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至1904年，師28歲至44歲

　　印光大師年譜

　　沈去疾著

　　公元一八八八年 戊子 清光緒十四年 二十八歲

　　公元一八八九年 己丑 清光緒十五年 二十九歲

　　公元一八九0年 庚寅 清光緒十六年 三十歲

　　由紅螺山至北京龍泉寺為“行堂”(一)。

　　是年冬,行腳 東三省,白山黑水,一缽長征(二)。

　　(一)《行業(yè)記》。

　　(二)《永思集·印光大師小史》、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釋印光與釋應(yīng)慈》及《印光大師言行錄》:“次歲,返都 。住圓廣寺。”

　　公元一八九一年 辛卯 清光緒十七年 三十一歲

　　行腳返京,仍住圓廣寺。

　　公元一八九二年 壬辰 清光緒十八年 三十二歲

　　在北京圓廣寺。一日與一僧在西直門外閑步。一丐童年十五六,向大師乞錢。大師曰:“念一句佛,與汝一錢。”丐童不念。大師又曰:“念十句,與汝十錢。”丐童仍不肯念。大師將錢袋取出,約有四百多錢,和顏謂之曰:“汝念一句,與汝一錢,盡管念,我此一袋錢,給完為止。”丐童大哭,終不肯念。大師嘆其太乏善根,因與一文錢而去(一)。

　　(一)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軼事》。

　　公元一八九三年 癸已 清光緒十九年 三十三歲

　　與化聞和尚晤于京。應(yīng)化老之邀,南下至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安單藏經(jīng)樓。自此兩度掩關(guān),影不出山二十余年(一)。

　　(一)見《行業(yè)記》:“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檢閱料理,相助乏人。眾以師作事精慎進之�；�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即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jīng)樓。”

　　公元一八九四年 甲午 清光緒二十年 三十四歲

　　公元一八九五年 乙未 清光緒廿一年 三十五歲

　　春,至寧波阿育王寺,拜舍利數(shù)十日,看之(一)。

　　(一)見《三編·復(fù)袁德常書》:“光于光緒二十一年春,往育王拜舍利近三月。從去至后,日常隨看者即附之看。其色若天臺菩提拿紅了的色,數(shù)十日不改。但其大小上下,隨看隨變,忽小忽大,其大若綠豆,小則或減三分之一之量。至光緒三十一年,因事往育王,又一睹,其大若黑豆,其色若黑豆上起白霉,緊靠鐘底不動。光以黑色又加白霉,意謂或是年必死。然亦無吉無兇。此種皆普通人常見之相。并無感應(yīng)奇特之事。錄而刊之,亦無所益。切不可妄造謠言,以無感應(yīng)為有感應(yīng),則罪過不淺矣!”(見《三編》下冊第七三六頁)

　　公元一八九六年 丙申 清光緒廿二年 三十六歲

　　公元一八九七年 丁酉 清光緒廿三年 三十七歲

　　夏,應(yīng)寺眾一再堅請,開講“彌陀便蒙鈔”一座。與虛云和尚會晤結(jié)識于法雨寺(一)。講經(jīng)畢,即于寺之珠寶殿側(cè)閉關(guān)(二)。

　　(一)按:據(jù)釋妙真、周孟由等所編《印光大師書傳》虛云和尚之序載:“清光緒二十年,余在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敦請印光大師講經(jīng),得與識面。”印光大師在法雨寺講經(jīng),只光緒廿三年為首次,亦似僅此一次。又;查考岑著《虛云和尚年譜》光緒二十年時,虛云大師仍尚在九峰山翠峰茅蓬。直至光緒二十三年,虛云大師在寧波阿育王寺禮佛燃指,且在其寺拜舍利,延留甚久。其至普陀山法雨寺亦當在是年�！稌鴤鳌沸蛭乃�云“光緒二十年”,蓋老人記憶之誤耳。又,據(jù)根慧上人作文(《印光大師紀念文集·我與大師的因緣》)回憶:“大師只講過一部《彌陀經(jīng)》一次。”根慧上人乃法雨寺當日方丈侍者,親歷其事,記之可信。以此佐證虛云大師與印光大師初次識面會晤之時間當在光緒廿三年。

