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歷史的回顧與前瞻——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

　　佛教傳入中國歷史的回顧與前瞻——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

　　(1998年10月29日)

　　一、引言

　　公元前六到五世紀,釋迦佛誕生在印度,出家成道后宣說佛法,始有佛教。世尊說法,適應根基,因地因時不同,有五乘教的建立。在大乘經(jīng)典中,佛指出學佛者要以“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為旨趣。以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即顯示佛教尊重真理與仁愛和平的精神;以方便為究竟,也說明佛教為救度眾生,因機因時運用各方面不同的行動,以達到濟世度生的目的。因此佛陀說法,其本旨是有原則性的,但其方式是很靈活的。故佛陀的教義是實踐性的,合乎人性的,合乎理智的。例如,佛在圓寂前曾對弟子阿難說:我滅度后,凡能自作明燈皈依自己,不求其他皈依,而以真理為明燈和皈依處者(轉迷成悟),即為我的首要弟子,就是切望學習的人。佛陀的遺志,重在希望弟子們能追求真理和宣揚真理。

　　印度佛教即根據(jù)佛陀自己所親證的真理,結合印度原有文化和民間風俗而建立。其中最顯著的如“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頭陀苦行;以須彌山地勢為主的宇宙觀;六道輪回之說;密宗修持的形式等都與印度原有的哲學、修梵行者、婆羅門教及民間習俗有關系。佛陀用此說教,結合當時歷史,以此種種為方便,因機因時因地而說,宣講佛陀自證之真理(根據(jù)佛陀自證境界,此中有選擇性的繼承,有修正和充實)。

　　根據(jù)佛教歷史學家一般的論證,佛滅度后初五百年間,為小乘佛學盛行時期。第二個五百年間,為大乘佛學興盛時期。第三個五百年間為密宗弘傳時期。約在公元前二世紀,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信仰佛教,始將佛教傳出印度境外。

　　二、歷史的回顧

　　根據(jù)中國史書,如《后漢書》、《資治通鑒》及佛典《歷代三寶記》等書,記載佛教于后漢明帝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始由印度傳入中國洛陽。但在永平以前,就有佛教早已傳入中國的各種說法。例如,秦始皇時室利防等赍佛經(jīng)來化說、前漢霍去病討匈奴獲金人說、張騫聞有浮屠之教說、劉向校書天祿閣見有佛經(jīng)說、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說、楚王英為浮屠齋戒祭祀說。此諸說中,如大月氏王使伊存對博士弟子秦景憲口授浮屠經(jīng)說(即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據(jù)《三國志·魏志》記載),此說明確見于歷史記載,較為可靠(較永平傳入說,時間早六十七年)。現(xiàn)在是1998年,證明佛教傳入中國恰已二千年,此說已成為目前佛教文化界和學術界的定論。

　　佛教傳入中國后,至后漢、三國、魏晉、南北朝均為中印大德翻譯講學時期。到隋唐時中國統(tǒng)一,文治武功興盛,佛教的發(fā)展到了鼎盛時期,于是有各個大小乘宗派的建立。宋代以后,教義不昌,在漢土盛行禪宗和凈土宗。元朝統(tǒng)治時期,由于元帝的提倡,密宗較為興盛。清末民初,由于佛教學者搜集典籍,進行研究的努力,佛教各宗派又有復興的趨勢。

　　佛教傳入中國,始終與中國文化相協(xié)調、相融合,雖有時有矛盾沖突,但不久消失,并未妨礙其發(fā)展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這一點與佛教教義的圓融、因時因機的善巧,有利于凈化國土、有利于人民大眾有關。例如,魏晉時期玄學者發(fā)揚老莊學說的玄風很盛,佛教徒也研究玄學,并以茲解說佛教般若的道理(如僧肇、僧睿、慧遠大師等)。中國從西漢以后就以儒教為正統(tǒng)。佛教的人天乘思想與儒家倫常相結合,用以治國齊家、修身養(yǎng)心、提高品格,這合乎儒家的五倫八德、誠意正心,與中國朝野士大夫和群眾的要求一致,深受群眾信仰。盡管有宋儒反對,但是宋明理學吸收了禪宗內容,實際上是外儒內佛,不離佛教�！叭�武一宗”之教難,一部分原因是與道教產(chǎn)生矛盾,但不久又恢復,佛儒道融洽相處。故中國人民的信仰歷來都是提出儒釋道三教并行不悖,有的人稱之為“三教一家”、“三教同源”,這種說法其實是不正確的,其實質是中國古代文化與佛教相融合的結果。

　　隋唐建立的大乘八宗,歷史學家都稱已屬于中國化的佛教。例如,華嚴宗的法界觀,是賢首大師根據(jù)學習《華嚴經(jīng)》的發(fā)揮而建立;天臺宗的“一心三觀”,是智者大師根據(jù)般若經(jīng)典和《法華經(jīng)》而創(chuàng)建;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不立文字經(jīng)教而進行參悟,明心見性,廢除了經(jīng)教的繁瑣,簡捷易行,其弟子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guī),實行農(nóng)禪結合,使僧眾既修行又能在勞動中自養(yǎng),與中國社會實際生活相適應;凈土宗善導大師提倡持名念佛,方便易行,普遍為上中下三層所接受,深入民心;其他如藏族的密乘佛教、云南傣族的上座部佛教,都與本地民族風俗習慣相適應,成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上這些都說明佛教既保持原則,又適應社會,有契機契理的靈活性。

