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讀《圓瑛大師年譜》有感

　　喜讀《圓瑛大師年譜》有感

　　真禪

　　圓瑛大師是當代高僧。他一生弘法利生、愛國愛教、為法忘軀的精神,早已為國內(nèi)外的緇素所稱道。他著作等身,編有各種經(jīng)論講義和弘法詩集,匯編成《圓瑛法匯》一書問世。1989年8月,由中國佛教協(xié)會副會長、上海龍華寺方丈明旸法師主編的《圓瑛大師年譜》又出版發(fā)行,這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我有幸拜讀了此書的全文,不禁感慨萬千。這不僅是因為圓瑛法師的弘法利生、愛國愛教、為法忘軀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動,而且是因為我與法師曾有許多殊勝因緣,也就是我曾多次有緣聆聽法師的講經(jīng),獲益良多,因而崇敬之心,數(shù)十年中,�？M繞在心頭,難以忘卻。值此拜讀《年譜》之際,觸景生情,感慨系之。

　　記得早在1933年9月,當時我只有18 歲,正在鎮(zhèn)江焦山佛學院學習。一天,聽說法師在鎮(zhèn)江鶴林寺講經(jīng),心向往之。為了一睹久負盛名的法師慈容,親聆其教誨,即與同學數(shù)人結(jié)伴而行,過江到鶴林寺聽經(jīng)。法師這次開講的是《仁王護國經(jīng)》,演講的聲音鏗鏘有力,經(jīng)中的義理解釋詳盡,譬喻生動,妙趣橫生。當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加緊侵略我國東三省之際,全國上下人心惶惶,法師開講此經(jīng),寓意在于喚醒民眾護國。我聽了之后,深為法師開講此經(jīng)的良苦用心所感動,因而在我的心田中播下了護國、愛國的種子。

　　1942年,我負笈南下,來到玉佛寺上海佛學院。時,法師為了續(xù)佛慧命,培育僧才,在延安西路創(chuàng)辦了圓明講堂,開設(shè)了榜嚴專宗學院。我經(jīng)常抽空前往聆聽法師講授《楞嚴經(jīng)》。老法師在講演此經(jīng)時,除了該院的學僧外,上海僧俗前往旁聽者甚多,常常座無虛席。由于他講解此經(jīng)時機辯縱橫,妙語聯(lián)珠,深入淺出,隨機獲益,聽者無不贊嘆悅服。法師又反復告誡,學僧以持戒為學佛之要。法師可謂宗教兼通,信解相應。其弘法利生的精神,足為后學之楷模。

　　在法師道德和辯才的感召下,我自1950 年7月至1952年12月,有緣擠進圓明講堂親聆教誨。在這兩年多的時間里,除再次聽講《楞嚴經(jīng)》外,還聽了《佛說阿彌陀經(jīng)》、《大乘起信論》等。由于晨夕親近,接受教誨,雖然時間只有短短的兩年多,但引導我重視對于佛教教理的學習和研究,卻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說我今天在教理學習上有所獲益,則完全是法師諄諄教導的結(jié)果。

　　正是由于我與法師有這些殊勝的因緣,因此在今天拜讀《圓瑛大師年譜》時,感到格外親切。特別是在讀到他老人家為了續(xù)佛慧命,創(chuàng)辦僧教育,循循善誘地教誨學僧要精研佛理、刻苦用功的教導,讀到他老人家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親赴南洋各地發(fā)動華僑佛教徒捐款支援祖國的抗戰(zhàn)事業(yè),后遭日本憲兵隊逮捕威武不屈的感人事跡,我仿佛又回到了當年在他左右親聆教誨的年代,從內(nèi)心感到無比的感慨和無限的懷念。

　　我在拜讀《圓瑛大師年譜》的過程中,感到要向老法師學習的地方太多了,可以說每一點一滴,只要能真正學到手,都會使自己一生受用不盡�！�華嚴經(jīng)·普賢行愿品》說:“善男子!彼諸眾生,若聞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讀誦,廣為人說,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余無知者�！庇终f對此如果“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由此我聯(lián)想到,如果我們對《圓瑛大師年譜》也能夠做到“受已能讀,讀已能誦”,牢記在心,其所得收獲,也將是無量無邊,受用不盡。

