,到了世親的四大弟子,便各傳一系了:安慧(西元四七零-五五零年)傳其毗曇學;陳那(西元四零零-四八零年)傳其唯識及因明;德光傳其小乘有部之律學;解脫軍(Aryavimuktisena)傳其般若學(注一六)。
我們以馬鳴、龍樹、世親之撰述態(tài)度,來比論南岳慧思的思想之前后異趣,則很容易相信《大乘止觀》是出於南岳的真?zhèn)髁恕?/p>
(4)由於有些資料中,曾說到曇遷撰述《大乘止觀》,遂有以為現(xiàn)存的本書為曇遷的作品(注一七)。但這同樣也是問題,因在《續(xù)高僧傳》卷一八的「曇遷傳」中(注一八),亦未見其列出《大乘止觀》之書名。
既然有此傳說,不妨把與本書真?zhèn)螁栴}有重大關聯(lián)的真諦、慧思、曇遷等三人的住世年代,對照列表如次:
真諦三藏:西元四九九-五六九年
南岳慧思:西元五一五-五七七年
曇遷法師:西元五四二-六零七年
從日本方面對於本書傳流史的考察,謂是出於曇遷者,綜合起來則有如下的六起:
《奈良朝古文書》「天平勝寶三年五月廿五日」條下(注一九)說:「遷禪師述」。
圓超(西元?-九一四年)撰《華嚴宗章疏并因明錄》(注二零)中說到:「《大乘止觀》一卷,曇遷述」。
永超(西元?-一零九四年)撰《東域傳燈目錄》卷下中說到:「《大乘止觀》一卷曇遷撰,未詳真?zhèn)巍!?注二一)
珍海(西元?-一一五二年)撰《三論玄疏文義要》卷五(注二二) 中說到:「有《大乘止觀》兩軸,是南岳思禪師作,又有本題下云曇遷法師制。」
證真的《止觀私記》卷八中有說到:「或本題下注云曇遷撰!
舜貞(西元一三三四-一四二二年)的《七帖見聞》一本七零頁右 云:「或日記云,大華嚴寺曇法師述云云!
若從這六起資料的年代上考察,此種述的根由,始於《奈良朝古文書》,此下諸人,不過是以訛傳訛而已。至於最早之人,怎會將本書誤傳成為曇遷所撰的呢?那亦并非全無原因,因為南岳的寂年,僅比真諦的寂年晚了八年,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南岳接受真諦的譯作而發(fā)為自己的論書者,比較沒有可能(實則并非不可能,已如前述),何況在南岳傳記中,也未提及他與《起信論》和《攝大乘論》的關系。再說「曇遷傳」中,雖亦未曾列出本書之名,但其思想路線,頗與本書的立場類似,比如本書引用的《華嚴經(jīng)》、《起信論》、《楞伽經(jīng)》,尤其是《攝大乘論》,乃是曇遷於北地專門弘揚的大法,此在他的傳記中,有著明白的記載(注二三);同時,當曇遷於二十一歲(西元五六二年)出家之時,《起信論》已被譯出了九年以上。根據(jù)這一判斷或猜想,便將本書誤傳為出於曇遷之手了。實則一書而於兩地被傳為兩師所出者,也不乏其他的例子,比如《瑜伽師地論》,在漢譯是彌勒造的,在藏譯則謂為無著造的,誰是誰非,頗難論斷。
不過,我是主張本書出於南岳的真撰,但卻未必是由南岳親筆寫成,已如前述,是屬於口述的論書,故與他親筆所寫的東西,在文字上也有出入。我們知道,天臺智者,固有其親撰的作品,他的主要的天臺三大部,卻是由他口述而為 其弟子灌頂寫成的,故我相信,《大乘止觀》不是南岳親撰,只是由其口述口傳,到他的弟子,甚或是再傳弟子之時,始被寫成。因在慧思禪師的三種傳記之中,均說到「口授」的事:
1.《續(xù)高僧傳》卷一七:「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注二四)
2.《景德傳燈錄》卷二七:「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注二五)
3.《佛祖統(tǒng)紀》卷六:「所著述,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注二六)
因此,除了南岳本人的思想有前后期之分,在他弟子筆錄的文字方面,也可因了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縱為一人筆錄,也可能有青年時代與晚年時代的不同 (注二七)!独m(xù)高僧傳》與《景德傳燈錄》,均謂「無所刪改」,諒系指的文章義理,一如佛陀說法,也是口授成章,后經(jīng)弟子結集,便成經(jīng)典。又如孔子的《論語》,亦系口授成章,而為門人記錄成篇者。如要說成記錄后的文字與口授時的口語之間,一字不易者,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僅作論斷,尚無法也不必作為本書真?zhèn)蔚淖詈蠖ㄕ摗?/p>
注解:
注 一、布施浩岳博士的《南岳大師 天臺學》所引者,《宗教研究》新三卷五號(大正十五 年九月一日)。
注 二、《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大正九年)。
注 三、《四明馀霞》第二六二號六-七頁(明治四十年十月十日)。
注 四、《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三頁。
注 五、《大正》四六.六四一頁下,有這樣的一段小字注明:「行者若欲修之,當於下止觀體狀文中學,若有所疑不決,然后遍讀當有斷疑之處也。又此所明悉依經(jīng)論,其中多有經(jīng)文論偈,不得不凈御之,恐招無敬之罪!勾硕挝淖郑晕铱磥,的確不像中國人所為,更非南岳所說,乃系日本學人在寂照入宋之前,為了尊崇起見而作的按語。
注 六、《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四頁。
注 七、《佛書解說大辭典》七卷三零四頁。
注 八、《宗教研究》新三卷五號。
注 九、同右。
注一零、《大正》四六.七零零頁下。
注一一、《續(xù)高僧傳》卷二五「法沖傳」!洞笳肺辶悖撓隆
注一二、參同本章第一節(jié)注三二。
注一三、釋圣嚴的《印度佛教史》第九章第一節(jié)。
注一四、《十住 婆沙論》卷五〈易行品〉!洞笳范牧沩撓拢奈屙撋。
注一五、釋圣嚴的《印度佛教史》第十章第二節(jié)。
注一六、釋圣嚴的《西藏佛教史》第二章第一節(jié)。
注一七、《佛教研究》六卷四號六九-七零頁(昭和十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注一八、《大正》五零.五七四頁中。
注一九、參看本章第二節(jié)二目一項 條。
注二零、《大正》五五.一一三四頁中。
注二一、參同本章第二節(jié)注五五。
注二二、《大正》七零.二八零頁中。
注二三、《大正》五零.五七二頁上-中、五七四頁中。
注二四、《大正》五零.五六四頁上。
注二五、《大正》五一.四三一頁下。
注二六、《大正》四九.一八零頁下。
注二七、《四明馀霞》二六二號九頁。
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 第二章 《大乘止觀法門》的真?zhèn)渭捌渥髡?/strong>
第一節(jié) 南岳慧思禪師及其著述
關於《大乘止觀》這部論書的作者,自古以來,諸說紛紜而無定論。對於本書加以解釋的,則有宋代的了然、明末的智旭,以及近代的諦閑等諸人,他們一如大多數(shù)的中國高僧的態(tài)度,對於先賢古德所留下的遺著,不輕易地作反面的推測,所以,他們都是站在天臺宗學者的立場,將本書用天臺宗的正統(tǒng)思想,加以疏說,故誰也都未曾懷疑本書之出於慧思禪師的說法有什么問題。
但是,不論是肯定或否定本書之出於慧思禪師之說的觀點,均應先來對於慧思禪師的生平及其所持的思想背景,作一較為清晰的考察和認識。所以,且讓我們從各種史傳資料中,把關於慧思禪師的重要記載,作一介紹與分析。
慧思禪師的俗家姓李,於北魏延昌四年(西元五一五年),也就是梁武帝天監(jiān) 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生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注一),相當於現(xiàn)代的河南省汝寧的上葵縣之東。自幼皈佛樂法,信仰誠篤,并曾夢見普賢菩薩,乘白象王,現(xiàn)於其前,摩其頭頂。從此,在他頂門之上,即有肉髻瑞相隆起(注二)。
因此,到了北魏孝莊帝永安二年(西元五二九年),當他十五歲時,即行出家受具足戒,此后的五年之間,專誦《法華經(jīng)》及諸大乘經(jīng)典(注三),精進於學行二道。然在二十歲那年,即是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西元五三四年),因讀妙《勝定經(jīng)》而有所感,遂常經(jīng)行於林野,遍訪禪德,好於禪修(注四)。因此「復更發(fā)心,求善知識,值慧文禪師,稟受禪法」(注五)。此處所謂的禪法的稟受,乃是指的觀心之法。自此,聽講、參禪,晝夜研磨,不敢懈怠;鬯级U師因此得力而開悟,此在《佛祖統(tǒng)紀》卷六,有如下的記載:「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fā)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yè)相。轉復勇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yè)生,業(yè)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yè)非可得。遂動八觸(注六),發(fā)根本禪,因見三生行道之。夏竟受歲,將欲上堂,乃感嘆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nèi)愧深矣!粚⒎派硪斜冢砣淮笪蚍ㄈA三昧。自是之后,所未聞經(jīng),不疑自解。」(注七)
這是慧思禪師在修道過程中的主要得力處,由於他有了這種深厚的宗教經(jīng)驗 之后,便展開了他在此后的行化工作,且能經(jīng)得起屢次三番的打擊與阻撓。
例如,在東魏武定六年(西元五四八年),慧思禪師三十四歲那一年,在河南的兗州,因與大眾議論,而為惡比丘所毒,垂死而復活。這是他所遭遇的第一次法難。從此之后的慧思禪師,幾乎終其一生,經(jīng)常是處於接受迫害的環(huán)境之下。又如到了北齊天保四年(西元五五三年),慧思禪師三十九歲之時,在郢州地方,受到惡眾的毒殺,他有三位弟子,即因此而死,師亦負了重傷(注八)。再到天保七年(西元五五六年),禪師四十二歲之際,於光州城西的觀邑寺,重講摩訶衍義之時,受到惡論師的惱亂(注九)。第二年,禪師四十三歲,為南定州的刺史,講摩訶衍義,又遭到惡論師們的惡心惱亂,施以種種惡毒手段,斷絕檀越的飲食供養(yǎng),經(jīng)歷五十日間,唯遣弟子化得,以濟身命(注一零)。
對於一位行道的沙門,為了自己的悲愿而受到如此種種的酷毒的迫害,在當時的諸禪師中,恐怕是僅其一人而已,即在整個的中國佛教史上,像這樣的實例,也不是尋常之事。
那么,慧思禪師,他為什么會經(jīng)常處於被迫害的狀態(tài)之下的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僅從慧思禪師的傳記資料中看,對此并無明確的述,不過可以確定一點,那就是他的發(fā)自悟境的言論,與一般人所持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有所 抵觸。也就是說,他對佛法的理解態(tài)度,比之於當時其他的論師們,頗有特異之處,或優(yōu)勝之處,所以不能見容於當時的佛教界的同道之間。這一事實,可以找出如下的三種記載,作為依據(jù)。
(一)《續(xù)高僧傳》卷一七:「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注一一)這段文字,在《天臺九祖?zhèn)鳌芳啊斗ㄈA經(jīng)顯應錄》等書中,也曾引用。
(二)同為《續(xù)高僧傳》卷一七中,尚有一段值得注目的文字:「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眾雜精,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為害。乃顧徒屬曰:大圣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注一二)此段文意在《景德傳燈錄》以及《天臺九祖?zhèn)鳌分校灿幸谩?/p>
(三)《神僧傳》卷四,又有如此的記載:「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注一三)
由於以上所錄三段文字看來,不難了解慧思禪師當時的環(huán)境,是一個僅重義理之學的局面,一旦遇到慧思禪師這樣一位行解并重、定慧雙舉的大德出世,固然能為真正的佛法開出新的氣象,卻為當時的流俗比丘之所不容。像這樣的比丘,可說歷代都有,他們也懂佛理,并且能夠聚眾講授,如不是遇到杰出的善知識出世,他們的確也是能為佛教撐持門面的師匠,可惜他們有學問而無行持,更無實證工夫,所以滿心仍是人我利害的觀念,一旦遇到和他們的私利沖突的境界出現(xiàn)時,他們便無法把握自己,便會以嫉妒或怨毒之心,加害於人,甚至以間諜的罪名,來誣栽於人,置人於死地而始甘心!
