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人生思想過程(上)

　　印光大師人生思想過程(上)

　　內(nèi)容提要:本文以《印光大師全集》為中心,其中以《印光大師文集》為重點。論文以時間為軸、以思想為線索,對凈宗士十三祖印光大師的生平作了簡要描述。本文的重心在于闡明大師學(xué)佛、修行、弘法的過程,對大師如何由儒轉(zhuǎn)佛、為何獨依凈宗等問題作了探討。 關(guān)鍵詞:印光大師、人生、思想

　　一 目疾與學(xué)儒

　　大師俗名趙紹伊,字子任,系陜西省郃陽趙氏之子。師生于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臘月十二日。其家世在當(dāng)?shù)亟杂兴�稱道,云有舊德[1]。父名秉綱,母張氏。有三子,長子名從龍,次子名攀龍,師行三,其父與長兄皆飽讀儒書之人,而二兄則可能因家庭的勞動需要而從事農(nóng)業(yè)的生產(chǎn)和家庭事務(wù)之中。

　　師出生六個月后,即患目疾,長哭一百八十天,大師在文鈔中常提及此事。

　　光宿業(yè)深重,生甫六月,后遂病目,一百八十日,未開一目,除食息外,晝夜常哭。在老人料來皆不能得見天日,而幸承宿善根,好而仍見天日,實為萬幸。[2]

　　但眼疾雖愈,視力還是有損傷,如果長時用眼,眼睛就會發(fā)紅,而不能視物了,待眼睛休息好后才能再看。從大師的相片上看,眼睛并沒有什么異常,大師自己也這么說[3],這樣很難斷定師患何種眼疾。有人認(rèn)為大師所患急性結(jié)膜炎[4],筆者認(rèn)為不可,因為大師此病在一般情況下并不妨事,也無病癥。且在求戒時由于長時寫字,用眼過度而又發(fā)紅如血灌,如果是急性炎癥,其病性何以存二十多年;再,大師在普陀時仍然是目有微疾[5],所以是為何病,尚難斷定。

　　目疾對于大師來說相伴一生,也與大師擇法弘法息息相關(guān):生甫即患,長哭六月之久,雖愈而仍有損;至受戒時,又因目疾,發(fā)心念佛且愈,得以深深體會凈土法門之殊勝,此亦為大師力弘凈土因緣之一[6];至晚年法道大弘之后,正信的念佛法門已在各地響應(yīng),文鈔、增廣文鈔、及各種善書佛書普及廣泛,由于十方信眾不斷來信請示、或諸方之討教、討論,甚至詰難之函頻頻而至,又因大師長夜在電燈下校對經(jīng)書,勤奮之極,因字過小而眼大傷(1934年冬)。當(dāng)此之時,大師亦兼于時勢,遂有隱退之意,于是廣發(fā)告示(1935年二月)[7],力勸不要再來函了。師常云及目疾,不但懺悔自己宿業(yè),也勸人不要造壞他人眼睛之因[8]。有人認(rèn)為大師一生弘法,幼而目疾,少而目疾,老而目疾,卻總不失眠,實為異事。而諸多斷人善根之名人,卻老而不見天日,是為常事[9]。當(dāng)然,此僅為一說而已。

　　師從幼小就隨其長兄在家中讀儒書,稍長后亦幫家中干些農(nóng)活。少年后又隨長兄移至長安繼續(xù)讀書。師能一直讀書的原因有三:其一,師身體素質(zhì)不好;其二,家庭的希望。大師學(xué)名紹伊,即是此意。郃陽在商朝時出了一個名相,名叫伊尹。師之此名即是希望他能求得功名,并能象伊尹一樣名傳千古;其三,師特聰慧故。這從大師的文鈔中可以看出來,特別是文鈔正編(增廣),其用詞遣句之文字功底極高(有的甚至是翩體文)[10],讀起來也朗朗上口;又從大師對佛教義理圓融無礙的辯辭,其智慧亦實令人景仰。例如,有人提出,“只要心好,何須持齋”的言論時,大師是這樣批駁的:

　　今試論曰:只要心好,何必持齋。殺彼之身,悅己之口,是好心耶?非好心耶?且兵劫之時,賊來殺人,亦當(dāng)皆是好心。設(shè)殺汝時,為感恩乎?為懷恨乎?……(則)汝之行為,原是眾生,何可未得言得?[11]

　　正是由于大師的聰慧,對儒學(xué)義理的熟練,以及師處之于眾多儒學(xué)者之中,則儒生相傳的破斥佛教的習(xí)氣,師亦效之破佛,并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師每談及儒,必提到自己破佛之事。

　　光本生處諸讀書人,畢生不聞佛名,而只知韓歐程朱辟佛之說,群盲奉為圭臬。光更狂妄過彼百倍,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為法。[12]

　　師因病而深自悔悟,知受韓歐程朱之學(xué)誤,而讀佛經(jīng),遂發(fā)出世之愿[13]。

　　文鈔中涉及大師未出家前之事極少,其中原因一是大師自己幾乎不提,一是不愿別人講(別人往往講錯,或添油加醋[14])。僅有一次,師在普陀山時,曾因彭孟菴(1937年因盧溝橋事變而避難普陀山)之幼子與別家小孩打鬧,講過一段大師少時之事。對此二子講了一段自己幼時之事來訓(xùn)導(dǎo)他們。師家鄉(xiāng)每年秋收后,必演戲酬神,一日大師提早去并置一椅子于戲臺前之佳位,遭一強少年之重打而忍之且不記仇之經(jīng)過:“村中同姓某,粗而暴,向予厲聲曰:此椅誰置?予答曰我。語聲未絕,彼即摑我兩耳光,將椅拋出數(shù)尺之外,予登時頭痛欲昏,眼花亂燦,忍痛吞聲,不敢聞于父母,恐父愛子心切,釀成口角也。從此益知自厲,不敢稍有疏忽。越數(shù)年長成,薄得村眾垂青。暴者遇吾于途,迎而笑曰:請至吾家。予亦一笑諾之。此事平常未告人知,予固示弱,弱亦何妨?不可以新名詞競爭二字奉為神圣不可侵犯也。[15]”是知大師少時即非為常兒之態(tài)及長成后學(xué)業(yè)之進(jìn)取之優(yōu)。

　　正是由于大師對儒學(xué)有透徹的了解,以及儒學(xué)對社會的巨大影響,所以在弘揚佛法時,站在更深一層來闡明、宏揚儒學(xué),說明儒學(xué)對在為人、家庭和睦、社會安定的巨大功用,且影響了不少鴻儒學(xué)佛、念佛。

　　二 出家及參學(xué)

　　1882年(光緒八年),師21歲時,隨長兄在長安念書,出家的念頭在腦子中瑩繞已久,此時趁長兄回家之際(家離長安240里),獨自往終南山出家,禮蓮花洞道純禪師披剃,賜法名圣量,法號印光。寺院中條件十分辛苦,師曾自述:

　　光師意光總有蓄積,云出家則可,衣服須自備。只與光一件大衫,一只鞋,不過住房吃飯不要錢耳(此地苦寒,燒飯種地皆親任)![16]

　　師在作務(wù)之余,也學(xué)習(xí)功課、怡山發(fā)愿文,知有禪凈之功夫,且有意于凈土,純公也不強使之同[17]。師此時由學(xué)《佛說阿彌陀經(jīng)》而對凈土法門生信,師在《與謝融脫書》中云:

　　所幸凈土一法,于出家學(xué)彌陀經(jīng)時已生信心,實未蒙知識開示,以當(dāng)時業(yè)師,與諸知識,皆主參究,所有開示,皆破凈土,吾則自量己力,不隨人轉(zhuǎn)。[18]

　　雖大師學(xué)修以凈土為主,有基于此,大師在潛修、閱經(jīng)時也注意禪及禪凈關(guān)系,弘法時多論及禪宗之事,是始之于此,也是大師力揚凈土、護(hù)禪宗之源。