　　我認為老法師有四個方面,最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這就是:要學習他一生為了續(xù)佛慧命,不僅自己精研佛理,而且大力培育青年一代學僧的精神;要學習他堅持正義,不畏強暴的愛國愛教精神;要學習他發(fā)慈悲心,熱心佛教事業(yè)的精神;要學習他不顧年老體弱,全心全意為保衛(wèi)世界和平事業(yè)而奮斗的精神。

　　第一,我們要學習法師精研佛理、培育新僧的精神。

　　大師在受戒后,即效法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精神,發(fā)心參訪諸方名剎。他先于常州天寧寺親近冶開老和尚,修習禪定五載;后從寧波天童寺寄禪老和尚習禪6年。由于悟解超群,深為冶開、寄禪二老所器重。其后又從通智、諦閑、祖印、慧明、道階諸尊宿聽經(jīng)研教,廣泛涉獵大小乘經(jīng)論。他那種精研佛理,刻苦用功,不得通曉,誓不罷休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里只要舉出他四十余年精研《楞嚴經(jīng)》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就可窺見一斑。

　　法師在24歲時,初聽《楞嚴經(jīng)》,即感到此經(jīng)是“末世津梁,禪門關(guān)鑰”,因而下決心鉆研。他曾說:“夫《楞嚴經(jīng)》者,諸佛之心宗,群經(jīng)之秘藏,眾生之大本,萬法之根源。教理行果,次第分明;信解修證,了義究竟。悟之者彈指可超無學,迷之者歷劫枉受輪回。故我世尊圓顯如來藏性,直示首楞嚴王,只因妄識紛亂,致令真心隱晦。由是三番破識,撤去大定之障礙;十番顯見,指明菩提之正因。會四科惟是本真,融七大無非藏性。阿難大開圓解,頓獲法身,喻屋求門,請示修法。以因契果,令選圓通本根;返妄歸真,但向一門深入。次第解結(jié),不修之修;寂滅現(xiàn)前,無證而證。安住楞嚴大定,萬行繁興;趣向薩婆若海,二嚴克備。原始要終,不離最初方便;從因克果,疾成無上菩提。一大藏教,孰有過于此經(jīng)者哉!”(圓瑛:《上海圓明楞嚴專宗學院緣起》)正是由于他把《楞嚴經(jīng)》看得如此重要,所以四十多年來研學不輟。其間雖法務(wù)繁忙,總是忙里抽閑,時時參究。對于經(jīng)中疑而未解的問題,即寫一紙條貼于座前壁上,然后加以鉆研,一有領(lǐng)悟,再三定實,才將紙條撕下。如此著力深究,增益精進,壁上紙條日趨減少,直至不見蹤影。于此可見大師深研《楞嚴》用心之良苦。在此過程中,他因用功過度,曾三次吐血,仍重法輕身,繼續(xù)探討。而后講演此經(jīng),達十三次。63歲始發(fā)心著述,先出《楞嚴綱要》1卷,后著《楞嚴講義》24卷。由于他研究《楞嚴》堅韌不拔,別具手眼,故被稱為楞嚴座主。諦閑老法師則贊之為楞嚴獨步。

　　圓瑛法師不但精研《楞嚴》,而且對其他大小乘經(jīng)論莫不如此。如他對《法華經(jīng)》、《心經(jīng)》、《金剛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勸修念佛法門》、《彌陀疏鈔》、《大乘起信論》、《性相通說》、《百法明門論》、《仁王護國經(jīng)》、《普門品》、《佛說八大人覺經(jīng)》等,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多次講演,又大部分編成講義流傳。