可見,慧思禪師之屢遭迫害,主因當在於知見的、或思想的、或風格的不同於流俗的比丘及論師們,但也夾雜著名聞利養(yǎng)的感情問題在內(nèi)(注一四)。大善知識雖無爭取名聞利養(yǎng)之意,但必實至而名歸;又所謂樹大招風,名大招妒,釋尊在世,尚所不免,何況慧思禪師?因此他也毫無怨尤,并且以為那是他自己宿業(yè)所感。這種光明美善的心地,正好說明了他的人格和他的立場,的確是與佛法完全相應的。
由蒙受迫害而使慧思禪師產(chǎn)生的另一思想的反映,便是「佛法將滅」的末法觀念的強調(diào)。此有如下的數(shù)種資料可作根據(jù)!
(一)《續(xù)高僧傳》卷一七:「然我佛法,不久應滅!(注一五)
(二)《立誓愿文》之中則稱:「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歲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生!(注一六)
像這種末法思想以及進入了末法時期的警覺,并且為之宣揚者,在中國的南北朝時代,特別是在慧思以前的中國佛教史上,幾乎是未嘗發(fā)現(xiàn)的事。因此,慧思之在中國佛教的思想史上,也可稱作末法觀的先驅者了。又因為《立誓愿文》作於慧思禪師四十四歲之際,正好是在他遭受了現(xiàn)有文字可考的最后一次法難的第二年。由此可見,他的對於末法時期的警覺,的確是從屢次受同道迫害的體驗之中感受出來的。
佛法將滅,但他仍為佛法的存留於人間而作最大的努力。就在撰作《立誓愿文》的同一年,他也造了金字《法華經(jīng)》及金字《大品般若經(jīng)》。例如在《立誓愿文》中作了如下的述:「我於彼時,起大悲心,念眾惡論師,即發(fā)誓愿,作如是言:誓造金字《摩訶般若》及諸大乘王留璃寶函,奉盛經(jīng)卷!(注一七)
又於《續(xù)高僧傳》卷一七,有謂:「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莊嚴炫曜!(注一八)
這所謂「金字」《般若》及「金字」《法華》,一般是指以金泥所寫之經(jīng)典,故比其他以墨書寫的經(jīng)典寶貴得多,通常被視為稀世之寶,故其被流傳於后世的可能,要比墨寫的經(jīng)典大得多;鬯级U師的護持佛法之心,堪稱良苦!此與稍后的 《房山石經(jīng)》的盛舉,故亦頗有啟發(fā)或先導的功用。
然而,在遭受了屢次三番的迫害之后的慧思,一方面警覺到末法景象已經(jīng)降臨人間,一方面也警覺到生命的短促、世相的危脆,既不能大展度眾救世的悲愿,便退而興起了厭離世俗、棲隱山林、獨自修證的意念。此亦正是中國正統(tǒng)思想的形態(tài)之一,那就是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勾嗽凇读⑹脑肝摹防锩妫腥缦碌氖觯骸笐D畋驹,舍諸有為事,名聞及利養(yǎng),乃至惡弟子,內(nèi)外悉應舍!(注一九)「若不自證,何能度人?先學已證,然后得行,自求道果!(注二零)「欲安眾生先自安,己身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注二一) 「不得他心智,不應說法!(注二二)
從這些自我表白的意念看來,慧思禪師雖受中國正統(tǒng)儒家思想的感染,但他畢竟不是儒家學者,而是標準的佛家高僧,故在不能伸展自己的濟世悲愿之際,絕不怨天尤人,反而向內(nèi)自責,認為是自己的福德不夠,是他自己的濟世資糧不足。同時也使他覺察到,在末法時代,弘通佛法的工作,至為艱難,若不先自具備了解脫的能力,要想?yún)f(xié)助他人解脫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他獨自逃避,也非他的本意,故盼得了他心智后,再為眾生說法。此與小乘人的心量,自又不得同日而語了。
至於佛法的修持法門,不出戒定慧的三無漏學。然后通常著手工夫,不論念佛、讀誦、禮拜、經(jīng)行、沈思、默禱、靜坐、冥想、觀照、參究等等的得力之處,又無不屬於禪觀或禪定的同體異名。慧思禪師主唱「定慧雙舉」、「晝談理義」,是屬於慧業(yè);「夜便思擇」,是屬於定業(yè)。在他四十歲之后,極力闡揚定業(yè)的禪觀之學,目的正是為了自修,也為了勸人修行。甚至可說,他把對於慧業(yè)的功力,也是藉著禪觀之學的闡揚而表露出來。所以他是一位禪師--定慧雙開的禪師,而非僅玩紙面工夫及口頭工夫的論師,也非只顧盲坐瞎參的禪師可比。
慧思禪師對禪觀之學的觀點,由其所撰的《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上,可以看到如下的開示:「復次,如《勝定經(jīng)》中所說:若復有人,不須禪定,身不證法,散心讀誦十二部經(jīng),卷卷側滿十方世界,皆 誦通利。復大精進河沙劫,講說是經(jīng),不如一念思惟入定。何以故?但使發(fā)心,欲坐禪者,雖未得禪定,已勝十方一切論師!(注二三)
這是他對禪定之修持的贊揚,實則,縱觀他的一生,也以禪觀之行持與弘揚,為其徹始徹終的思想中心。特別根據(jù)他所著《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可以明白,在「有相行」及「無相行」的兩者之中,以「無相行」為畢竟究極之禪觀的根本。同時,慧思禪師之遭受屢次的迫害,與他所弘禪風之異於當時一般的小乘禪 者,亦為原因之一。
另一個佐證,便是天臺智者大師的《摩訶止觀》卷一之上,說明了他傳承了慧思禪師的漸次、不定、圓頓的三種止觀(注二四)。此所謂的圓頓止觀,便是不共於三乘的大乘止觀,此后也為中國的禪宗思想開了先河。故在《續(xù)高僧傳》卷一七「慧思傳」中稱:「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fā)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fā)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注二五)
這是道宣律師(西元五六九-六六七年),將慧思禪師的追述,所稱的「南北禪宗」,可能即是指的禪宗五祖門下的南北兩系,南方的惠能(西元六三八-七一三年)系和北方的神秀(卒於西元七零六年,傳稱百馀歲)系。道宣律師與中國禪宗南北二系的創(chuàng)始者,為同時代的人,所言當不至有誤。
但是慧思禪師既為中國禪宗的先聲,更是中國天臺宗的源流,因為天臺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之〈序文〉中自稱其:「天臺大師靈山親承,承止觀也;大蘇妙悟,悟止觀也!(注二六)
這是說智者大師在光州的大蘇山,追隨慧思禪師之際,慧思禪師為其開示普賢道場,為說《法華經(jīng)》的四安樂行,智者大師便於此山修行法華三昧,始經(jīng)三晚,誦《法華經(jīng)》至〈藥王菩薩本事品〉,心緣苦行而至「是真精進」之句下,解 悟便發(fā),在此悟境之中,見到他與慧思禪師曾在靈鷲山的七寶凈土,同聽佛陀說法的景象。佛陀當時所說示者止觀法門,他在大蘇山的慧思座下所悟者,也是止觀法門。由此可知慧思本人著重禪觀法門,傳給他的弟子們?nèi)缰钦叽髱煹,也以禪觀為主。再說天臺承受的圓頓止觀,則相當於后來禪宗的頓悟之說,此可從慧思禪師所說的圓頓之義,得到解答,例於:
(一)《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中說:「《法華經(jīng)》者,大乘頓覺,無師自悟,疾成佛道!(注二七)
(二)《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中說:「妙法華會,但說一乘頓中極頓,諸佛智慧!(注二八)
(三)《受菩薩戒儀》中說:「皆順正法,治生產(chǎn)業(yè),悉入圓宗。」(注二九)
從《受菩薩戒儀》中所謂的:「皆順正法,治生產(chǎn)業(yè),悉入圓宗」的意趣,可以明白慧思禪師是把日常生活,全部納入法門之內(nèi)的,換言之,因為日常的行持,其自體皆能隨順於正法者,便被包融於圓宗的大理念之中(注三零)。因此,由慧思禪師「曲授心要」而被記錄成書的《大乘止觀》,也就是圓頓止觀了。故在《大乘止觀》的末章之中,也將禮佛、飲食,乃至大小便利等的日常生活,運用作為實踐止觀法門的方式。
我們再來介紹南岳大師的生平及其著作。