　　不到三個月,長兄終于覓至,并托口“回家辭母,再來修行”。師知為籍詞,也不得不隨之而回了。歸途中兄命大師脫去僧裝,否則定要打死[19]�；丶液�,母親并無恙,且對師之出家的態(tài)度是“無可無不可”。但長兄從龍卻是十分反對,次日即嚴(yán)厲訓(xùn)斥“從今放下,否則定行痛則”。并對大師嚴(yán)加看管。后來,師隨長兄從龍到親戚家作客,席間大師故意大啖豬肉,從龍十分高興,也因之對大師的防備較前疏松一些。

　　家中住了八十多天后,由于長兄到別處探親,二兄也在曬埸中守谷子,防雞踐踏。機會難得,于是大師找到僧服,并偷了二百文錢,再逃至終南山蓮花洞師父處。又害怕兄追來,第二天就不得不離去,純公僅送師一圓洋錢。就這樣一路行腳云游到湖北省竹溪境內(nèi)的蓮花寺討了一個單,作苦行僧,每天打煤炭、挑水燒四十多人的開水。

　　次年二月(1883年,師23歲),寺內(nèi)庫頭生病,住持見師誠實可靠,命師代理庫頭。在庫房中大師見“楊枝燈盞明千古,寶壽生姜辣萬年”對聯(lián)及沙彌律中述盜常住物之報,“心甚凜凜,凡整理糖食,手有粘及氣味者,均不敢用口舌添食,但以紙揩而已 [20]。又在任照客之職時曬經(jīng),偶讀殘本《龍舒凈土文》,悟解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實是了生脫死之捷徑,從而更堅定了大師對凈土的信念。

　　同年,師于陜西省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下受具足戒。戒期中,由于大師擅長寫毛筆字,故戒壇中所有寫法之事,均由大師代作。由于寫字過多,眼睛充血發(fā)紅如血灌,甚為嚴(yán)重,因悟身即是苦,又憶及《龍舒凈土文》之說,遂發(fā)心念佛�！凹从陂e時,專念佛號;夜眾睡后,復(fù)起坐念佛;即寫字時,亦不離佛。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持,及寫事竟,而目亦全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義”[21]。師由此感應(yīng),從此益信奉凈土法門。這也對大師后來參學(xué)(如選擇撤悟祖師之紅螺寺)、閱藏研經(jīng)、弘揚凈土有相當(dāng)大的關(guān)系。大師自已也這樣說:“印光之于凈土法門生信,由于《龍舒凈土文》下卷”[22],并有云:“光初出家,即以凈土為歸依”[23]。

　　受戒后,師仍住終南山太乙峰大頂寺,潛心研究、念佛。

　　1887年(光緒十二年,師26歲)師因久修凈土,聞北京紅螺資福寺為凈宗專修道埸,遂辭師前往,十月入念頭佛堂,后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藏主等職。特別是身為藏主時,得以深入經(jīng)藏。師后讀徹悟禪師遺教,頗有悟入:徹祖以禪宗大德的身份而廢參念佛,將其半生開示宗乘語錄盡付一炬。所以大師由此更對禪凈之界線分清十分明了,及以后對禪凈異同及何以揀別禪之開示,就十分精辟了。自此以后,師便以徹悟語錄為功課,老而不輟。師于此住四年,期間朝五臺山一次。

　　1891年(光緒十六年,師30歲),至北京龍泉寺,作行堂。

　　次年,移單于北京圓廣寺,住兩年。期間有一事值得一提:一日,師與另一僧于西直門外緩步,遇一丐童,向師乞錢。師曰:念一句阿彌陀佛,給你一錢。丐童不念,師又云:念十句,給十錢。仍不念,再云:念佛一聲給一錢,盡此一袋錢給完為止。丐童大哭,師遂給一錢而去[24]�？梢娙酥�善根各有不同。