　　法師不僅自己精研教理,而且提倡僧教育,培養(yǎng)青年僧才。

　　早在1909年初,他在住持寧波鄞縣接待寺時,就創(chuàng)辦了佛教講習所,歷時多年,培養(yǎng)了不少僧才。其后在南洋檳榔嶼又創(chuàng)立了“檳城佛教研究會”,聚眾研學,培植佛學人才。1945年,在圓明講堂開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自任院長。該學院以培植品學雙優(yōu)之佛子,養(yǎng)成解行相應之講師,弘揚大法,續(xù)佛慧命為宗旨。學習內(nèi)容以《楞嚴經(jīng)》為正課,以《圓覺經(jīng)》、《大乘起信論》、賢臺教儀、唯識、漢學為助課,三年畢業(yè)。大師逐日親自授課,為法忘身。當時,圓明楞嚴專宗學院共有學僧30余人,大都學習努力,學有成就。如雪相、無礙、定持、密顯等,皆曾在學院學習過。在大師為學僧講演《楞嚴經(jīng)》時,不僅學僧全部參加聽講,而且海上緇素,慕名前往聽講者,絡(luò)繹不絕,講舍常為之滿。后來圓明楞嚴專宗學院又改名為上海圓明佛學院,招收學僧30余人,聘守培、覺澄等為教師,講授《大乘起信論》和《圓覺經(jīng)》等。圓明楞嚴專宗學院和上海圓明佛學院,先后培養(yǎng)了一批佛學人才,至今海內(nèi)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賢有許多是畢業(yè)于這兩個學院的。

　　學習了圓瑛大師精研佛理、培育新僧的事跡,對我來說是一次很大的教育。我感到我們佛教徒應該重視佛教教理的學習和研究,應該重視青年僧才的培養(yǎng)。為此,我決心在有生之年,積極學習和研究佛教理論,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將自己粗淺的收獲、心得,整理成文,以就正于同道。同時,我還要盡自己的努力,辦好上海佛學院,爭取培養(yǎng)出一批優(yōu)秀的青年僧才。

　　第二,我們要學習法師憂國憂民、愛國愛教的大無畏精神。

　　法師一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早在1923年,他對當時處于日本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下的臺灣省人民關(guān)懷備至,曾兩次去臺灣弘化和探訪骨肉同胞,與臺灣佛教界建立了聯(lián)系,促進了海峽兩岸同胞的團結(jié)。同時,他又在臺灣基隆靈泉寺,作了《佛教與人心之關(guān)系》的佛學講演。其中講到:“凡是人道,皆我同類,皆應親善,不得互相欺凌,互相殺伐。”(《圓瑛大師年譜》第83頁)表示了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臺灣暴行的心情。

　　圓瑛法師還大力提倡佛教的積極救世思想。1931年2月,他在新加坡工商學校作《佛法之精神》的講演,認為“有欲挽回世道,必先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弘揚佛教。”他指出:“佛教救護眾生,乃至舍頭目腦髓而不吝惜”,所以佛教“是積極救世的”。這種積極救世思想,“與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guān)系”。因此,“凡抱愛眾愛國思想家,皆當極力提倡,極力研究,極力宣傳”。他還認為,如果能“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殺機于無形,化戰(zhàn)器為無用”。(同上第122～123頁)

　　法師不僅大力宣傳佛教救世思想,而且以實際行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三省,法師義憤填膺,以中國佛教界領(lǐng)袖身份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同時代表中國佛教會致書日本佛教界,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領(lǐng)我東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國人民一道,本著佛陀的大無畏精神共同制止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他說:“貴國之軍閥,竟以侵略之政策,占據(jù)中國領(lǐng)土,殘殺中國人民。”他希望日本佛教界,“各出廣長舌相,共奮無畏之精神,喚醒全國民眾”,“制止在華軍閥之暴行”。(同上127～128頁)

　　1937年蘆溝橋事變,日本軍國主義者大舉入侵我國。值此國難當頭之際,法師即在滬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jiān)事緊急會議,組織僧侶救護隊,并被選為“中國佛教會災區(qū)救護團”團長,負責訓練佛教青年擔任救護工作。首先在上海成立上海僧侶救護隊。在“八·一三”滬戰(zhàn)爆發(fā)后,該救護隊即開赴吳淞前線,冒著敵人的槍炮,搶救傷員。同時在上海成立佛教醫(yī)院、佛教掩埋隊,又于圓明講堂設(shè)立難民收容所。上海救護隊在淞滬戰(zhàn)爭中,先后救護傷兵及難民共8273人。中外報紙稱他們是“英雄僧侶”、“戰(zhàn)神之敵”。其后又組織了漢口僧侶救護隊和寧波僧侶救護隊,動員僧侶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是年10月,上海淪陷后,法師即偕其徒明旸法師赴南洋各地籌募經(jīng)費,支援抗戰(zhàn)和救濟事業(yè)。他們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怡保、馬六甲等地,勸導華僑籌組“華僑籌款救國委員會”。同時利用講經(jīng)說法的機會,作抗日救國的宣傳,發(fā)動海外同胞踴躍捐獻。