他在三十四歲那年,在河南的兗州,為惡比丘所毒害,稍后至北齊的天保元年(西元五五零年),被送歸鄴都(現(xiàn)在的河南省臨漳縣境),嗣后決意南行,舍眾弟子,渡淮河。天保四年,至郢州(現(xiàn)在的湖北省鍾祥縣境),為刺史劉懷寶開講筵,再度受到惡眾的毒害。天保五年,至光州(現(xiàn)在的河南省涉川縣)之開岳寺,為刺史等講《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那年他初度南游,欲入南岳的衡山,但為兵亂所阻而未果。翌年天保六年,師四十一歲,入光州的大蘇山(現(xiàn)在的大別山山脈之一個支脈,名為英山)。天保七年,於光州城西之觀邑寺,再講摩訶衍義之際,又受到惡論師的毒害。八年,師四十三歲,於南定州,受刺史之請,重講摩訶衍義一遍,復遭惡論師的迫害。九年,歸大蘇山,合得諸方求造經(jīng)者諸比丘僧,於光城縣的齊光寺,造金字《大品般若經(jīng)》及《法華經(jīng)》。并且自作《立誓愿文》一篇,以明其心志。由此愿文的內(nèi)容可知,當時的慧思禪師,聲望遠聞,從學之徒云集。但所謂樹大招風,名大招嫉,妒其德望而妄加謗難是非的事件,也多了起來。
陳之光大二年(西元五六八年),師五十四歲的六月二十一日(注三一),初入南岳衡山,感悟了三生行道的跡象。於是講筵益盛,所受道士等的謗難,也與日俱增。但他能在陳宣帝的外護之下,專修法華及般若三昧,終得六根清凈位。關於這點,《佛祖統(tǒng)紀》卷六,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師問:『所證是十地耶?』曰:『吾一生望入銅輪(圓十住),以領徒太早,損己益他,但居鐵輪耳(師獲六根清凈,即是圓十信,別三十心,《華嚴》梵行、《瓔珞》鐵輪位也)。』」 (注三二)
又在《法華傳記》中發(fā)現(xiàn):復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境界明了,位至六根凈。(注三三)
陳宣帝為表對於慧思禪師的優(yōu)遇,特稱其為「大禪師」、「思大和尚」、「思禪師」之德號,即是根據(jù)以此。他在南獄,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太建九年(西元五七七年),均在禪觀之靜思之中度過。他也就在那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注三四),以六十三歲的世壽入寂。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則有為首的智 、僧照、大善、慧成、慧超、慧耀、慧涌、慧威、智、慧命、玄光、慧璀,以及靈辯等諸龍象。
再講南岳大師的著作,有文史可查的,有如下的多種記載:
(一)道宣撰《大唐內(nèi)典錄》卷五(注三五)稱,共有八部十卷:
1.《四十二字門》二卷。
2.《無諍門》二卷。
3.《隨自意三昧》一卷。
4.《次第禪要》一卷。
5.《釋論玄門》一卷。
6.《三智觀門》一卷。
7.《安樂行法》一卷。
8.《弘誓愿文》一卷。(「弘」字當系「立」字誤)
(二)《佛祖統(tǒng)紀》卷六(注三六)稱,共有九部十二卷,比《大唐內(nèi)典錄》多了一部二卷的《大乘止觀》。
(三)日本傳教大師最澄(西元七六七-八二二年)的《臺州錄》(注三七) 中,則說南岳大師作有《發(fā)愿文》、《安樂行》之外,尚有《受菩薩戒文》一卷。
(四)日本慈覺大師圓仁(西元七九一-八六三年)的《求法目錄》(注三八) 則謂南岳有《四十二字開義》、《無諍三昧》、《隨自意三昧》等。
(五)道宣的《續(xù)高僧傳》(注三九)卷一七,謂有七部九卷:
1.《四十二字門》二卷。
2.《無諍行門》二卷。
3.《釋論玄》一卷。
4.《隨自意》一卷。
5.《安樂行》一卷。
6.《次第禪要》一卷。
7.《三智觀門》一卷。
《續(xù)高僧傳》與《大唐內(nèi)典錄》,同為道宣一人所撰,也有詳略不同,《續(xù)高僧傳》比《大唐內(nèi)典錄》少列了一種《立誓愿文》。
(六)《景德傳燈錄》卷二七的「南岳傳」(注四零)中則謂有《四十二字門》及《無諍行門》各二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者五部各一卷。合為七部九卷。
(七)島地大等氏的《天臺教學史》(注四一),除了以上所舉的以外,又加上《大乘入道章》一部二卷。其排列次序為:
1.《大乘止觀法門》二卷。
2.《四十二字門觀》二卷。
3.《安樂行義》一卷。
4.《立誓愿文》一卷。
5.《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二卷。
6.《三智觀門》一卷。
7.《次第禪要》一卷。
8.《釋論玄》一卷。
9.《受菩薩戒文》一卷。(「文」字當系「儀」字誤)
10.《大乘入道章》二卷。
11.《隨自意三昧》一卷。
共計十一部十五卷,但是,現(xiàn)存者僅得其中的《立誓愿文》、《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安樂行義》、《大乘止觀法門》、《隨自意三昧》、《受菩薩戒儀》等六部八卷。但在大日本校訂大藏經(jīng)《縮藏》陽帙第四卷,以及《大正》卷四六,均只收入其中的《大乘止觀法門》、《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南岳思大禪師立誓愿文》共四部六卷。因此若要研究現(xiàn)存的南岳大師資料很少。正由於根據(jù)僅存的少數(shù)資料,來查考南岳大師的著作,便發(fā)生了思想基礎上的不調(diào)和現(xiàn)象,特別對於《大乘止觀》這部書的作者問題,異論紛紜,迄今未能解決。此到后面再作詳細的探討吧。
注解:
注 一、慧思禪師的《立誓愿文》!洞笳匪牧甙似唔撋稀
注 二、志磐撰《佛祖統(tǒng)紀》卷六!洞笳匪木牛黄呔彭撋。
注 三、《立誓愿文》!洞笳匪牧甙似唔撋。
注 四、《佛祖統(tǒng)紀》卷六!洞笳匪木牛黄呔彭撋稀
注 五、唐湛然的《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一之一!洞笳匪牧凰木彭撋。
注 六、重、輕、冷、熱、澀、滑、軟、粗,稱為八觸。
注 七、《大正》四九.一七九頁上-中!独m(xù)高僧傳》卷一七,《大正》五零.五六三頁上參考。
注 八、《立誓愿文》。《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中。
注 九、同右,《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中。
注一零、同右,《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下。
注一一、《大正》五零·五六三頁下-五六四頁上。
注一二、同右,五六三頁上。
注一三、《大正》五零.九七六頁上。
注一四、日人平了照氏的《南岳慧思傳》!渡郊覍W報》新一卷一號。
注一五、《大正》五零.五六三頁上。
注一六、《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上。
注一七、《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中。
注一八、《大正》五零.五六三頁上-中。
注一九、《大正》四六.七九二頁上。
注二零、《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上。
注二一、《大正》四六.七九一頁下。
注二二、《大正》四六.七八七頁中。
注二三、《大正》四六.六二九頁中。
注二四、《大正》四六.一頁下。
注二五、同注二,《大正》五零.五六四頁上。
注二六、《大正》四六.四六二頁上。
注二七、《大正》四六.六九七頁下。
注二八、《大正》四六.六三五頁中。
注二九、《受菩薩戒儀》!独m(xù)藏》一零五.四頁D。
注三零、大州圓領氏的《南岳慧思》!稏|洋大學論纂》一,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注三一、慧思禪師入南岳的年代,諸說不一,可舉者有如下七類:
(一)陳之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說者為《續(xù)高僧傳》、《天臺九祖?zhèn)鳌、《高僧摘要》、《大乘止觀宗圓記》卷一。
(二)陳之光大二年六月說者為《佛祖綱目》。
(三)陳之光大二年說者為《釋門正統(tǒng)》、《佛祖統(tǒng)紀》、《法華經(jīng)持驗記》。
(四)陳之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說者為《佛祖歷代通載》。
(五)陳之光大元年說者為《釋氏稽古略》。
