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嚴法師「建設人間凈土」理念根源 第三節(jié)（六）

　　(三)佛教因應抗日后的亂與貧

　　1.面目全非的佛教

　　抗戰(zhàn)時,法師在俗家鄉(xiāng)下,白天時見到、聽到日軍在當?shù)丶�、殺、淫、擄、�?夜晚則有國人游擊隊的活躍與強盜的光臨。而平常田里一切努力的所得,除了繳租,鄉(xiāng)里的保甲長、游擊隊、和平軍也不時地來搜括。169致使法師俗家貧窮到幾乎無以為繼,但法師家人還是照樣勤儉、努力。因此抗日期間,外在這么多「人禍」,法師俗家繼續(xù)「平常田里一切努力」,可見當時人民生活還在軌道里,「民心」尚稱安定,并懷抱希望,以為外來的侵略過后,和平將會到來。

　　而且法師在抗日戰(zhàn)爭末期出家時,狼山仍有香火,狼山的日軍也不像其在家鄉(xiāng)所聞、所見那般殘暴、惡劣:

　　日軍到狼山,皆知脫帽行禮與跪拜,日軍的官長,也都能夠保護佛教的道場,日軍不住寺廟,甚至還寫了告示送交狼山張貼,告諭日軍要保護寺廟,乃至保護山上的樹木,這些措施,也是很有效的。所以,雖有日軍到了狼山挖掘工事,寧住山下的篷帳,也不住山土的寺廟。(《歸程》頁77)

　　所以法師稱其出家時,所見的狼山還有「回光返照」的局面:

　　狼山的全盛時期,我沒有看到,當我于民國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秋天上山出家的時候,正值抗戰(zhàn)末期,香火已經(jīng)很差,但我依舊見到了昔時景況的一個回光返照。

　　然而民國三十四年(1945)抗日剛勝利,帶來的不是和平、喜悅,反而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甚至狼山的出家人,在狼山已無法生存:

　　昨天還見他上山來玩的人,今天早晨已躺在十字路口的血泊中了;今天見他是有說有笑的人,明天已被「扎」了「粽子」,沉在河溝里了;上午還見了面的人,晚上就被「栽」了「倒蔥」。……夜夜凄厲的狗吠、手槍聲。……現(xiàn)在,天天有人躺下去,也天天有人失蹤了。(《歸程》頁79)

　　沒有預警的屠殺,不知殺人者是誰?在哪里?以致「大家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怖之中,遠道的固然不敢來,附近的也怕外出走動了」。「大圣菩薩的化緣盡了」,「狼山的香火,已經(jīng)沒有了」,「出家人無法生存了」170。

　　之后,民國三十五年(1946)的狼山,國軍軍隊進駐寺院:

　　國軍連番地駐防,弄得只見軍隊不見香客,只見兵器不見法物,連門窗、桌椅,都變成了軍眷的床鋪和伙房的柴火。(《學思歷程》頁10)

　　于是逼得「狼山的出家人,多半集中到了上海的兩座大圣寺」171趕經(jīng)懺去。法師就是其中一位。

　　法師所見的情形,可從印老民國三十五年(1946)底自武昌回到江南,看到南京、上海、杭州的佛教,那「一切無從說起」,難以言喻的「面目全非」,互相為印證:

　　三十六年與三十七年,……普陀山一切都變了,閱藏樓也變了,其實京、滬、杭一帶的佛教都變了,變得面目全非。一切都變了,有一切無從說起的感覺。(《平凡的一生》頁39)

　　短短的一段文,超乎想象,令人瞠目結舌,不知從何說起的面目全非,讓印老不自禁地重復了四次「一切都變了……也變了……都變了……一切都變了」,無語問蒼天的「變」,讀來令人唏噓!悲從中來。

　　2.虛大師的響應

　　(1)青年知識僧組黨

　　這一情形,民國三十五年(1946)從后方回到法師趕經(jīng)懺的大都會——上海的虛大師,又是怎樣的感想、反省,與提出解決措施?

