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雨集第五冊 三四、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

三四、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

一

本年(民國六十二年)六月我獲得了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我國的佛教刊物,多數(shù)予以報導。最近『海潮音』月刊,一再發(fā)表了責難的文字;也有法師來信,對此表示異議。所以我想對取得學位的經(jīng)過,及我對學位及中日佛教關系的看法,說幾句話。

關于學位取得的經(jīng)過,先要說到與此有關的二位,即日本的牛場真玄先生與我國在日留學的圣嚴法師。牛場先生聽說七十多歲了,他能讀我國的文言與語體文,他存有對中國佛教的好感與熱忱的希望。我沒有見過牛場先生,可說與他沒有私交。但他在近二十年來,經(jīng)常將我的作品翻譯或寫成報導,推介于日本佛教 [P232] 界。假使日本佛教界知道中華民國有個印順,那是受了牛場先生自動的義務推介的影響。我在中國文化學院授課時,在日留學的慧岳法師,認為我如有一學位,那多好。他自動去與牛場先生談起,并進行取得學位的活動。直到事情中止進行,我才聽旁人──演培或吳老擇談起。這是牛場先生與我關系的一切。圣嚴法師,我沒有與他共處,他去日留學,我也沒有給予任何幫助,論關系,也是極普通的(如圣師所作『劃時代的博士比丘』所說)。這些,都是過去的事。

這次學位的取得,要從我在病中說起。前年(民六十年)秋天,我病在醫(yī)院,生死未定。印海法師來說:牛場先生來信,希望我同意他,對我的『中國禪宗史』譯成日文(據(jù)圣嚴法師文所說知道,『中國禪宗史』傳到日本,一般反應良好。牛場先生為了過去答應過慧岳法師,所以又自動的熱心起來,想用日譯本申請學位。但他那時來信沒有說明,我只知道翻譯而已),我覺得是好事。寫文章,希望有人讀,希望多有人讀。近代的日本佛學界,能讀我國語體文的太少,所以如譯為日文,那對日本佛教界,應有較多的影響。這樣,我雖在病中,也就同 [P233] 意了。那時,我國還沒有退出聯(lián)合國。

到去年(民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牛場先生直接寄信給我,稱嘆『中國禪宗史』,勸我以日譯本向大正大學申請博士學位。圣嚴法師與吳老擇居士,也來信勸請。牛場先生對我二十年來的自動推介;這么大年紀,竟在四、五個月內譯成一千多頁稿紙,費時費力,使我覺得盛情可感。我那時病情正在惡化,為了不使愛我者失望,同意了他的請求,并寄一些資料(經(jīng)歷及著述)去日本。那時,中日還沒有斷交。

今年一月底,我應樂渡法師與沈家楨居士的邀請去美國長期療養(yǎng),途經(jīng)日本,休息了兩天,見到了圣嚴與清度法師,吳老擇與梁道蔚居士。我身體弱極,只在旅社里呆了兩天。那時中日邦交已斷,所以我對申請學位一事,表示缺乏興趣,并提出理由,其中之一,便是為了我是中華民國的人(圣嚴法師文中,也提到這點)。那時,正值寒假,一切停止活動,所以大家結論為不作主動促進再說。

到了四、五月間,圣嚴法師來信說起:牛場先生告訴他,學位進行的準備工 [P234] 作,大體完成。我去信表示,不如中止進行(信是請日常法師寫的)。但無巧不巧,隔一天,圣嚴法師就來了信:他在前幾天,因關口博士告以準備工作完成,須繳申請費用,所以圣師已經(jīng)繳納;不足部分,由他先為墊出。到了這一階段,我也就決定如此了。本來應親自去日本接受學位,由于身體轉壞,不能前往,才由圣法師代表接受,將「學位記」寄回臺北。學位取得的經(jīng)過,就是這樣。我沒有與校方直接聯(lián)絡,牛場先生與圣嚴法師,自動為此而犧牲時間與精力,我應表示我的謝意。

二

再說到學位:學位是世間學術的一項制度,與佛法的修持無關。以佛學來說,我對無信仰無思想的佛學,我從來不表同情。認為,「即使對佛教有傳統(tǒng)習慣上的情感,也不過作為文化遺產,照自己的意欲去研究,使自己成為佛學家與博士而已」�！溉鐩]有這種信念與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輝煌,都不外乎古 [P235] 董的鑒賞,歷史的陳述與整理。雖足以充實莊嚴圖書館,而不能成為活的佛學」(并見拙作『談入世與佛學』)。就博士學位來說:這并不表示無所不通,也不是對此論題絕對正確。這是表示對于某一論題,寫作者曾經(jīng)過縝密的思考,能提出某些新的意見,新的發(fā)現(xiàn)或新的方法,值得學界參考而已。所以我并沒有把他看作什么了不起。