(六)陳之光大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說者為《景德傳燈錄》。
(七)陳之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說者為《指月錄》。唯其不論於何年進住南岳,慧思禪師於南岳住了十年,則為古來之定說,因此,若以慧思禪師的入寂年時而言,乃是太建九年(西元五七七年),以此年代向上逆推十年,便是陳之光大二年(西元五六八年),為入南岳的正確記載了。光大元年及光大六年之說,當系誤傳之筆。
注三二、《大正》四九.一八零頁中。
注三三、《大正》五一.五九頁中。
注三四、慧思禪師入寂的年代,也有三說:
(一)陳之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說者為《續(xù)高僧傳》、《弘贊法華傳》、《景德傳燈錄》、《天臺九祖?zhèn)鳌、《釋門正統(tǒng)》、《佛祖統(tǒng)紀》、《佛祖歷代通載》、《新 科六學僧傳》、《釋氏稽古略》、《指月錄》、《高僧摘要》、《大乘止觀宗圓記》卷一等。
(二)陳之太建九年六月說者為《佛祖綱目》、《法華經(jīng)持驗記》。
(三)陳之太建九年說者則為《法華經(jīng)顯應錄》。
注三五、《大正》五五.二八三頁下。
注三六、《大正》四九.一八零頁下。
注三七、日本傳教大師最澄《將來目錄》中之《臺州錄》一卷!洞笳肺逦澹涣阄辶。
注三八、日本圓仁於日本國承和五年(西元八三八年,也就是我國唐朝文宗開成三年)之《入唐求法目錄》。
注三九、《大正》五零.五六四頁上。
注四零、《大正》五一.四三一頁下。
注四一、《現(xiàn)代佛教名著全集》九·二五二頁下。
第二節(jié) 《大乘止觀》真?zhèn)螁栴}的有關資料
《大乘止觀》之為慧思撰述說的真?zhèn)螁栴}的最先作有力的提出者,是於日本鐮倉時代(西元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年)之初,由一位名叫寶地房證真的天臺學者,在他撰作《天臺三大部私記》之際,涉及《大乘止觀》這部書時,便舉出了許多理由,懷疑現(xiàn)存文的《大乘止觀》,不像是出於南岳大師的作品。雖然在這以前,或在這以后,也有許多議論,但以證真的觀點最具代表性。
若以傳統(tǒng)的觀念或說法,本論是出於天臺宗的第三祖南岳大師的「曲授心要」,被編入現(xiàn)行《大正》卷四六的,也是這部論書(注一),F(xiàn)傳本書的流傳,則始於由日本送返中國之時,這是由於唐末五代的兵亂相繼,本書即與許多其他的佛典,便在中國散佚,卻在海外的日本等地,還被保留著很多珍本,本書可能是其中之一。到了趙宋之際,戰(zhàn)亂已過,國家平靜之后,有四明知禮(西元九六 零-一零二八年)出而再興中國的天臺宗風,故在南宋咸平三年(西元一零零零 年),日僧寂照(惠心僧都源信的弟子),將本書送到了中國的浙江省奉化地方,登 嶺之靈山,解篋出卷於遵式(武林天竺寺的慈云懺主,西元九六零-一零三二年)之前(注二),當時的遵式,對於本書嘉許不已,且為制序,又藉朱公由頁的 助力,將本書模板,廣為流布。此為本書在中國再度流通的開始,在此之前,初度流通的文書記載,則不易求得了。
在此之后,經(jīng)過一百馀年,到了南宋宣和三年(西元一一二一年),智涌了然(西元一零七七-一一四一年)(注三),為本書撰寫《大乘止觀法門宗圓記》(以下略稱《宗圓記》)五卷;又過五百多年,到了明末時代的 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注四),撰有《大乘止觀法門釋要》(以下略稱《釋要》)四卷。再過二百六十八年,到了民國的癸亥(西元一九二三年)之夏,寧波觀宗寺的諦閑,述作了《大乘止觀述記》(以下略稱《述記》)二十卷。以上三位大師,均以真摯和虔誠的態(tài)度,抱著弘揚本書的志愿,來為本書作釋,因此,本書之在中國佛教界,自始即未懷疑它不是出於南岳的作品。
現(xiàn)在,再就有關本書流傳的各種史料,加以論述如下:
(一)本書在中國的流傳
1.寂照(又稱寂昭)之來華與遵式的流布據(jù)說,日僧寂照,於咸平年間(西元九九八-一零零三年),將本書還傳至中國,在此以前,有關本書在中國流布的資料,迄今尚未發(fā)現(xiàn)過。至於寂照來華的 事實,以及本書從那以后又在中國流布的消息,可從如下的資料中得知詳情:
(1)根據(jù)遵式為本書所制的序文--〈南岳禪師大乘止觀原序〉曰:「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於海外;道將復行也,果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泛諸夏,既登 嶺,解篋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由頁,冠首序,出俸錢,模板,廣而行之!(注五)
(2)朱由頁為本書作的序文所記,亦與遵式的序文相似,他說:「嗟夫!斯教雖大顯示啟來者,而人世未之普見。流于海外,逮五百年。咸平中,日本國僧寂照,以斯教,航海而來,復歸圣朝!(注六)
(3)以上二種,戴於智旭的《釋要》之首,智旭本人,亦信此說為實,故在他自著《釋要》的本文中,也有這樣的記述:「今試細讀,實為圓三止觀總綱,文不繁而義已備,獨慈云懺主五百年后,序而行之,迄今又將五百馀年!(注七) 又說:「按此法門,唐末流散海外,有宋咸平三年,日本國寂照,持此本至四明,慈云師得之,為作序流通云。」(注八)
以上三人的意見雖同,但是,朱由頁謂:「流于海外,逮五百年」;智旭則稱:「唐末流散海外」。若據(jù)前者所言,自南岳大師之后,本書即流於海外,而未傳於中國本土了!斗鹱娼y(tǒng)紀》則與后者之說相當.在其《山家教典志》卷二五之 中,所標「南岳《大乘止觀》二卷」項下,有如下的一段記述:「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本國寂照,持此本至四明,慈云得之,為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注九)
由此看來,宋之咸平三年(西元一零零零年)或咸平中,因為日本僧人寂照之來華,而得到本書如慈云懺主遵式那樣的人,并未對其是否出自南岳所著的真?zhèn)螁栴},發(fā)生任何懷疑,唯以歡欣之情,為之制序,并請朱由頁,為之出資刊出。
2.本書的三種注釋書
(1)《宗圓記》五卷,收於《續(xù)藏》九八冊,宋代的了然所述。這是將《大乘止觀》,視為南岳大師親撰,并以圓教的觀點,來作的一部書。不但未對撰者的問題置疑,且系以其極為虔敬的態(tài)度,作了細密的疏釋。他是采用逐字逐句的全文解釋的方式,然而,通覽其全書,約可舉出如次的三項特色:
所釋文旨,力求與天臺智的止觀會同來看。故在其述撰著《宗圓記》的十種因緣之第一條,便說:「欲會天臺所說止觀與師不殊故」(注一零)。他確信本書是南岳所撰,又在重視傳統(tǒng)相承的信念下,也確認天臺止觀的源頭,便是南岳的本書。例如他為南岳讀《法華經(jīng)》十如是文所作的辯護(注一一);又以天臺的一念三千,意想本於南岳(注一二);另說本書的止觀體性之三性,和天臺的 《摩訶止觀》之〈正修章〉同一意趣(注一三)。并且論及南岳止觀與天臺止觀之同異(注一四);一性與三千性相,是異名同體(注一五);南岳的《大乘止觀》,乃屬於天臺止觀中的圓頓止觀(注一六)。縱覽《宗圓記》全書,幾乎處處彌漫了這種意愿的傾向。
精簡本書中所用名相義理之與《起信論》及唯識等所用之異同點!洞蟪酥褂^》采用的法相,類同并出於《起信論》及唯識論等者不少,了然對於這些,為了自他之立義不同,避免自宗與他宗混同起見,作了苦心的簡別。例如將一心與真如(注一七);業(yè)識、轉識、現(xiàn)識、虛狀等(注一八);二種如來藏,如實空和如實不空(注一九);體、相、用之三大(注二零)等,與《起信論》所作之對比。又以三性之名義(注二一),轉識得智之意義(注二二)等,和唯識比較,而作的同異公辨。
詳細判析與本書文字相關的名相教義。了然不僅條釋正面的文意,并且對於關聯(lián)的名相教義,提出種種的問題,加以申論解釋。這在《宗圓記》卷首所標多達五張紙四百三十多項的「條個」之中可見,他在撰著這種疏釋書時,對於天臺教學中的許多問題,提出了他自己的見地(注二三)。