　　十年掃蕩妖氛盡,一旦和平慶到來!猶有和平暗礁在,迅行掃蕩勿遲回! (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520)

　　民國三十五年(1946)正月在重慶的虛大師,先覺地指出有「和平暗礁」,也就是「國共傾向和談,而前途未可樂觀」172。此一「暗礁」的現(xiàn)象,當是如同法師狼山所見的情形——「國家和社會動亂」。「動亂」之源,回到上海的虛大師說是「國共局部沖突之嚴重」,虛大師甚且對政府于收復區(qū)的措施表示不滿:

　　國共局部沖突之嚴重,不滿于政府收復區(qū)之措施。(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525)

　　到底是怎樣的措施讓虛大師不滿?以下就以大師說此話的地點——上海靜安寺——來檢視。

　　靜安寺為了辦學,而有寺產(chǎn)之爭。民國三十五年(1946)五月六日「靜安寺(監(jiān)院密迦)請?zhí)摯髱燅v錫」。大師「由京抵滬」,「是日,上海佛教界,假靜安寺歡迎」,隔日大師「于靜安寺接見記者,論及政治」,就說出上面引文中的擔憂,和不滿時政的話。是年秋天,靜安佛學院就正式開辦:

　　對于靜安寺的整頓,最大的功臣是密迦與德悟兩位法師。德悟原是靜安寺子孫派的子孫,他能把靜安寺改成十方道場,并請密迦協(xié)助,悉意改革……。密迦……極有做事的魄力,學院的規(guī)模,幾乎是完全出于他的策劃而來。(《歸程》頁128)

　　密迦、德悟是促成佛學院開辦的靈魂人物,尤其是請?zhí)摯髱焷盱o安寺的密迦。兩位法師把寺產(chǎn)變?yōu)槭�方制后辦學,這一改革,「并為附近寺產(chǎn)地皮的問題,得罪了許多的人」。沒多久,「終于被人以『漢奸和尚』的罪名告下了獄」。之后,佛學院院長白圣長老,也「經(jīng)常要與流氓斗法、斗智」173。

　　此一「漢奸和尚」罪名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為「住持德悟、監(jiān)院密迦為搶救淪陷區(qū)失學青年,以及改善僧寺經(jīng)懺制度,而創(chuàng)設佛學院�！�174因而與「偽政府的軍政機構有所接觸」所致。(《歸程》頁129)密迦在抗戰(zhàn)前就與虛大師有過從,而抗戰(zhàn)當時靜安學院的開辦,正如同民國三十五年(1946),都是虛大師來了靜安寺之后。175

　　類似密迦下獄的情況也發(fā)生在法師再度出家的剃度師——東老人——身上。東老人是虛大師閩南佛學院的學生,在虛大師同學——智光長老當住持的鎮(zhèn)江叢林焦山定慧寺任教務,抗戰(zhàn)時也沒隨國民政府撤退,甚至克服萬難,繼續(xù)辦學:

　　二十六年抗戰(zhàn)發(fā)生,該寺遭受日人炮擊,損失慘重,遂停課二年,至二十八年又復課。176

　　勝利后,東老人任住持。焦山山下的萬余畝沙田,受地方「士紳」覬覦。民國三十五年(1946)東老為了「萬余畝沙田」筑堤而貸款成功:

　　其時(民國三十五年),焦山萬余畝田地皆沙灘漲成,面臨長江,若無防水堤,每逢雨季,便易泛濫成災,而難豐收。其中定慧寺土地居五分之三,故向鎮(zhèn)江農(nóng)民銀行貸款筑堤。177

