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嚴法師「建設人間凈土」理念根源 第四節(jié)（一）

　　第四節(jié) 結論

　　一、「建設人間凈土」的外緣內因與教育路線

　　(一)「建設人間凈土」的圓熟外緣——東老

　　本文「建設人間凈土理念沿革」的探討里,「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凈土」的理念,在民國四十六、四十七年(1957、l958)有「美化人生以達理想社會」、「慈悲的圓滿表現」、「拋棄了所有乃至可能的痛苦」等不同用語表達。這些論述的文字,并沒有提及虛大師、東老、印老之名。當時法師仍在軍中,尚未二度出家,與此相關的文章則投稿在東老人的《人生》雜志。

　　民國六十七年(1978)「復興中國佛教」、七十八年(1989)「建設人間凈土」、八十二年(1993)「回歸佛陀本懷、人間化佛教」、八十五年(1996)「推動落實人間佛教」,也都是「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凈土」理念的不同說法。當中楊仁山、虛大師、東老、印老之名每每出現其中,尤其虛大師與東老,法師以二位說明其精神、理念的傳承。這一民國六十七年(1978)開始的傳承陳述,是法師在繼承東老道場之后,意圖為即將展開的佛教事業(yè),尋個使命、歷史、文化的定位點。

　　因為民國六十六年(1977)底東老出人意表地坐化,驚慟法師從美國趕回奔喪,民國六十七年(1978)法師以孤臣孽子之心,奉遺命繼任「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農禪寺住持。292又應中國文化大學附屬機構,聘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并擔任美國佛教會在臺譯經院院長。293同年年底靈源長老傳臨濟宗法脈294(民國六十五年法師已在美國獲東老曹洞宗傳承)295。這些接任代表三個方向,東老的道場,是以傳統(tǒng)僧教育、大眾弘化為主;文化大學佛學研究所與譯經院,是以現代佛教高等教育為主;東老、靈源二老的曹洞、臨濟傳法,是傳統(tǒng)中國禪宗的心法主流。

　　法師處理了東老后事,即以「盡我的力量,推動并實踐東初老人為佛教文化及佛教教育作奉獻的遺志」296,作為努力的原則。法師自此,正式地以東老遺留的道場,獨立地展開弘法利生工作。此一「繼往」,法師把教界諸山長老共同贊嘆東老「籌辦教育、從事文化事業(yè)、推動慈善福利事業(yè)最有成果」的教育、文化、慈善三事業(yè),297更遠溯其精神、理念、方向的根源與傳續(xù)。推舉了近代佛教興革為首的楊仁山,繼而虛大師,再傳東老或印老,為傳薪人物,以至法師。

　　所以法師于東老往生后,于佛教三項事業(yè)與宗法傳心,都有了如法的傳承與道場,高等教育的推動也有了社會認同的學府為立足點。換另一種說法,法師于佛教的普及推廣、教育現代化與素質的提升、和禪法的時代契入,在精神意志、歷史使命上已有了全面性的準備。

　　續(xù)此「繼往」接任的「開來」,是年(民國六十七年)法師即致力于佛教高等研究之學報出版、雜志刊行、禪修指導、大眾化講經、法會接眾等,一步一腳印地全面推動,漸漸具體成形,直到今天。法師將東老畢生「教育、文化、慈善」等三項佛教事業(yè),發(fā)展為民國八十三年(1994)所謂的「一大使命,三大教育」——「建設人間凈土」�！敢淮笫姑�」就是推動全面的教育。全面教育就是三大教育: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而禪法修持則述諸于「提升人的品質」,以「建設人間凈土」。

　　因此從法師投稿東老辦的《人生》雜志,發(fā)表「美化人生」、「理想社會」等文章,到繼承東老的道場,推動「教育、文化、慈善」事業(yè)為「一大使命,三大教育」。東老當是促成「建設人間凈土」此一理念落實的主要外緣。然而法師「建設人間凈土」的信念建立,卻是源自于法師大陸的童年出家,而不是再度出家依止的東老。

　　(二)「建設人間凈土」的內因蘊育——經懺省思

　　1.法師大陸出家的經懺三反省

　　本文「建設人間凈土理念溯源」的部分,已交待法師大陸出家的三個道場學習,與時代背景,和佛教興革。在這些相互交錯的影響下,法師是如何認識佛教,乃至蘊育「建設人間凈土」的理念。當中可歸納法師在三種不同的道場,以三種不同的面向,反省「經懺佛教」,而不自覺地使「建設人間凈土」理念成形。