(2)《釋要》四卷,現(xiàn)收於《 續(xù)藏》九八冊,明代的智旭所撰。在對於本書 撰者的問題上,智旭也和了然相同,毫未置疑,并且也是全部依照著天臺教義的觀點,予以解釋的。他一開始,以能起所起等八門十六雙義,解釋「大乘止觀法門」六個字的題義,很巧妙地以此點示出了本書的要旨,為讀者簡略地提供了全書的綱領。這部《釋要》,系以適當?shù)目婆,分析論文,顯彰文意。大體上說,智旭的見解,乃以本書和天臺止觀,是站在「名異義同」的立場,故將本書的一心,視為真如心,即是現(xiàn)前一念的妄心。以本書中止觀境界的三性,來會通《摩訶止觀》的十境(注二四);或以《摩訶止觀》的十乘,來配合《大乘止觀》全書的綱領(注二五)。又對本書所用阿梨耶識、覺不覺、如來藏之名義,以及三性三無性等的名義,均依《起信論》和唯識論等作解釋,最后即達成了與天臺之本義相融合的目的,使得本書成為天臺化的止觀法門,同時肯定了它的價值。比起了然的《宗圓記》,智旭的《釋要》,稍嫌簡單了一點,但對初心入門者而言,想要求知《大乘止觀》之大綱的話,那又寧可舍彼而取此了(注二六)。
(3)《述記》二十卷,民國增修《大藏經(jīng)》會校印,浙江省觀宗寺諦閑說,德明、圣性、圣心筆記,江妙煦勝觀居士「演述」并制序,民國癸亥(西元一九二三年)夏,經(jīng)歷八個年頭而完成,根據(jù)其序文所稱:「教傳震旦,去圣時遠,障深莫辨夫津涯,慧淺罕窺其宗趣」,「於是南岳大師《大乘止觀》,慨焉有作! 可知此書的態(tài)度,也和《宗圓記》及《釋要》相同,視本書為南岳的親撰,而以天臺智的教學思想,加以注釋。例如他以天臺的三止三觀及三諦說,解釋本書的止觀法門(注二七);又將天臺的四教判,來配合本書的圓融義(注二八);以天臺的百界千如及一念三千,來解釋本書的性染與性凈之俱時具有義(注二九);更以為本書的三性三無性,乃與天臺的三智三諦是同義異名(注三零)。此書比之以《宗圓記》及《釋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夾釋夾議,并加附注,讀來要比較容易明了;二是強調(diào)極樂凈土的欣求(注三一)。唯其對於考證事例,稍感疏略。
3.見於僧傳及經(jīng)錄的有關資料在僧傳之中,對於本書的揭載,僅見於志磐的《佛祖統(tǒng)紀》,此書撰成於南宋度宗咸淳五年(西元一二六九年),乃在寂照來華之后的二百七十年了。至於其他各種的南岳傳記之中,例如道宣的《續(xù)高僧傳》卷一七、《大唐內(nèi)典錄》卷五,以及《景德傳燈錄》卷二七等,均未提及《大乘止觀》這部書!斗鹱娼y(tǒng)紀》的「慧思傳」(注三二),主要是根據(jù)《續(xù)高僧傳》的資料所寫成,只是插入了「《大乘止觀》二卷」的記述(注三三)。不過,從「唐末教典流散海外」,而考察遵式的序文所說:「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於海外」(注三四),以及朱由頁所說 的:「流于海外,逮五百年」(注三五)等之文獻,可知本書之在中國的散佚(注三六) ,是在有名的唐末五代之際了。尤其從遵式及朱由頁之未提及本書在其時代之前的流傳情況,更可確證。但在本書出現(xiàn)之后,以迄唐末之世的數(shù)百年間,為何也沒有關於本書的文獻可稽呢?此到后面,再予分析。
在經(jīng)錄之中,載有本書者,則有《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錄》一五三五--途;《大明三藏圣教目錄》一五二七--踐;《大清三藏圣教目錄》一四七六--轂等。此等經(jīng)錄,均系出於寂照攜帶本書來華之后的事了。在《 續(xù)藏》所收智旭撰《釋要》之卷頭,除了附錄了遵式及朱由頁的序文,尚有居士單照於干隆五十四年(西元一七八九年)寫的重刊序文,以及於道光六年(西元一八二六年)比丘尼悟德圓通所寫的校正補刻序文(注三七)。此兩序文,雖可使讀者明白,到了晚清之際,尚有僧俗,弘傳本書,於思想的考察,則無關宏旨。
(二)本書在日本的有關記載
1.奈良朝古文書本書究於何時傳入日本,無法明了,但從已知為奈良中期之古文書的現(xiàn)存者中,對於本書的記述,毋寧是日本,而且是中日兩國的最古資料,現(xiàn)在,依其年 代的順序,分條說明其出現(xiàn)於古文書的年代如下:
天平十九年八月及十一月(唐玄宗天寶六年,西元七五七年)條下(注三八) :「十七日充紙卅張,十一月廿日充六十張(正用五十四,六張者自先欠)。以上《止觀法門》一卷料!
天平勝寶三年五月廿五日(唐玄宗天寶十年,西元七五一年)條下(注三九) :「《大乘止觀論》一部二卷,遷禪師述。用紙七十張,一卷 禪師(注四零) ,一卷曲授禪師述(注四一)!
天平勝寶五年五月七日(唐玄宗天寶十二年,西元七五三年)條下(注四二) :「又《大乘止觀法門》,南岳思禪師授以明心道。五十四張。」
又有一條的年月不詳,而其亦有如下的記載(注四三):「《大乘止觀法門》一卷,南岳思禪師曲授以明心要。五十四紙!
以上四例,可注意者,乃其所述的作者,卻有三說: 及 條,大致相同; 條未說作者何人; 條則謂「遷」及「 」兩禪師,各述一卷。這是相當使人困惑的事了。
2.智證大師圓珍(西元八一四-八九一年)之所引除了奈良朝古文書之為記載本書最古的文件之外,對於現(xiàn)行本書文字之引用 得最早的人,當推圓珍所撰的《法華論記》了,該卷四(注四四)之引文均與現(xiàn)行本的本書一致。
3.惠心僧都源信(西元九四二-一零一七年)之所引源信即是將本書送返中華的寂照之師,他所寫的〈法華辨體〉一文,雖系短篇,對於本書的引用,前后竟有五次之多,而達五百馀字。遣用文字雖有多少出入,大體要領一致(注四五)。
4.理法房珍海(西元一零九二-一一五二年)的述珍海所著的《三論玄疏文義要》卷五(注四六),以「性染有無事」為題,述本書的「染性本具」說,其原文如下:「有《大乘止觀》兩軸,是南岳思禪師作,又有本題下云,曇遷法師制云云,彼云法性本非染凈,而須有染性,能生染用,亦有凈性,能起凈用也云云。今謂此言,有甚意趣,謂真如本性,雖非染凈,而能緣起染凈兩用。其凈用之性,說為凈性,非性是凈;其染亦爾,染之性故,說為染性,非性是染,此是非染,縱為染。末代淺學,執(zhí)此為極,甚可悲愍!甚可悲愍!當知性惡是人推,盡非經(jīng)論中之所說也。」
在佛教學中,性染思想,乃是本書的創(chuàng)說,亦為天臺性惡思想的根源,此待第三章的第四節(jié)中,再作申論。
5.寶地房證真(平安之末-鐮倉初期)之考察證真大概是西元一千二百年頃的人物,關於他的生死年月,尚無定說,生地亦不詳。據(jù)說他閱《大藏經(jīng)》,先后達十六遍,乃是比 山的一位大學者(注四七)。他所著的天臺《三大部私記》,皆為其后日本天臺學者視為研修的指南,故從享保(西元一七一六-一七三六年)以來,證真已被山家(睿山)學者,尊稱為中古之哲匠。對於本書的是否出於南岳的真?zhèn)螁栴},在日本的天臺家學者之中,即是證真的《三大部私記》,首開發(fā)難的端緒。主要者有如下的兩端:
(1)在《玄義私記》卷五(注四八),有這樣的一段問答:「問:《大乘止觀》云:一念創(chuàng)始發(fā)修之時,無明住地即分滅也(注四九),故所起智慧,分分增明,故得果時無明滅也(注五零)。彼文意云,通惑斷時,別惑亦斷,但相微難知,而實斷也!
「答:或指伏名斷。又彼文恐非南岳所出,文勢不似大師筆故,義勢不似馀部故。及《景德傳燈錄》二十七「南岳傳」中(中略)不云《大乘止觀》也!
「問:若爾,何故和漢諸師,皆云大師所出?」
「答:未知所由。」
(2)又在《摩訶止觀私記》卷八(注五一),也有如下的一段文字:「彼文未必 同今宗義,一者法性生一切法,今家判屬別教自生句也。二云由一心故,大小相入,此同仁王私記所引他義。三云大菩薩留煩惱。四者南岳諸傳,不舉此文。五者文藝不似馀部故。六者本題下注云曇遷撰,或本云遙惻撰。故未必定南岳說,然山王院法華論記等,并云南岳也!
此外,引用本書者,尚有三處(注五二),雖未論及真?zhèn)螁栴},卻在引文之前,加上了「《大乘止觀,未知彼宗意」的說明。
6.日蓮(西元一二二二-一二八二年)之引述鐮倉中期的日蓮,由其全書之中,發(fā)現(xiàn)了他曾兩度引用本書,他雖未作任何批評,但其對於《大乘止觀釋》(恐系指的《宗圓記》)以及遵式為本書所作序文的引用,在本書的流傳史上,也是不可忽視的事。現(xiàn)在將其分別抄錄如下:
(1)《當體義鈔》(注五三)中說:「但真如妙理,有染凈二法,云事證文雖多之!度A嚴》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文,與《法華經(jīng)》諸法實相文,不可過也。南岳大師云,心體具足染凈二法,而無異相,一味平等云云。又明鏡譬真實一二也。委如《大乘止觀釋》!
(2)《顯佛未來記》(注五四)中說:「漢土《大藏經(jīng)》中,小乘經(jīng)一向無之,大乘經(jīng)多分失之,自日本寂照等少少渡之,雖然無傳持人,猶如木石,帶持衣 缽。故遵式云,始自兩傳,猶月之生,今復自東返,猶日之升等云云!