　　1894年(光緒十九年,師33歲),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進(jìn)京請大藏經(jīng),身邊無人,請師幫助檢閱料理,見師作事精慎,又觀大師道行甚嚴(yán),回普陀山時,便邀師伴行,這樣大師就進(jìn)普陀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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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發(fā)表于:廣東省佛教協(xié)會會刊:廣東佛教 2006年第4期(總第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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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釋:

　　[1] 言行錄P1,全五P2265,《大師史傳》;又朱子橋曾經(jīng)在大師家鄉(xiāng)辦過賑。

　　[2] 文鈔續(xù)卷上書P266《致廣慧和尚書》。

　　[3] 文鈔三卷下P509,《復(fù)張覺明女居士書》。

　　[4] 見《當(dāng)代佛門人物》陳慧劍著,宗教出版社。

　　[5] 文鈔三卷下P1011,《復(fù)卓智立居士書》,大師在1922年(民國十一年)回卓智立居士書中云:“光近年來直是日不暇給,因目力不給,二十年來夜不用目,以夜若用目,次日便不能用。”

　　[6] 文鈔三卷上P314,《復(fù)郭漢儒居士書》。

　　[7] 文鈔三卷下P900,《謝絕函件啟事》。

　　[8] 文鈔三卷上P66,《復(fù)丁福保居士書四》;又文鈔三卷上P86,《復(fù)丁福保居士書九》;文鈔正、續(xù)、三編各處屢有提及,不必一一列舉。

　　[9] 永思集續(xù)P42,全五P2672,德森《追念導(dǎo)師溯前緣》文中,德森師云,有江西大儒黎端甫(也學(xué)佛)及江蘇大儒某皆斥古人,后黎五十余歲便瞎了眼,江蘇某也瞎了眼。

　　又,文鈔三卷上P293,《復(fù)謝慧霖居士書十二》,羅鴻濤在文鈔三編謄寫時有編者按云:“朱子晚歲失眠,豈非報應(yīng)乎?”

　　[10] 紀(jì)念文集即全七P249,羅鴻濤《印公之人難企及》。

　　[11] 文鈔正卷一書P34,《與林枝芬書二》。

　　[12] 文鈔三卷下P499,《復(fù)邵慧圓居士書一》。

　　[13] 文鈔正卷一書P43,《復(fù)永嘉某居士書五》。

　　[14] 例如,文鈔續(xù)卷下P212,《復(fù)袁德常居士書其三》,大師曾論及,無錫報載大師曾在縣學(xué)中讀書,師斥之云,縣城都沒有去,何況縣學(xué)。又如文鈔續(xù)卷上P47,大師在《復(fù)吳滄州居士書二》中,有憨師從陳大心處聽得一些關(guān)于大師的生平之事,作一史傳,寄予大師,大師云:“然光一向不與人說從前諸事,彼所說者,或近事,若出家前事,均屬附會。近有因放賑至吾村,吾村中人抄與彼之歷史,亦不的確。以光離家五十二年,后生由傳聞而知一二。彼令光補,光以死期在即,不愿留此空名于,故不補”。

　　[15] 永思集P101,全五P2455,彭孟菴《印光大師軼事二》。

　　[16] 文鈔三卷上499,《復(fù)邵慧圓居士書一》。

　　[17] 言行錄P3,全五P2267,《大師史傳》。

　　[18] 文鈔正卷二書P23,《與謝融脫居士書》;又,文鈔續(xù)卷上書P266,《致廣慧和尚書》,大師嘗云:“光師以參究提命,則曰弟子無此善根,愿專念佛,以期帶業(yè)往生耳!”。

　　[19] 永思集P101,全五P2455,竹如《印光大師軼事一》。

　　[20] 文鈔三卷上P500,《復(fù)邵慧圓居士書一》。

　　[21] 文鈔三卷下P1132,妙真、德森等《印光大師行業(yè)記》。

　　[22] 文鈔三卷下P992,《復(fù)李覲丹居士書》。

　　[23] 文鈔續(xù)卷上書P175,《復(fù)南通張海橋居士書》。

　　[24] 永思集P101,全五P2455,竹如《印光大師軼事一》;又文鈔三P511,《復(fù)張覺明女居士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