　　法師還沒出家時,在童年的生活中,所認識的佛教,是熱鬧的音聲佛事,超渡亡靈的經懺僧。在狼山出家后,由于聽講,知道佛法是用來說給「人類」聽,而不只是「誦給亡靈聽」,因此立志于弘化。在上海大圣寺,法師反省之所以淪為經懺僧,是因國家、社會動蕩、民心不安,造成出家人的生計難以維持。但民心的不安又起因于大眾不知道佛法因果等觀念,所以立志于教育。在上海靜安寺佛學院讀書時,明白了佛陀與高僧大德「都不是以經懺弘揚佛法,而是用佛教教義和佛經中的義理」攝化大眾,于是法師發(fā)愿「要好好讀書,深入佛法智慧大�！�。

　　以上法師于經懺的反省面向是從抽象的「人類」、「亡靈」,到現實的「國家」、「民心」,再轉入「佛陀」、「高僧」的人格特質。促成此反省的因緣,是狼山的聽講、大圣寺的環(huán)境刺激、佛學院的讀書。而反省后的立志,是「弘化」、「教育」,深入「教義」。這三者主要實踐的方法就是「讀書」。反省的范圍由大到小,著手處則由外而內,從理念(人間凈土)、事業(yè)(教育)到讀書(教義),越來越具體,而呵成一氣。這樣的反省與立志,是否造成日后法師對經懺采取反對的態(tài)度?

　　2.法師再度出家經懺意義重顯

　　法師于經懺佛事,過去雖有著努力以赴,卻深陷于痛苦與罪惡感的經驗。298奇怪的是,法師日后并沒有因此厭惡、痛絕經懺,或壁上遠觀、批判,反而在民國四十九年(1960)的〈論經懺佛事及其利弊得失〉一文,闡述為了宗教情操、宗教家的氣質養(yǎng)成,以積極正向的態(tài)度,主張不應廢除經懺佛事:

　　……如想確認佛教具有宗教的功能,如果還希望佛教徒們保留若干宗教家的氣質,那么對于經懺佛事的問題,談修正則可,若言廢除則斷斷以為不可。299

　　這「斷斷不可言廢除」,「談修正則可」的態(tài)度,是法師了解「誦經禮懺」不只是佛教的特色,更是世界各大宗教如基督教、回教等都有,且各宗教都依此宗教儀式感通「非人」的諸佛菩薩,或神、或鬼,而生起宗教信心的方法之一:

　　一種宗教之能激發(fā)其教徒的宗教情緒,往往是賴于宗教生活或宗教儀禮的推動;宗教徒之能夠由其一己之信心,而感通諸佛菩薩或上帝或鬼神的靈驗,往往也是導因于宗教儀式的實踐,例如祈禱、禮拜、持誦、觀想等的媒介。所以誦經禮懺,并非佛教的特色,佛教有誦經、有懺悔、有禮拜、有祝愿,基督教也有,伊斯蘭教也有。300

　　所以法師認為誦經禮懺既為各宗教所有,佛教當不獨外。

　　而且法師因出生于良善、貧困、父母皆不識字的農家,以經懺、香火圣跡的美麗錯誤認識,出家于氣氛虔敬的香火道場,趕經懺于大都會的小廟,體會到社會中下階層,大多經由超薦先亡,植福延生的經懺,才有機會接觸佛教,知道有佛法。為了這些人能有進入佛門的因緣,法師認為不應廢舍經懺。301這是法師身歷其境的生命經驗與觀察,所提出的忠懇反省。因此不同于社會學者的冶眼觀察、運動家的方便、理想家的批判、思想家的抽象,甚至是宗教家的偏執(zhí)或狂熱,而是帶著溫暖的理想與理性,貼切著現實與苦難的人生,提出經懺不應廢除的觀點。

　　法師又就懺文本身的內容,提出了經懺佛事修正的方向。他認為經懺無不是為了修行而設,302若行之如法,303也是我人信佛、學佛的著力點。304因此建議經懺應朝著「行持」的方向來修正,而不可以商業(yè)化、巫師化、鬼神化:

　　要將經懺佛事當作我人通向成佛之道的橋梁,體認成佛之道的種種方法,不得視為營生的工具,掂斤看兩,依人數、時間計錢。305

　　僧眾于誦經禮懺之佛事,是在教導一般人如何感應諸佛菩薩,如何自我升拔于佛菩薩的地位,而不是像原始宗教的巫師,以代言人、化身自居,只有透過他們才能與神明接近。306

　　一般人之經懺佛事供養(yǎng)僧眾,絕不是為了將自己乃至親屬死后的前途,委諸僧眾,而是為了僧眾能夠教導自己,如何避免死后墮落三惡道。307

　　此經懺修正的立場,可以看出法師本著修行——提升人品——的實用性與合理化為原則,308不離經教、歷史沿革,309在俗、入俗、用俗、化俗而脫俗的特質,展現了法師特有的風格。推動「建設人間凈土」積極入世,歸宗「提升人的品質」避免佛教因大眾化而庸俗化;也不因注重人品的提升,而走向獨善的山林,忽略佛教人間化世的功能。

　　3.虛大師、印老、法師經懺看法略比

　　虛大師就佛教歷史發(fā)展事實與時代趨勢的適應,從「行之當機及三依三趣」的第二像法時期,說明以「天乘」趣入大乘的法門,是蔽于印度、時代等因素,已不適宜今日第三末法時期「以人乘行進趣修大乘行」,否則將被謗為「迷信神權」310。所以虛大師對于佛門中,與「天乘」有關的教法,如經懺、密法等,是以不合「末法時期的人乘行」而有所抉擇,但卻以佛教像法時期的「天乘」,而有所包容。所以大師于上海曾辦改良式的經懺道場——「法苑」,一邊推廣佛化教育,同時藉以籌措教育經費。311然而失敗了。312

　　印老本于對宗教整體性的觀察,掌握佛教乃是以人間為主,以及無神論、因緣法的特質,為了對治、阻絕佛教因時代、區(qū)域適應而神化、鬼化的質變,所以力倡「人間佛教」。因而對虛大師設改良式經懺道場失敗的看法,認為本來就不應辦,而且當堅決取消,而不是去改良:「時革命風暴,迫在目前,大師不依『僧制今論』,與研究佛學者相聯(lián)絡,導一般僧眾從事資生工作,乃欲藉改良愚迷陋習之經懺生活以謀發(fā)展,似非善策!使當年三民主義革命而真能實現,則『經懺』決為取消而非改良也!」313從這里可看出,印老以宗教的立場,堅持佛教「不共」的「純潔」,自外于其他宗教,或教內的方便攝化。

　　圣嚴法師則從宗教功能看待經懺,認為「斷斷不可言廢除」:以宗教儀式大多感通諸佛菩薩、上帝或鬼神的緣由,而主張具有宗教儀式的「經懺佛事」,乃可保有佛教的宗教功能、宗教情緒的激發(fā),和教徒的信心,與宗教家之氣質。但是應當修正,不可以將佛事商業(yè)化、佛教鬼神化、僧人巫師化。圣嚴法師以宗教、修行的立場,贊同佛教同于世界任一大宗教之「共通性」——「誦經禮懺」,把佛教立足于世界宗教中,而不同于印老堅決「不共」的立場。

　　而法師于法鼓山推動「建設人間凈土」,在社會上舉辦「佛化婚禮」、「聯(lián)合祝壽」、「聯(lián)合奠祭」等佛化教育活動,與虛大師改良式的經懺道場——「法苑」,所推廣的社會佛化運動,有諸多雷同,可說源自虛大師的「法苑」314。然而法師秉著不可以將佛事商業(yè)化,從中脫俗而出的作略,則又不同于虛大師藉此籌措教育經費的做法。345法師甚至把此「佛化運動」歸入在「建設人間凈土」三大教育中「大關懷教育」的一部分。雖然如此,法師于現實佛教教育經費的來源,并未忽略,故而提出勸募方式,讓一般信眾共同參與。316并經由勸募的聯(lián)絡、活動,再把佛法與關懷推廣出去,落實到社會的各個角落。317

　　(三)促成法師反省經懺的主要因緣

　　虛大師間接的精神影響

　　法師于佛教的愿景,在狼山興起了佛法可以「實現世界大同或人間凈土」,然而體認到的現實佛教,是「外出參學者回到狼山,還沒有一位能夠講經說法」。法師的愿景,與觀察出外參學后能否講經的角度,是間接受到虛大師的精神影響。因為虛大師民國八年(1919)到狼山講經,造成轟動,流為美傳。而且狼山僧人外出參學的佛學院,也多與虛大師有直接或間接關系。