但這也表示了對于論題,有了相當?shù)膶W術水準,即使不是絕對正確的,也是值得學界參考的。我不是禪者或禪學研究者,我為什么寫『中國禪宗史』?胡適以神會為禪的革命者,『壇經(jīng)』的寫作者,否定了六祖的地位,也否定了達摩禪的一貫性。我以為『中央副刊』上的喧囂,或刊物上的人身攻訐,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憑我對中國佛教的一點感情,使我放下自己所要探求的佛法,而從事初期禪宗史的研究。我的見解,不一定為傳統(tǒng)的禪者所同情,但透過新的處理,到底肯定了達摩禪的一貫性,六祖與『壇經(jīng)』的關系,與神會應有的地位。我想不只是寫出來,也要取得人的同情,取得人的尊重,才能改正世間學者有關佛教史實 [P236] 的誤解與歪曲。那末,本書而取得學位,不正能引起人的重視與反省嗎?在這種意義上,我并不以取得學位為恥辱。這是世間的學術制度,是需要申請的,所以我也不覺得「申請」就是「可憐相」。

中國佛教是偉大的,但偉大的是過去而不是現(xiàn)在。有信仰有反省的佛弟子,是會深深感覺到的。個人的虔誠、熱忱、信解與持行,是復興佛法的要素,但這還是個人修持的立場,而不是佛教延續(xù)與復興的立場。復興中國佛教,除了個人的信行,還要求佛教組織的合理與加強。對社會,多做些文化,慈善救濟,以引起社會同情(也更符合佛教的精神)。對佛教自身應力求文化水準的提高,吸收國際佛教界的可貴成分,了解現(xiàn)代的思想(這才可以攝取或破斥他),使佛教能在現(xiàn)代知識界──國內或國外受到重視,才能影響到社會的中堅人士而發(fā)生新的力量。這就是虛大師過去為佛教的基本立場。由于近代的劇變,中國佛教與國家民族一樣,都是從古老安定的社會,而邁向于復興即現(xiàn)代化(適應現(xiàn)代情況而足以生存發(fā)展)的過程。在這演變過程中,由于古老傳統(tǒng)或傾向于現(xiàn)代復興的見解 [P237] ,或不免不同。在這些上,也才能了解,何以慧岳與圣嚴法師,把學位看作大好事。這決不是為我捧場,而只是覺得中國僧侶的文化水準,總算有了進步的象征。我出家四十多年,從來沒有憑什么資歷,現(xiàn)在衰病快到生命盡頭,這對我還有什么用處?但對佛教修學的努力者,多少有一點鼓勵作用。所以有人看作好事,有人看得毫無意義,簡直可恥,這不過在這變動時代,所引起的不同意見。重個人修學,滿足于古老的傳統(tǒng),或深感佛教衰落而求時代之適應吧了!

三

日本的政治傾向,過去存有侵吞中國的野心,這才引起抗日戰(zhàn)爭。日本失敗以來的政治傾向,對臺灣是存有野心的,這不但田中內閣如此。過去日本臺獨的活躍,就是良好的例子(當然,臺獨的活動,也還有稱為盟友的美國人在內)。去年的中日絕交,對我們無疑是更重大的打擊。政治,現(xiàn)代的政治,根本說不上道義,都無非為自己國家的現(xiàn)實利益著想。這種政治活動與普遍傾向,確是如此 [P238] ,但不能因此說一切日本人都是如此。如一視同仁,那以常識來判斷,也不能說是正確的。日本佛教界的活動,也是一樣。在抗戰(zhàn)期中,為日本軍部作侵略工具的,特別是那些海外及隨軍的布教師。戰(zhàn)后的日本文化界及佛教界不斷來臺,什么親善,感恩,帶有半政治性活動的,也誰能保證都是純潔呢!日本佛教界而作政治活動的,甚至親共的,都不能說沒有,然大體來說:專心的佛學研究者或著述者,從過去(抗戰(zhàn)及抗戰(zhàn)以前)到現(xiàn)在,都對政治性的興趣不高。所以也不能說日本佛教全體,都是意圖侵略的。作為佛弟子,對事理的認識和批評,應多少客觀一些。處在現(xiàn)階段的中日關系中,我取得了日本的學位。我沒有與日人組什么團體,說什么「交流」、「合作」,往來親善。雖然,這些活動,為現(xiàn)階段國策所不禁。我只是純粹個人的學術活動。

上面所說,有關取得學位的經(jīng)過,有關學位的看法,有關中日關系的看法,我只是說明事實,并說明自己的某些意見。見仁見智,那是別人的事。我為病體所限,不可能再有所說明,但我會靜默的聽那些不同的意見。 [P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