　　(二)見《行業(yè)記》:“乃為講‘彌陀便蒙鈔’一座。畢,即于珠寶殿側(cè)閉關(guān),兩期六載,而學(xué)行倍進。出關(guān)后,由了馀和尚與真達和尚等特創(chuàng)慧蓮茅蓬供養(yǎng),與諦閑法師先后居之。未機,仍迎歸法雨。

　　公元一八九八年 戊戍 清光緒廿四年 三十八歲

　　在普陀山法雨寺關(guān)中,作《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一)。

　　高鶴年居士二次訪道普陀,于法雨寺吊聞長老。嗣后大師與高氏會晤于化鼎丈室,次早對高氏略略開示凈宗信、愿、行修持法。高氏見大師寮房中淡薄衣單,外無長物,嘆為清凈僧寶(二)。

　　(一)見《增廣》卷一。

　　按:大師闡述凈土念佛法門乃當世學(xué)佛無上法門之論頗多,此乃其尤為至要之篇也,劈首兩句即明示:“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綱宗;憶佛念佛,實得道之捷徑。”令真心學(xué)佛者于目的方法有所明析條理,清楚省悟矣。又次論及前輩祖師,以蓮池參笑巖為誓,“大悟之后,置彼而取此,以凈業(yè)若成,禪宗自得。”“喻己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須問長安。”“蓋以因時制宜,法須逗機,若不如是,則眾生不能得度矣!”當世弘化方法唯以凈土念佛為上,其根本道理依據(jù)全在此中曉喻明白矣。今敬錄全文于左:

　　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增廣》第一卷第一頁,txt文本鏈接)

　　(二)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苦行略記》。

　　按:此為大師與高氏初次會晤識面。之后過從甚契,遂結(jié)為蓮友道侶。至民國元年乃有高氏攜去大師佛教四論以“常慚”名刊之叢林報之事,時己交往十載馀矣。

　　高鶴年(一八七二——一九六二)江蘇興化人。近代佛教居士,佛教學(xué)者,旅行家。行腳天涯,國內(nèi)名山大川,無不涉足其間,時人比為徐霞客第二。遍訪高僧大德,于鎮(zhèn)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等處領(lǐng)受捧喝,于終南山修定茅蓬。初好禪學(xué),嗣與印光大師相契,遂宗凈土。一八九八年與印光大師初晤于普陀法雨。一九一二年于普陀攜大師文稿數(shù)篇至滬,刊于《佛學(xué)叢報》。一九一四年,返終南山茅蓬過冬。翌年,于終南營建僧尼普同塔、念佛堂各二,并茅蓬數(shù)處。一九一七年秋,京津洪水為災(zāi),應(yīng)滬地狄楚青、王一亭居士請,離終南,從事救災(zāi)事宜。后冒雪趕至上海,與狄楚青等組織佛教慈悲義賑會。一九一八年,與印光大師同往揚州刻經(jīng)。道經(jīng)滬地,與滬上諸大德若狄楚青、王一亭等相聚,暢論因果。到揚州后,住萬壽寺,其間曾返故里興化掃墓。一九一九年,至湖南賑災(zāi);嗣后至云南雞足山巡禮。一九二0年,由滬至普陀,與印光大師長談。印光法師至蘇垣報國寺閉關(guān)后,高氏常因賑務(wù)由蘇至滬,必往報國寺贍禮。大師輒贈蓮宗書,并誡以“信因果,勤念佛”此二者廣勸大眾。高氏一九六二年逝世。著作有《名山游訪記》及《印光大師苦行略記》。

　　公元一八九九年 己亥 清光緒廿五年 三十九歲

　　公元一九00年 庚子 清光緒廿六年 四十歲

　　公元一九0一年 辛丑 清光緒廿七年 四十一歲

　　春,大師于普陀法雨寺致函金山寺高鶴年居士,詢問高氏禪學(xué)進境如何,囑往一談。高隨至普陀會晤。大師其時己深入經(jīng)藏,智慧如海,開示凈宗諸家法要。留談經(jīng)五晝夜,示以方便多門,歸原無二(一)。