　　因而引發(fā)地方「士紳」以定慧寺能于民國二十八年在偽政府下繼續(xù)辦學,而誣陷東老人「與日寇、汪偽等機關交往深切,以時值肅奸期間,故遭囹圄之災」178。

　　虛大師抗日剛勝利以「猶有和平暗礁在」,擔心「國共局部沖突之嚴重」,而呼吁國民政府當「迅行掃蕩勿遲回」。但從這兩個民國三十五年(1946)佛教發(fā)生的案例看,國民政府卻在收復區(qū)急于對已沒有政治威脅的親日漢奸,秋后算帳——「肅奸」,而且不就事情功過、真相,僅以忠誠意識為主。此一「肅奸」因假「忠心耿耿」的「貪官惡吏、土豪劣紳」之手,以致把不畏艱難、不怕死,以辦學護教、衛(wèi)國的出家人也牽連進去,其他在收復區(qū)事業(yè)得以持續(xù)或生存的人,當更有理由被捉,可見時況之嚴重。難怪虛大師「不滿于政府收復區(qū)之措施」。

　　這種「土劣貪惡」,就虛大師的觀察,是「鄉(xiāng)村以至都市」,無所不在,任何政黨、政治都需透過這些人,以致國家、人民都受其操縱:

　　中國的國家社會,深深地陷在貪官惡吏、土豪劣紳的操縱中。……朝野各政黨,雖都有相當好的政策,和少數(shù)正潔的人才,但是從鄉(xiāng)村以至都市,充滿著土劣貪惡。任何實際的政治,非通過了貪惡土劣不能施行;及至通過了貪惡土劣,任何的主義政策,在實施中,都成了操縱于土劣貪惡的假政治。(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521)

　　為對治這種「貪官惡吏、土豪劣紳」,虛大師在抗戰(zhàn)剛勝利,民國三十五年(1946)一月于后方,就提出:「要中國能夠好起來,無論如何,要由無黨無派各黨各派的公正的知識分子、產(chǎn)業(yè)分子,聯(lián)合教導資助著貧苦勞動工農(nóng)。」以幫助中國「走上現(xiàn)代國家社會的大路」,如此「現(xiàn)代佛教也隨著現(xiàn)代國家社會而涌現(xiàn)」。因而要「無家室之私」,「可為最公正、最強毅的知識分子」的「青年知識僧」組黨,「加入公正的知識分子、產(chǎn)業(yè)分子、和貧苦勞農(nóng)聯(lián)合陣線」,「以土劣貪惡為革命的對象」,「根治、盡絕附于國民背上的土劣貪惡癰疽」,以維護人民、佛教的生存。(《太虛大師年譜》頁520-522)

　　此一組黨是虛大師看到佛教傳統(tǒng)的「超政,遇政府與社會摧教,易遭破滅」,但佛教若「從政,亦易隨政府而倒」。可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情勢這般惡劣,又「無在家佛徒集團,足以擁護佛教,則僧伽處此,殊堪考慮!」虛大師因而呼吁佛教以問政、「議政而不干治」,來組織「青年知識僧」。但教界「長老緇素,則緘默持重,大多不以為可」;虛大師又因「中國僧伽量之少,質(zhì)之低,于政治素鮮注意,其難以有為」,所以組黨之事就此作罷。(《太虛大師年譜》頁528-529)時至今日,教界對政府制定與自己有關的宗教法案,仍沒有議事能力,遑論分析利弊,甚至透過民主議政、法治,求得一平等對待空間!

　　(2)寺僧經(jīng)濟建設

　　抗戰(zhàn)勝利后的政治是個「亂」字,因而虛大師主張「青年知識僧組黨」。經(jīng)濟則是個「貧」字,大師擔憂「寺僧不能聯(lián)合開發(fā)其經(jīng)濟的源流,則所興辦事業(yè)將無力負荷久遠」。當時寺院經(jīng)濟困難的情況,可從法師在狼山「無法生存」,民國三十五年(1946)下山到上海從事商業(yè)化經(jīng)懺看出:寺方首先從買下一家殯儀館經(jīng)懺權,花式經(jīng)懺一概回絕;爾后擴展到殯儀館佛事新增三家,及寺內(nèi)、齋主府上;最后是凡有佛事來者不拒,并委屈到佛事中常應齋主點唱戲曲(法師民國三十六年離開后)。「業(yè)務」之多,接到法師「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連「打瞌睡」還在趕經(jīng)懺,179可是法師卻說:「作佛事的收入與生活所需及寺廟維持,無法平衡�！�180