日蓮的漢文文章,很不易讀,今讀其第二例,更知他抱有極濃厚的民族情感。
7.貞舜(西元一三三四-一四二二年)的記述在貞舜所著的《七帖見聞》卷一中,標著「大乘止觀南岳御釋歟事」之下,有如次的一段記述:「《大乘止觀》南岳御釋歟事?答:或日記云,大華嚴寺曇法師述云云。既依《起信論》,而彼論時代隋前后,非南岳所覽。又《傳燈錄》舉南岳釋中,不出《大乘止觀》。又了然法師《宗圓記》,南岳釋有《無諍三昧》,恐是《大乘止觀》歟云云。而《大乘止觀》、《無諍三昧》共,日本有之,非同本云云。但《大乘止觀.序》,南岳釋云云。又三河入道寂照,入唐歸朝時,《大乘止觀》隨身,南岳釋披露可尋之也!(注五五)
這是繼證真的《三大部私記》之后,日本學者之第二人,對於本書之真?zhèn),產(chǎn)生懷疑者。當然,貞舜的此一考察,乃是相當粗率的。例如寂照來華,當我宋世,宜稱「入宋」,他卻說成了「入唐」。
8其他除了以上所述的重要資料之外,和本書有關的日本記述,尚有好多。
(1)《東域傳燈目錄》(注五六),載有:「《大乘止觀》一卷,曇遷撰,未詳真?zhèn)!褂衷凇吨T宗章疏錄》(注五七)第一,也有同樣的記述。
(2)《大乘止觀見聞》一卷,泉尊記,貞和五年(西元一三四九年)寫,京都妙法院存。
(3)《大乘止觀釋要雜套》二卷,寫本,大正大學藏,一三三.六七。
(4)《大乘止觀頌講義》一卷,存於佛教通俗講義之中,釋清潭述,明治三十八年(西元一九零五年)刊,大谷大學藏,馀洋六零九。
(5)《大乘止觀頌注》一卷,此系德川幕府時代,日人妙立慈山(西元一六三七-一六九零年),對本書正宗分末尾的頌文,作的注釋。刊於元祿四年(西元一六九一年),現(xiàn)在三處備存: 龍谷大學二六五一.一, 大谷大學馀大二六零 七, 立正大學A一二.四零三。
(6)《大乘止觀真?zhèn)巍芬痪恚缹嵱,寫本,現(xiàn)存於比 山的無動寺。
(7)除此之外: 光謙(西元一六五四-一七三九年)曾於其所著的《止觀開講要議》中,對本書引用了兩個問答; 普寂(西元一七零七-一七八一年)在其《起信論義記要決》、《止觀復真鈔》、《集注詮要》的三書之一,把本書列為偽書。
(8)明治以后,日本佛教學界,對於本書所作的議論者,大約有如下的十一篇文字可查:
[1]天納中海氏的〈大乘止觀法門 真?zhèn)?就 〉,《四明馀霞》第二六二號,明治四十年十月十日。
[2]大野法道博士的〈南岳慧思 學風〉,《佛教學雜志》一卷三號,大正九年。
[3]村上專精博士的〈大乘止觀法門 作者 就 〉,《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大正九年。
[4]望月信亨博士的〈大乘止觀法門〉,《佛教大辭典》,四卷三二七零頁。
[5]布施浩岳博士的〈南岳大師 天臺學〉,《宗教研究》三卷五號,大正十五年。
[6]平了照博士的〈南岳大師 著書 真?zhèn)巍,《山家學報》新一卷四號,昭和六年。
[7]高橋勇夫氏的〈大乘止觀法門 撰者 就 〉,《佛教研究》六卷四條,昭和十七年十至十二月號。
[8]高橋勇夫氏的〈大乘止觀法門 內(nèi)容 關 研究〉,《東洋大學論纂》 二號,昭和十七年。
[9]安藤俊雄博士的《天臺學--根本思想 展開》一七零頁。
[10]本幸男博士的〈性起思想 惡 就 〉,《印度學佛教學》五卷二號。
[11]關口真大博士的《天臺止觀 研究》九二頁及一二七頁、一三四頁。
注解:
注 一、《大正》四六,《縮藏》陽四,《續(xù)藏》三二.九頁。
注 二、依據(jù)《釋門正統(tǒng)》、契嵩所撰之《行業(yè)記》,以及《鐔津文集》卷一五。并參照陳垣氏的《釋氏疑年錄》二零四頁。
注 三、根據(jù)《釋門正統(tǒng)》,參照《釋氏疑年錄》二五五頁。
注 四、依據(jù)《新續(xù)高僧傳》卷九、《靈宗論》卷首自傳、《釋氏疑年錄》四零七頁。
注 五、《大正》四六.六四一頁下;《續(xù)藏》九八·四三七頁D─四三八頁A。
注 六、《大正》四六.六四一頁上;《續(xù)藏》九八·四三七頁B。
注 七、《續(xù)藏》九八.四三八頁A〈大乘止觀釋要自序〉。
注 八、《續(xù)藏》九八.四四零頁B。
注 九、《佛祖統(tǒng)紀》卷二五,《大正》四九.二五八頁上。
注一零、《續(xù)藏》九八.三五九頁D。
注一一、同右,三八六頁C。
注一二、同右,三八八頁A。
注一三、同右,四一六頁D。
注一四、同右,四二一頁D。
注一五、同右,四二二頁B。
注一六、同右,四二五頁A。
注一七、同右,三六二頁B。
注一八、同右,三六四頁B-C。
注一九、同右,三七八頁C。
注二零、同右,四一一頁C。
注二一、同右,四二零頁A。
注二二、同右,四二九頁A-C。
注二三、《佛書解說大辭典》第七卷三零五頁C-D參照。
注二四、《續(xù)藏》九八.四四一頁C、四六八頁A。
注二五、同右,四七五頁A。
注二六、《佛書解說大辭典》第七卷三零四頁A-B參照。
注二七、《大乘止觀述記》一七頁。
注二八、同右,六六頁。
注二九、同右,九六-九七頁。
注三零、同右,二零七頁。
注三一、同右,一三九頁等。
注三二、《佛祖統(tǒng)紀》卷六,《大正》四九.一八零頁下。
注三三、同注九。
注三四、同注五。
注三五、同注六。
注三六、島地大等氏的《天臺教學史》第三編第一章第一節(jié)(《現(xiàn)代佛教名著全集》九·二八九頁上)中說:「從來之諸宗,悉皆絕跡,經(jīng)疏零落,幾至全部煙滅!
注三七、《續(xù)藏》九八.四三七頁A。
注三八、《大日本古文書》九.一四頁;東洋文庫刊行石田茂作之《奈良朝佛教研究》附錄;《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二六一九號,至於此目錄所載的「天平十八」實系「天平十九」之誤。
注三九、《大日本古文書》一一.五六六頁;《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二六三六號。
注四零、在《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二六三三號項下,有「禪師」三字。
注四一、「曲授禪師」的「曲授」二字,與現(xiàn)行本書卷首之「南岳思大禪師曲授心要」的「曲授」二字相同,值得注意。
注四二、《大日本古文書》一二.五二五頁:《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中缺此記載。此項文書在《正倉院文書》,寫為《奉寫章疏集傳目錄》。
注四三、《大日本古文書》八.五二六頁;《奈良朝現(xiàn)在一切經(jīng)疏目錄》二六二零號,雖其年代不詳,卻以其類推而被收於「天平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的條目之次條。
注四四、《智證大師全集》一.一二四頁;《日本大藏經(jīng)》的〈諸大乘論章疏〉一.一四一頁。
注四五、《惠心僧都全集》三.二七五-二八零頁。
注四六、《大正》七零.二八零頁中。
注四七、天納中海氏「大乘止觀法門 真?zhèn)?就 」,《四明馀霞》二六二號六頁(明治四十年十月十日)。
注四八、《大日本佛教全書》中的《三大部私記》二零七頁。
注四九、本書卷一,《大正》四六.六四三頁中。
注五零、本書卷一:「得果時迷事無明滅也」!洞笳匪牧娜撝。
注五一、《大日本佛教全書》的《三大部私記》五四一頁。
注五二、《玄義私記》五末二十三丁、三十丁、《止觀私記》五末三丁。
注五三、《日蓮圣人遺文》昭和定本一.七五八頁。
注五四、同右,七四一頁。
注五五、村上專精氏的「大乘止觀法門 作者 就 」,《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大正九年六月十日)參照。
注五六、日本永超所集,卷一,《大正》五五.一一四五-一一六四頁。
注五七、日本謙順所撰,三卷,現(xiàn)存於《大日本佛教全書》的《佛教書籍目錄》第一。
第三節(jié) 本書真?zhèn)螁栴}之研究
如上節(jié)所舉,有關本書作者的傳述,以及真?zhèn)螁栴}的討論者很多,但是,因其傳述不一,甚至最先提出真?zhèn)我蓡柕淖C真,也未敢作論斷。到了明治之后,雖有若干學者,為此問題,爭持很久,迄今仍未有人提出決定性的證據(jù),來證實本書之真或偽。實際上,無論本書是否出於南岳慧思的親撰,價值之偉大,依然絲 毫不受影響,我們可從中日兩國學者之重視本書的事實,得到明證;尤其在日本,本書的真?zhèn)螁栴}系日人提出,他們重視本書并引用本書的歷代學者,卻又超過了中國。在上節(jié),僅是例舉資料;在本節(jié),我們再就資料,加以考察。
(一)慧思撰述說的檢討
1.有的學者以為,《大乘止觀》,雖非《起信論》的釋論,運用《起信論》來說明作者特有的思想之處,卻確實不少,可是《起信論》的譯者真諦,乃系慧思同一時代的人,慧思不可能見到《起信論》,以此推論,本書之謂出於南岳慧思者,當屬一種誤信的傳說(注一)。
2.寶地房證真以為:「彼文恐非南岳所出,文勢不似大師筆故,義勢不似馀部故;又《景德傳燈錄》二十七『南岳傳』中(中略)不云《大乘止觀》也!