　　(一)見《永思集·印光大師苦行略記》。

　　公元一九0二年 壬寅 清光緒廿八年 四十二歲

　　公元一九0三年 癸卯 清光緒廿九年 四十三歲

　　春,接高鶴年來函,告知欲再朝五臺,往終南結(jié)茅。大師復(fù)函,約高氏往普陀一談。言談留意秦中佛法,囑高氏提倡實行,不可虛度光陰。并言及南方飯吃不慣,欲返陜西云云。高氏默記于心。

　　公元一九0四年 甲辰 清光緒三十年 四十四歲

　　進京,協(xié)助諦閑法師請藏。事畢。仍返法雨寺藏經(jīng)樓(一)。至北京琉璃廣各書店中閱看,購得《揀魔辨異錄》兩部。一贈諦閑法師,一自留(二)。

　　(一)見《行業(yè)記》:“因諦老為溫州頭陀寺請藏,又請入都,助理一切,事畢南旋。”

　　(二)見《三編》卷一《復(fù)如岑法師》:“光緒三十年,諦公請藏經(jīng),令光隨去料理。經(jīng)已印完,尚須幾日方行,因至琉璃廣各書店看看。一店中有二部(《揀魔辨異錄》),通請來。以一部送諦公,一部自存。”

　　諦閑(一八五八--一九三二),近代高僧,佛教學(xué)者。俗姓朱,名古虛,號卓三。浙江黃巖人。父母早亡,幼年隨舅父佐理藥業(yè),稍長即通醫(yī)道。因悟醫(yī)生但能治病、不能治命之理,遂萌離俗出世之想。二十歲到臨海白云山依成道和尚出家。二十四歲受具足戒于天臺山國清寺。初學(xué)禪觀,頗有領(lǐng)悟。受上海龍華寺方丈跡端法師器重,授記付法為傳持天臺教觀第四十三世。一九一0年,住持紹興戒珠寺,兼上海龍華寺主席。一九一三年駐錫上海留云寺;冬,住持寧波觀宗寺,立志興復(fù)臺宗祖庭,募集巨資,修建大殿、藏經(jīng)閣等,裝金佛像,嚴訂規(guī)約,觀宗寺遂為東南一大名剎。一九一九年,成立觀宗學(xué)社,自任主講,招收青年學(xué)僧。一九二八年,擴大規(guī)模,改名為“弘法研究社”,并發(fā)行“弘法月刊”,弘揚天臺教義。一九二九年,應(yīng)請至哈爾賓極樂寺傳戒。晚年應(yīng)上海玉佛寺之請,開請《楞嚴經(jīng)》,講畢返寧波觀宗寺,電召弟子寶靜回寺嗣法。一九三二年圓寂,入塔于浙江慈溪五磊山。平生講經(jīng)說法四十余年,弟子著名者有寶靜、倓虛、常惺、妙真等,在家皈依弟子十萬余人。著作主要有《圓覺經(jīng)講義》、《圓覺經(jīng)親聞記》、《金剛經(jīng)新疏》等,一九五一年倓虛等輯為《諦閑大師遺集》行世。

　　《揀魔辨異錄》,清世宗雍正下旨編輯之書。針對法藏及其徒弘忍、具德之種種悖道悖倫語言八十余段,一一聞之,凡四卷,二百多頁。至雍正十三年始脫稿。上諭令收入大藏內(nèi)流通。未幾世宗死,乾隆即位,未能親身料理及此,令謄清刻板。當時法藏外護甚眾,僧俗不敢談及,故未收入藏。止將雍正之上諭列之于書首以為序。印光大師對此書頗為重視。其于琉璃廠購得后自存一部,于翌年托楊仁山居士轉(zhuǎn)寄日本弘書院,請附入藏經(jīng)。其后復(fù)于民國三年介紹狄楚青居士石印一千部;于后親躬息心按文義校訂,刻板于揚州藏經(jīng)院,印三百部送人。大師對此書評價至高,謂:“凡讀書人閱之,都增長莫大學(xué)識,而于參禪之人更為有益。”(見《復(fù)如岑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