　　又法師在大圣寺經懺趕到日夜相繼,齋主不敬地點唱「小尼姑下山」,「和尚老爺居然照唱不誤」,「業(yè)務」接到這般「不擇」的田地,寺院經濟仍難以平衡。面對信徒、僧眾如此難堪的處境,法師認為應當從教育入手,培養(yǎng)人才,以教義度眾,挽救人心。法師的想法,恰好雷同于大師剛從后方回到南京,于毘盧寺記者會上,報告「整理佛教計劃」有關教育的部分。318此或純屬巧合,但極有可能法師當時是經由報紙,而受到虛大師的影響。

　　因為虛大師在南京開記者會不到一星期,就來到上海靜安寺,并也召開了記者會,319沒多久靜安寺佛學院開辦。法師自傳——《歸程》中,雖沒有明示他是透過報紙留意佛教、虛大師,但書中說其獲悉「上海靜安寺,正在鬧著子孫派與十方派的糾紛,在形勢上,十方派占著上風,所以力圖興革,整頓寺規(guī),舉辦教育,以資爭取社會及輿論的同情」320。所以法師得知靜安寺舉辦教育,從引文「爭取社會及輿論的同情」這段話,可推知法師的訊息是經由「報紙」。所以在此七日前,虛大師見報的「整理佛教計劃」,法師或有從報紙中知曉、了解,并產生認同大師從教育以救人心的理念,進而反省「經懺佛教」。

　　法師秉此理念,懇求上人讓他就學,但遭婉拒,事隔數月,法師才因虛大師的學生育枚法師,在靜安佛學院當教務主任的狼山僧人,激勵法師的師長放行,法師開學半年后,才如愿以償,進了佛學院。入學后不久,虛大師于上海圓寂,法師因而興起了出家人、僧教育該何去何從的憂患意識。

　　此一憂患意識,讓法師在學院內外不盡如人意的環(huán)境中,不為環(huán)境所動,并以佛陀、高僧自勉,努力于讀書。當時學院雖師資陣容堅強,生活不錯,但因位于市中心,每天有佛事,「生活很不寧靜,更談不上如律的軌范」;學僧均需參與經懺,維持學院開支,和自己零用。學院因「寺產糾紛」,「監(jiān)院密迦、住持德悟以『漢奸和尚』的罪名告下了獄」,接任的佛學院院長白圣長老,「經常要與流氓斗法、斗智」;佛學各科各自講述,無由理解彼此差異,同學們卻是「別管那么多!法師們怎么講,我們就怎么聽,然后再照著去告訴別人就好了!」的態(tài)度;學校把佛事焰口能否當金剛上師,也列為成績考量;學僧在尚未畢業(yè)時,早已了解學無所用,所以有人還俗去讀世學或做工;甚至畢業(yè)時,有同學當場撕毀畢業(yè)證書。這些現實更加深了法師先前因虛大師圓寂,而生起的憂患意識。

　　所以法師從經懺的反省,愿景的興起,寄望于教育,面對現實佛教的質變,而就讀佛學院,大多是受到虛大師間接的精神影響。而原本寄望讀書后,成為講經弘化的法師,畢業(yè)將即已確定難以如愿,同學們對僧教育的失望、絕望,更是跌入谷底,情緒激烈。法師油然而生的不是憤世忌俗,而是深化了因虛大師往生時,所興起「僧教育未來」、「出家到底應該怎么辦?」的憂患意識。就是此憂患意識,促使法師從軍來臺后,在東老辦的《人生》雜志,以「美化人生」、「理想社會」等題目投稿,所以才與東老——虛大師閩南佛學院的學生,虛大師同學定慧寺主持智光長老的法子——結了再度出家,亦友亦師的師徒因緣,而為東老的正式剃度弟子,虛大師的第三代。

