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中國禪宗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但是禪僧們又講了那么多文字，形成了一本本的語錄公案。甚至，后世禪師一度主張不要傳袈裟了，提出要“《壇經(jīng)》傳宗”，即禪宗的徒子徒孫不再以袈裟為信物，而是以《壇經(jīng)》來印可你的見解是否正確。

　　袈裟只是一傳一的單傳，但如果人人都通過閱讀《壇經(jīng)》而明心見性，就可以實現(xiàn)一傳多，甚至多傳多。

　　“《壇經(jīng)》傳宗”的說法由此而來。

　　為什么要用文字書寫的《壇經(jīng)》傳宗，又要形成那么多語錄公案等禪宗文獻呢？

　　其實“不立文字”不是不要文字，這個“立”應該理解為標榜，我們不要標榜文字，不要讓文字成為“死”的教條，搞成本本主義、教條主義。

　　而要讓文字活潑起來，在具體的處境下“活”起來，就像禪宗的師徒對答，在具體的語境下讓你開悟。

　　一旦把語言文字僵化，一旦立住它，讓它定住，實際上就相當于把它殺死了。

　　因為我們的本心是無住、無念、無相的，它是活潑的，變動不拘的，那用以表達的語言文字本身也不可以是僵死的，應當以活潑的語言，來表達活潑的真理。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禪宗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那該標榜的是什么呢？自心自性。

　　禪宗把宇宙和人生的問題都歸結到自性上，揭示了自性具有本源的性質和意義。

　　禪宗對人自性的高度肯定與贊揚，實際上就是對人生命主體的一種高度肯定與贊揚，是對人的心性本體和人生的實踐主體的一種肯定。

　　這種肯定，為人的修持或者修煉成佛、獲得人生的最高境界，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內(nèi)在的、理論基礎，這樣禪宗就是用頓悟的方式，徹見心性，頓悟本源，成為它自己的最高追求，這也是禪宗的宗派思想特色。

　　自性是成佛的本源，禪修是開悟自性成佛的方法，“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一套構成了禪宗的特色，而且按照近代的著名高僧、人間佛教的創(chuàng)立者太虛大師的話說：中國佛教的特質就在于禪。

　　中國佛教的宗派，可簡單劃分為宗門和教下。其中，宗門就是禪宗，教下就是以義理見長的，以佛教典籍為根本經(jīng)典依據(jù)，通過判教（教相判釋）建立起自己的龐大的義理體系的佛教宗派，像華嚴宗、天臺宗、唯識宗等，稱為“教”。

　　太虛大師為什么認為“教”不能代表中國佛教的最大特色，中國佛教的特質是在于“禪”呢？

　　這其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在印度佛教當中，把佛教分為戒、定、慧“三學”。戒就是戒律，定是禪定，慧是般若智慧。禪其實只是“三學”當中“定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印度佛教當中，印度佛教比較講究的是由戒生定，由定發(fā)慧，戒定慧三者，缺一不可。

　　但是中國禪宗認為，傳統(tǒng)佛教講戒定慧三學，只適用于素質低下的人，對于高素質的人、利根的人（智慧敏利的人），我們要講頓悟成佛。

　　對于利根的人來說，《壇經(jīng)》中講的是“心地無非自性戒”，心里沒有是非雜念，就是自性戒，“心地無亂自性定”，心里沒有紛繁擾亂，就可以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心里沒有愚癡，就是自性慧。

　　六祖惠能強調(diào)的是自性戒、自性定和自性慧，不需要一個外在的強制約束，比如“定”，不一定要坐禪，保持內(nèi)心不亂，就是禪。

　　這樣一來，中國禪宗一方面把戒定慧歸結到自性上，另一方面強調(diào)自悟自性，用覺悟自性來取代戒定慧，其實是對傳統(tǒng)的印度佛教的戒定慧的一種超越。

　　自性的開悟，既不是一個外在的戒律的約束，也不是一個外在的知識系統(tǒng)可以習得。中國禪宗強調(diào)的是《壇經(jīng)》說的“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的修行方式。

　　所以說，《壇經(jīng)》對戒定慧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光靠外在的戒條是不能開悟的，光靠外在的強制性學習，或者別人對你的灌輸，也是不能開悟的，光靠傳統(tǒng)的坐禪也是不能開悟的。

　　因此說，中國禪宗提倡的禪法，最大特點就是重自性。它強調(diào)“不立文字”，立自己的心性；它強調(diào)“教外別傳”，以心傳心。

　　在這個意義上講，“性覺”說其實也是一種對權威的挑戰(zhàn)。對束縛的突破，是很有進步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