另外有人,更有如下的幾點疑問(注二):
(1)根據(jù)南岳的《立誓愿文》來看,慧思乃是一位《法華經(jīng)》和《般若經(jīng)》的信仰者;若照他《隨自意三昧》等的思想路線,他之站在《般若經(jīng)》的立場,是無可置疑的?墒,若從般若思想來看本書《大乘止觀》,毋寧要說是采納了《華嚴經(jīng)》的意趣,較為正確。這一點,恐怕就是證真所說的「義勢不似馀部」的 理由了。
(2)慧思嘗師事慧文,他們兩人,同為龍樹的崇拜者,因此,也同為龍樹佛教學的宣傳者?墒,本書的立場,并不與龍樹系的思想相容,倒與無著系的淵源有關,例如運用分別性等三性說之法相,來說明大乘止觀的體狀,又采用《起信論》的論旨,作為理念的基礎,以說明止觀之所依止。
(3)天臺大師,重視「金口相承」與「今師相承」,所謂「金口相承」,主要在於教相,「今師相承」則屬於觀門方便,此一觀門,當系相承於南岳,故在《摩訶止觀》中,也說到「天臺傳南岳三種止觀」的事。然而本書之中,并沒有發(fā)現(xiàn)所謂「三種止觀」的說法,更可注意者,在所有現(xiàn)存的南岳著作中,也都未見三種止觀的名目。
(4)主唱「今師相承」的天臺智 ,在其著作之中,和他由於灌頂章安的錄記之中,以及荊溪湛然的述作之中,竟然均未舉示《大乘止觀》的內(nèi)容,甚至連本書的書名,也未提示過。又可注意者,南岳現(xiàn)存之著作而未見於天臺等著述中的,并不僅是《大乘止觀》。
(5)考察本書以外的南岳著作,例如《隨自意三昧》、《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以及《次第禪門》等書,僅用了「禪定」及「三昧」等的名相,未嘗用過 「止觀」的名稱。
(6)在《隨自意三昧》之中,乃以第八識為純凈的真識,第七識為純智的解識,前六識為煩惱妄想。這是當時盛行於北魏方面的地論宗的意趣。但是,本書對於心意識的觀念,則取《起信論》的立場,以第八阿梨耶識為真妄和合識,以第七識為我執(zhí)識,此與當時地論宗的說法是不相容,倒是與攝論宗所說者相類似。若此兩書同為南岳所作,何以會有不同的立場。
(7)南岳曾經(jīng)師事北齊慧文(注三),慧文是由讀龍樹《中觀論》的〈四諦品〉偈:「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而得恍然大悟的人。所以,南岳與北齊,也都是宗仰龍樹的人,亦以弘通龍樹的實相論為主。例如南岳的《隨自意三昧》及《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等,均系依據(jù)實相論而作的東西。可是本書,乃系依據(jù)馬鳴的《起信論》,即是一種緣起論的立場者。這一點,可能便是證真所指「文勢不似大師筆故」的理由了。
3.尚有學者以為(注四):閱讀本書之時,偶爾可以發(fā)現(xiàn)其文章有若干澀滯之處。并且以為,本書之中,帶有和臭的文句者,最足注目的,即是本書開卷之處本文之前的一段長達六十五字的按語(注五),以此亦可推及其他了。
同時,在貞舜的《七帖見聞》之中說:「或記云大華嚴寺曇法師述」云云。 即依《起信論》,而彼論時代,隋前后,「非南岳所覽」。另有永超的《東域傳燈目錄》卷下,提及「《大乘止觀》一卷,曇遷述,未詳真?zhèn)巍。這是說,本書非出南岳慧思,乃是出於曇遷之手。然而,曇遷是北地攝論宗的始祖,唯有住於禪定寺等的記載,尚未從其史傳之中,見過他曾住過大華嚴寺的文獻,何況《東域傳燈目錄》中,另也有著「《大乘止觀》一卷,南岳思撰」的記載。
至於南岳是否能有見到《起信論》的可能,待下一段中再推考。如果僅以此點疑竇,而否定本書是由中國傳至日本的史實,甚至以為是出於日本學者的偽作,那是不足取信的事。
但是,卻有日本學者,從天臺教學史的考察上,認為由天臺始唱,經(jīng)唐之荊溪為之敷演,及於宋之知禮將之再興,便在六識之上,成立了始覺的法門;日本方面,則經(jīng)傳教、慈覺、智證、安然等人,在比 山興起的日本天臺宗,即在九識的建立之上,成立了本覺的法門。本書思想,則與之相當,故而推想是成立於日本平安時代(西元七八二-一一九七年)的中期,是出之於比 山的學僧之手 (注六)。其實,這是不堪一擊的一種假想,因為本書之在日本出現(xiàn),早在奈良時代(西元七零八-七八一年)的古文書中,已經(jīng)有了記載,何至於反而到了平安時才被日僧偽造出來!
(二)慧思真撰說的論定
1.如前述貞舜的《七帖見聞》,以及其他的資料(注七),以《起信論》的譯出年代作考察,來否定本書之為南岳慧思的撰述,根據(jù)論者的反駁(注八),已將此一觀點推翻。
(1)《歷代三寶紀》卷一一之太清四年(西元五五零年)說。
(2)《開元釋教錄》第六的承圣二年(西元五五三年)說。
(3)揚州僧智愷的《起信論序》之承圣三年(西元五五四年)說。
在此三說之中,最遲的一種為梁之承圣三年。南岳慧思於北齊天保六年(西元五五五年),入光州之大蘇山,可見尚在他入大蘇山前之一年,乃至四年,《起信論》已被譯成了漢文。縱然以承圣三年為準,距離南岳入寂的陳宣帝太建九年(西元五七七年),尚有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所以,如說由於真諦與南岳同時,便無法見到真諦所譯的《起信論》,在年代上的推論是站不住腳的了(注九)。
2.寶地房證真的《三大部私記》所指出的疑竇,共有六點,加以概括,則不出如下的四點: 與天臺宗的宗義不符合; 在南岳的各種傳記中,未見列舉本書之題名; 本書的文勢與南岳的其馀各書不相類似; 在所傳的資料中,或謂本 書是曇遷所撰,或稱是遙惻撰,事實上當然也有說是南岳撰的。因此,證真本人,也只是疑而不決罷了!但這四點,可以包括前述的諸難。
現(xiàn)在,且對這四點的疑難,逐條批判如下:
(1)所謂與天臺宗的宗義不符合,便懷疑本書之非南岳所作,這是一種倒果為因的推論法,不合邏輯的原則。須知,天臺宗的創(chuàng)始者,不是南岳,而是南岳的弟子天臺智 ,南岳的思想之一部分,固被智 所承受,并將南岳視為天臺思想的主要源流。但是,南岳慧思撰述本書,當在他的晚年,也就是在智 於大蘇山親近慧思而已由大蘇山去了金陵之后,述南岳始撰本書,比起《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的撰作年代,本書之撰成,要遲一些?墒,從智 雖未從南岳親承本書的思想,在智 的思想中,承受本書的理念之處卻有很多,此且留到后面第三及第四章中,詳作研討。
我們怎么知道本書是南岳的晚年作品?因在章安所寫的《智者大師別傳》之中,曾說到南岳慧思授智者大師以「四安樂行」,這是智 在大蘇山親近南岳之際。又在南岳的《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之中,說到了如《隨自意三昧》中說(注一零),可見《隨自意三昧》的撰作時間,要早於《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則在智 參於大蘇山的時代完成;另一篇《立誓愿文》,也是始於大蘇山 時期。至於《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二卷,撰作的確實年代不詳,諸種南岳傳記之中,卻多有列舉其題名者,在南岳自己的其他諸作中,則未自舉其名,故有類於《大乘止觀》,但其用三昧之名為題,又類於《隨自意三昧》。以此推想,此文早於《大乘止觀》而遲於《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再看《大乘止觀》的文字組織及思想體系,比起前述各種,均要整然而嚴密得多,加之在智 的述作之中,也未見到此書之名。因而相信,乃系出於南岳晚年的杰作了。
(2)因在南岳諸傳記中,多未列舉本書之名,故而懷疑本書之非出於南岳所作,這也未必能夠視為確論。我們從現(xiàn)存於藏經(jīng)中的《大乘止觀》,標為「曲授心要」看來,可知本書不是撰述之作,而是一種口傳的或口述的作品,在唐之道宣時代(西元五九六-六六七年),可能尚未成為一部書的型態(tài),故在道宣寫作《續(xù)高僧傳》(成於貞觀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及《大唐內(nèi)典錄》(成於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之際,或者雖已成書,而尚流傳不廣,以致被道宣律師之所漏列。灌頂章安大師(西元五六一-六三二年)是天臺三大部的功臣,他的時代與道宣相當而略早,在他所整理出來天臺三大部中,未曾標示出本書之名,也就不足為奇了。
本書之在唐代,未能廣被流行的另一重要原因,可能在於玄奘憎惡舊譯經(jīng) 典所致。因為本書的成立年代,是在真諦譯出《起信論》及《攝大乘論》之后,又在玄奘自印度回國之前,本書之中,引用《起信論》與假借《攝大乘論》之處甚多,可是,一到玄奘回國(貞觀十九年)之后,即令教界「不許講舊所翻經(jīng)」 (注一一)。由此推想,本書是在《起信論》譯出而已流行之后,在玄奘回國之前的階段中,可能已由成立而被流傳,但到貞觀十九年后,由於玄奘的請求,不許再講舊所翻經(jīng),《起信論》及《攝大乘論》,正好屬於舊翻之列,以此舊翻之論書為基礎的中國著作如本書者,也可能受到了流通的禁止,道宣的《續(xù)高僧傳》正好也是完成於玄奘回國之年,《大唐內(nèi)典錄》則更在其后十九年始成。