　　(四)「建設人間凈土」的近代教育路線

　　東老不只是虛大師閩南學院的學生,更是虛大師同學智光長老的法子。民國二十三年(1934),東老到焦山定慧寺協(xié)助智光長老開辦佛學院,此一學院就是前文提到抗日戰(zhàn)爭在淪陷區(qū)繼續(xù)辦學的兩個佛學院,上海靜安寺佛學院之外的另一個。智光長老主張的教育路線,在前文肆/(三)/3./(2)「中華佛教總會」籌立——新、舊教育組織整合的小節(jié)里,提到民初有別于清末「僧教育會」的新團體有二,一是虛大師全面改革的「佛教協(xié)進會」,另一個是以仁山、智光為主,把叢林改辦僧學堂的路線。這兩個路線辦學的經費基礎不同,象征的意義也不一樣。虛大師的辦學經費多來自體制外,從少數社會中堅份子募資。321而仁山、智光則是以傳統(tǒng)寺院的經濟來辦新式教育,所說服的對象是寺院守舊的僧眾。因此智光長老在定慧寺花了十二年的時間,才為僧眾認同,當上住持,而創(chuàng)辦新式學院于叢林。322

　　東老畢業(yè)于虛大師的閩南佛學院后,原本要到虛大師的武昌佛學院進一步學習,323為什么轉為認同、接受智光長老以傳統(tǒng)道場興辦新式教育的路線?東老在介紹智光長老的文章中這么說:

　　(智光長老)雖力主改革佛教制度,然佛教經濟財源,仍操于大叢林寺院。社會人士都以寺院代表佛教,……所以要革新佛教,要從僧教育開始,要興辦僧教育,又必須改革叢林制度,如何使叢林寺院本身發(fā)動改革,則必須使革命性僧青年滲入叢林,……。324(《佛教文化之重新·智光大師與中國佛教》)

　　所以東老認同了智光長老從佛教內部啟動新式辦學,不僅是外化入內。而且不因辦新式教育,廢棄傳統(tǒng)叢林制度:

　　(叢林制度)并非不適用,只要稍能改進,加以教育,猶不失為中興佛教的道場。325(《佛教文化之重新·智光大師與中國佛教》)

　　這一作略,可說是沉潛、寧靜的革命,將千百年來的叢林制度改為學院,并對其他的叢林制度產生實質有力的影響。326就在這樣的基礎,新舊合一的精神下,讓定慧寺在淪陷區(qū)內,于民國二十六年(1937)炮彈毀寺后,民國二十八年(1939)更擴大辦學,辦學之企圖是越挫越勇。民國三十五年(1946),在印老所謂「佛教面目全非」的情況下,327獨自襄助虛大師主辦「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集九省三市俊彥比丘二百余人于一堂」328�？梢娭枪忾L老、東老在處事、任事、行事之眼光、耐力與能力,非泛泛之輩!此一深入叢林的改革路線,能補虛大師長期為舊派寺僧不容之憾。329而法師就讀的靜安佛學院,也是千百年的古道場,雖不是山林中的大道場,卻是位于全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海的中心,可說是都市的經懺叢林。二者的共通處,都是由舊創(chuàng)新,以新融舊,看不出光芒璀璨,卻是力道萬鈞。所以辦學有成,導致入獄有份。

　　東老在大陸淪陷時,只身坐船來臺后,330一切由零開始,所能開展的是經濟負荷較少的文化出版,與一年一度的冬令慈善救濟。331于辦佛教大學一事,雖不斷籌備,終未成形,到其入滅,更以遺囑期許繼任者紹承。332這般堅定的志向,讓人彷若看到虛大師圓寂前之最后說法,本其「建僧」之志,講述「菩薩學處」。可見智老、東老無不與虛大師同志、同行于現代佛教的教育改革,但從不同的路線著手。

　　法師童年因大陸動亂、家貧,心羨音聲佛事,與向往狼山圣境而出家。不久,間接受虛大師精神影響、時代焠煉,開啟了「建設人間凈土」的理念,興發(fā)了以教育弘化的濟世悲愿,燃生了中國佛教興亡的憂患意識。大陸淪陷,法師從軍來臺,因緣際會,投稿于東老的《人生》雜志。333后以「恩義」關系,披剃在東老座下,卻因此與虛大師教育為軸的近代佛教興革,有了直系接軌。并承續(xù)此「由舊創(chuàng)新,以新融舊」的教育精神與方向。爾后法師再融入其留學日本,研讀佛學博士的經驗,把國際高等學府的治學精神、方法和教育制度,也吸納了進來。334此一繼往開來,使佛教教育體制更為開拓,并與文化、慈善事業(yè)結合,完整地發(fā)展為傳統(tǒng)、現代兼具的「一大使命,三大教育」之「建設人間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