　　因此民國三十五年(1946)虛大師為因應中國經(jīng)濟之危機,主張「寺僧經(jīng)濟建設」以事生產(chǎn)。由佛教會統(tǒng)籌,佛教各分會、支會、各大寺制定局部計劃,依寺院在山鄉(xiāng)、城市之不同,從事農(nóng)、工、商、文化等經(jīng)營,甚至辦理佛教銀行,為全國僧寺經(jīng)濟之金融樞機,還有應民眾需求辦經(jīng)懺服務。此經(jīng)懺佛事則由佛教會統(tǒng)一訂定法規(guī)181。這一全面性的分工、整合的佛教經(jīng)濟計劃,若不遭國難,當可負荷佛教興辦教育、服務、慈善等事業(yè),榮景可期。

　　以上所提出的事業(yè)經(jīng)營,經(jīng)懺佛事大師不僅多次提及,曾于民國十六年(1927)付諸行動,于上海設立了「改良經(jīng)懺」(除去迷妄,擴大內(nèi)容)的組織——「法苑」,推動社會「佛化教育」,改良宗教習俗,并用以穩(wěn)定新僧運動的經(jīng)費基礎,不過失敗了。182當時大師把「改良經(jīng)懺」組織的「法苑」設在上海,是因為「適應上海商市的情況」183,可見這是何等的商機!大師此一眼光比抗日戰(zhàn)凈期間上海的南通商人,發(fā)起籌建狼山的法聚庵(法師出家的寺院)下院的經(jīng)懺道場大圣寺,184早了十年以上。想來靜安寺寺產(chǎn)糾紛在抗戰(zhàn)末期而至勝利之后的數(shù)年里,鬧得厲害,185與寺產(chǎn)及位于市中心得地利之便的經(jīng)懺「經(jīng)濟」或有關。

　　虛大師為了讓寺僧了解、熟悉寺院經(jīng)營管理,及佛教會行政,是年委請焦山主辦「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并倡導僧眾工讀:

　　同年(民國三十五年),太虛大師飛錫焦山,集九省三市俊彥比丘二百余人于一堂,實施行政工作訓練。鑒于時勢之推移,僧眾極須自力更生,特創(chuàng)辦「工讀社」,購置織布機等設備,倡導僧眾工讀。186

　　此一工讀的作風最早見于虛大師同學,焦山定慧寺住持——智光長老,智老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日寇焚毀定慧寺之后,返鄉(xiāng)創(chuàng)設的「福田工讀社」187。但這「佛教工廠」的想法,最早可見于虛大師民國四年(1915)的《整理僧伽制度論》。188

　　所以虛大師因應抗戰(zhàn)勝利后,國家社會的「亂」、「貧」,政治主張「青年知識僧組黨」;經(jīng)濟提出「寺僧經(jīng)濟建設」,二者并未實際落實。于佛教會會務推動,則舉辦了「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這些主張或會務的推動可說相當?shù)叵冗M,切要于現(xiàn)實。這正是「人生佛教」,所謂透過具體的「(世界)教育」、「(社會)經(jīng)濟」、「(國際)政治」方式,來實踐(全)人類的真自由的作略之一。189

　　而法師民國三十五年(1946)思維解決「動亂」的根源——「人心」,而立志于「佛教教育」,以培養(yǎng)「佛教人才」,「普遍地弘揚佛法」之心愿,雷同于虛大師同年四月底從后方回到南京,隔日于毘盧寺招待記者,所報告「整理佛教計劃」中六個項目的幾項——「著手計劃僧尼普受教育」、「佛教徒應全力宣揚教義,化導人心,改進社會,促進和平」190。因而筆者推測法師當時或已透過文字,不自覺地受到虛大師精神的間接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