(3)本書的文勢與南岳其馀各書不相類似,這也是事實,和《隨自意三昧》、《法華經(jīng)安樂行義》、《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等比照之下,本書確實不同。因為前者是站在龍樹實相論系統(tǒng)的立場,后者則為站在馬鳴緣起論系統(tǒng)的立場。然而,我們不妨作更進一步的研討,由於慧思著作之殘留於世者,為數(shù)不多,可能尚有若干部書的思想系統(tǒng),和實相論相違而與緣起論相應者。因為實相論系統(tǒng)的印度著述,譯成漢文的時代較早,所以慧思的早期或前半期思想,是沿著北齊慧文的路線在走。當他后半期生命歷程中,因由真諦三藏譯出了《起信論》及《攝大乘論》和《攝大乘論釋》,便使他接觸到了新思想的啟示。前半期的他是依據(jù)《般若 經(jīng)》而有《隨自意三昧》及《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兩種三昧的撰述;后半期則依據(jù)《起信論》及《華嚴經(jīng)》而有本書之述說,以《起信論》為骨架而開示了一心三觀的止觀法門。由其前后所依經(jīng)論之不同,義理及其文勢,自亦不能無異了。
再就上述不同的思想,加以考察,我們應當從認識論的觀點上推論。在佛教中的認識論,一般地說,可分成二種:一是凡夫的認識,二是佛陀的認識。我們凡夫乃至菩薩的認識,是相對的,是可因了環(huán)境及所受的教育和努力與否,而有改變的,因其尚未透得絕對的價值理念,所以是相對的;唯有佛陀,已經(jīng)實證諸法實相,故為絕對的認識。南岳大師之尚未成佛,乃是無可置疑的,因其自稱:「吾一生望入銅輪,以領徒太早,損己益他,但居鐵輪耳。」(注一二)故其前后思想系統(tǒng)之變遷,不足為異;況其基本之力行思想未變,由禪定三昧而進入止觀法門,說法不同,實際則是一樣東西。
同時,在佛教史上,一師的撰述而有義勢之互異者,亦不乏先例。比如印度的馬鳴,他為闡揚大乘之真如緣起論而著有《起信論》,又以《無我義經(jīng)》論述了空無相的思想。再看龍樹的撰述,他以《十二門論》等宣說消極的實相論,又以《大智度論》等宣說積極的實相論(注一三);他以《中觀論》、《十二門論》、《七十空性論》為主,來「破小揚大」,又以《回諍論》、《六十頌如理論》、《廣破經(jīng)廣破論》為主,來論破外道;他以《大智度論》來高揚般若性空的思想,又在《十住 婆沙論》之中,鼓吹了他力的凈土思想(注一四)。另看世親的撰述,他被稱為千部論主,然卻分別站於大乘及小乘的兩種立場,在大乘方面,又分別為《法華經(jīng)》、《般若經(jīng)》、《華嚴經(jīng)》、《涅槃經(jīng)》、《維摩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等經(jīng)作注釋,尤其著力於阿梨耶識思想和如來藏思想,所以他的撰述,極為復雜(注一五)。因此,到了世親的四大弟子,便各傳一系了:安慧(西元四七零-五五零年)傳其毗曇學;陳那(西元四零零-四八零年)傳其唯識及因明;德光傳其小乘有部之律學;解脫軍(Aryavimuktisena)傳其般若學(注一六)。
我們以馬鳴、龍樹、世親之撰述態(tài)度,來比論南岳慧思的思想之前后異趣,則很容易相信《大乘止觀》是出於南岳的真?zhèn)髁恕?/p>
(4)由於有些資料中,曾說到曇遷撰述《大乘止觀》,遂有以為現(xiàn)存的本書為曇遷的作品(注一七)。但這同樣也是問題,因在《續(xù)高僧傳》卷一八的「曇遷傳」中(注一八),亦未見其列出《大乘止觀》之書名。
既然有此傳說,不妨把與本書真?zhèn)螁栴}有重大關聯(lián)的真諦、慧思、曇遷等三人的住世年代,對照列表如次:
真諦三藏:西元四九九-五六九年
南岳慧思:西元五一五-五七七年
曇遷法師:西元五四二-六零七年
從日本方面對於本書傳流史的考察,謂是出於曇遷者,綜合起來則有如下的六起:
《奈良朝古文書》「天平勝寶三年五月廿五日」條下(注一九)說:「遷禪師述」。
圓超(西元?-九一四年)撰《華嚴宗章疏并因明錄》(注二零)中說到:「《大乘止觀》一卷,曇遷述」。
永超(西元?-一零九四年)撰《東域傳燈目錄》卷下中說到:「《大乘止觀》一卷曇遷撰,未詳真?zhèn)巍!?注二一)
珍海(西元?-一一五二年)撰《三論玄疏文義要》卷五(注二二) 中說到:「有《大乘止觀》兩軸,是南岳思禪師作,又有本題下云曇遷法師制。」
證真的《止觀私記》卷八中有說到:「或本題下注云曇遷撰!
舜貞(西元一三三四-一四二二年)的《七帖見聞》一本七零頁右 云:「或日記云,大華嚴寺曇法師述云云!
若從這六起資料的年代上考察,此種述的根由,始於《奈良朝古文書》,此下諸人,不過是以訛傳訛而已。至於最早之人,怎會將本書誤傳成為曇遷所撰的呢?那亦并非全無原因,因為南岳的寂年,僅比真諦的寂年晚了八年,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南岳接受真諦的譯作而發(fā)為自己的論書者,比較沒有可能(實則并非不可能,已如前述),何況在南岳傳記中,也未提及他與《起信論》和《攝大乘論》的關系。再說「曇遷傳」中,雖亦未曾列出本書之名,但其思想路線,頗與本書的立場類似,比如本書引用的《華嚴經(jīng)》、《起信論》、《楞伽經(jīng)》,尤其是《攝大乘論》,乃是曇遷於北地專門弘揚的大法,此在他的傳記中,有著明白的記載(注二三);同時,當曇遷於二十一歲(西元五六二年)出家之時,《起信論》已被譯出了九年以上。根據(jù)這一判斷或猜想,便將本書誤傳為出於曇遷之手了。實則一書而於兩地被傳為兩師所出者,也不乏其他的例子,比如《瑜伽師地論》,在漢譯是彌勒造的,在藏譯則謂為無著造的,誰是誰非,頗難論斷。
不過,我是主張本書出於南岳的真撰,但卻未必是由南岳親筆寫成,已如前述,是屬於口述的論書,故與他親筆所寫的東西,在文字上也有出入。我們知道,天臺智者,固有其親撰的作品,他的主要的天臺三大部,卻是由他口述而為 其弟子灌頂寫成的,故我相信,《大乘止觀》不是南岳親撰,只是由其口述口傳,到他的弟子,甚或是再傳弟子之時,始被寫成。因在慧思禪師的三種傳記之中,均說到「口授」的事:
1.《續(xù)高僧傳》卷一七:「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注二四)
2.《景德傳燈錄》卷二七:「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注二五)
3.《佛祖統(tǒng)紀》卷六:「所著述,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注二六)
因此,除了南岳本人的思想有前后期之分,在他弟子筆錄的文字方面,也可因了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縱為一人筆錄,也可能有青年時代與晚年時代的不同 (注二七)!独m(xù)高僧傳》與《景德傳燈錄》,均謂「無所刪改」,諒系指的文章義理,一如佛陀說法,也是口授成章,后經(jīng)弟子結集,便成經(jīng)典。又如孔子的《論語》,亦系口授成章,而為門人記錄成篇者。如要說成記錄后的文字與口授時的口語之間,一字不易者,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僅作論斷,尚無法也不必作為本書真?zhèn)蔚淖詈蠖ㄕ摗?/p>
注解:
注 一、布施浩岳博士的《南岳大師 天臺學》所引者,《宗教研究》新三卷五號(大正十五 年九月一日)。
注 二、《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大正九年)。
注 三、《四明馀霞》第二六二號六-七頁(明治四十年十月十日)。
注 四、《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三頁。
注 五、《大正》四六.六四一頁下,有這樣的一段小字注明:「行者若欲修之,當於下止觀體狀文中學,若有所疑不決,然后遍讀當有斷疑之處也。又此所明悉依經(jīng)論,其中多有經(jīng)文論偈,不得不凈御之,恐招無敬之罪!勾硕挝淖郑晕铱磥,的確不像中國人所為,更非南岳所說,乃系日本學人在寂照入宋之前,為了尊崇起見而作的按語。
注 六、《佛教學雜志》一卷一號四頁。
注 七、《佛書解說大辭典》七卷三零四頁。
注 八、《宗教研究》新三卷五號。
注 九、同右。
注一零、《大正》四六.七零零頁下。
注一一、《續(xù)高僧傳》卷二五「法沖傳」!洞笳肺辶悖撓隆
注一二、參同本章第一節(jié)注三二。
注一三、釋圣嚴的《印度佛教史》第九章第一節(jié)。
注一四、《十住 婆沙論》卷五〈易行品〉!洞笳范牧沩撓拢奈屙撋。
注一五、釋圣嚴的《印度佛教史》第十章第二節(jié)。
注一六、釋圣嚴的《西藏佛教史》第二章第一節(jié)。
注一七、《佛教研究》六卷四號六九-七零頁(昭和十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注一八、《大正》五零.五七四頁中。
注一九、參看本章第二節(jié)二目一項 條。
注二零、《大正》五五.一一三四頁中。
注二一、參同本章第二節(jié)注五五。
注二二、《大正》七零.二八零頁中。
注二三、《大正》五零.五七二頁上-中、五七四頁中。
注二四、《大正》五零.五六四頁上。
注二五、《大正》五一.四三一頁下。
注二六、《大正》四九.一八零頁下。
注二七、《四明馀霞》二六二號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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