　　三、佛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一)充實了文化內容

　　1.從文學方面來說:佛經(jīng)的翻譯和流通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例如:詩歌和小說筆記、變文、戲曲、評話的創(chuàng)作;唐宋八大家的詩文;明清時代的《西游記》、《紅樓夢》、《濟公活佛》、《目連救母》等都深受佛教的影響。

　　2.就哲學范圍講:佛教的哲理,思辨深刻,具有邏輯性,如緣起、因果、性空、無我、心境不二諸論、禪定修持方法,都充實了中國哲學的內容。宋明理學,其思維方式,就融合了修禪方法。

　　3.雕刻方面:有名的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四川大足寶頂、北山石窟,其佛菩薩、羅漢、天人、金剛等形象千姿百態(tài),已成為中國文化的瑰寶。

　　4.建筑藝術方面:遍及各地的宏偉的寺廟殿堂、巍巍的寶塔、瓊樓,林木茂盛,清凈莊嚴,增加了名山勝地的無限景色。

　　5.繪畫方面:如國際知名的敦煌壁畫,河南開封華嚴寺的法藏世界圖,四川蓬溪寶梵寺的羅漢壁畫,都具有特色,成為人類藝術的寶藏。歷代繪畫家講求佛教空靈的意境,作畫風格高尚。從吳道子到張大千,其藝術成就的取得全受佛教影響。

　　6.佛教梵唄,是佛家優(yōu)美的音樂,有殊勝的旋律音韻,意境很高,引人超凡入勝,充實了音樂內容。

　　7.佛教典籍中保存了大量有關天文、醫(yī)藥等方面的材料;而禪修調身,治心又治身,擴展了醫(yī)理和方法。

　　(二) 充實了倫理道德的內容,維護了社會安定

　　歷代高僧宣揚佛理,均以五戒十善、明因識果、止惡行善為首要。如晉代慧遠大師、宋代省庵大師、明代蓮池大師、近代印光大師等,均以佛教人天乘教義,結合儒家倫常之說,化導人心,做到移風易俗,淑世善民,為社會安定,為實現(xiàn)太平盛世起了很大作用。

　　(三) 促進了民族團結

　　中國原有五大民族,加上各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共有五十六個,都統(tǒng)一生活在祖國的大家庭里。其中西藏民族、蒙古民族、云南的傣族和白族等,都信仰佛教,結合本地區(qū)風俗習慣,過著具有佛教信仰的生活。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到西藏,帶去了漢族文化,使?jié)h藏文化溝通、人民團結、邊疆鞏固。由于佛教文化使各種民族精神凝聚在一起,促進了民族團結。

　　(四) 增進了國際友誼

　　從歷史上看,自漢代佛教傳入中國以后,歷代高僧求法譯經(jīng),都增進了與中國鄰近國家的友誼。晉代高僧法顯到錫蘭(現(xiàn)斯里蘭卡)求法;唐玄奘法師赴印度學法十七年;鑒真法師六次東渡到日本,把中國的戒法、建筑學、醫(yī)學傳到日本。宋代以后赴印學法者不下百余高僧。他們出去傳播了佛教真理,交流了中國文化,增進了國際友誼,維護了世界和平。這些高僧到國外,成為真正的和平使者。

　　(五) 人間佛教的現(xiàn)代思潮

　　自解放以后,新中國成立,中國佛教工作一直由趙樸初老居士領導。成立中國佛教協(xié)會以后,最初提出佛教學術化、生產(chǎn)化,以學術化研究發(fā)揚佛教真理,消除封建迷信;以生產(chǎn)化勞動自養(yǎng),并為社會謀福利。建國以后一直到政策落實,中國佛協(xié)恢復工作,趙樸老又提出實現(xiàn)人間佛教,推進佛教“五個建設”的指導方針。人間佛教的主要思想,即是要引導佛教與社會主義建設相適應,在這個思想指導下,繼承三個優(yōu)良傳統(tǒng),即農(nóng)禪結合、學術研究、增進國際友誼。這是佛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全國各族佛教徒,都要大力繼承和發(fā)揚。近二十年來,經(jīng)過全國佛教徒的努力,對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加強民族團結、促進祖國統(tǒng)一都做出了貢獻。

　　四、未來展望

　　現(xiàn)在正是二十世紀結束、將走進二十一世紀的時候,祖國建設需要全體人民,包括宗教徒的齊心努力,推進精神文明,以實現(xiàn)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國際提倡和平,制止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復活和擴展,以消滅戰(zhàn)爭,使世界人民不受戰(zhàn)爭的威脅和迫害。

　　因此,我國佛教徒,應本著佛陀遺教,弘揚佛法真理,既凈化自己,也凈化他人,凈化國土,消滅一切污染,化五濁為安樂清凈的蓮邦,迎接新世紀的到來。這是我們佛教徒應肩負的重要責任。在尊重傳統(tǒng)和已有的成績上,加強自身建設,繼續(xù)推進人間佛教思想,實現(xiàn)佛教的現(xiàn)代化、科學化、大眾化,是佛教徒的共同任務。回顧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的歷史,彰往察來,繼承優(yōu)良傳統(tǒng),因時因機結合時代精神,佛教真理才能發(fā)揚光大。本此共同努力,是國家民族之幸,眾生之福。

　　(本文在中國佛教協(xié)會與中國宗教學研究會聯(lián)合舉辦的“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