　　1938年夏,法師率徒明旸法師回國,抵滬后即視察各收容所、掩埋隊和佛教醫(yī)院。不久,再次與其徒明旸法師至南洋,繼續(xù)募款,提出“一元錢救國難運動”,所得之款全部匯交上海慈善團體聯(lián)合救災會,以作救國救難之用。

　　1939年夏,法師和其徒明旸從南洋回國。同年秋,在滬因歹徒告密,謂法師兩度去南洋,募款100萬元,援助中國抗日,因而與其徒明旸同遭日本淞滬憲兵隊逮捕,并押解往南京日本憲兵總部。在獄中受到嚴刑審訊和利誘,乃從容陳辯,理直氣壯,義正辭嚴,毫不動搖與屈服,表現(xiàn)了中國人民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jié)。出獄后,即在上海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從事撰述。當時,敵偽政府雖多次要求他出任偽中國佛教會會長,均以老病推卻,堅拒不就。而他對國家大事未嘗一日忘懷。1942年,他在給北平中國佛教學院師生贈言中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教徒有責。”(同上181～194 頁)

　　1952年,法師在北京廣濟寺召開的佛教界人士座談會上,發(fā)表了《愛教必須愛國》的長篇講話。其中說到:“中國佛教徒既獲得了宗教信仰自由,他們與新中國其他各界人民一樣,也熱愛祖國。由于熱愛祖國,所以各地佛教徒自動訂立愛國公約,參加愛國運動,自覺自愿地進行愛國主義的學習。新中國的佛教徒認為參加愛國主義的學習和參加愛國主義運動,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種方式,與佛陀遺教并無違背�！彼�指出:“中國佛教徒在解放以后的一切工作,大都本著這個精神做的�！�(同上305頁)

　　從以上可以看出,法師的愛國愛教的思想和行動,是貫徹始終的。

　　法師的憂國憂民、愛國愛教的事跡在《年譜》中還有很多,他經(jīng)常教導弟子們說:“愛國是人民的天職,每個人都要盡自己的天職�！彼�有這些,我們都應該好好地加以學習。我曾經(jīng)在上海佛學院開學典禮上講過:熱愛祖國,為四化建設(shè)、統(tǒng)一祖國和振興中華作出貢獻,這是每一個公民的神圣職責,也是佛教教義的基本精神。我還在上海佛學院第二屆學僧畢業(yè)典禮上講過:愛國愛教應是每個佛教徒遵守的原則,愛教必須愛國,愛國才能愛教。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今天學習了圓瑛大師的愛國愛教事跡,更加堅定了我的這些想法。我們佛教徒,在今天,既要愛我們的祖國,為我國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shè)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又要熱愛自己所信仰的佛教。要根據(jù)佛教教義中建設(shè)人間凈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眾生平等,以及報國土恩、報眾生恩等思想和主張,積極投身四化建設(shè)的大業(yè)。只有這樣,才是真正學到了法師愛國愛教的精神實質(zhì)。

　　第三,我們要學習法師發(fā)大悲心,熱心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精神。

　　法師除了到處講經(jīng)說法,以法布施外,還十分熱心和重視佛教慈善事業(yè),常常發(fā)大悲心,創(chuàng)辦佛教孤兒院、慈兒院等,使一些喪失父母、無依無靠的孤兒,健康地成長,成為社會有用的人才。

　　早在1917年,法師即于寧波創(chuàng)立“寧波普益學�！焙汀版�(zhèn)海僧立國民學�！薄Ｇ罢邽樯�校,主要培養(yǎng)出家青年;后者為國民學校,主要培養(yǎng)社會上的貧苦子弟。

　　1918年,法師在寧波籌辦了“寧波白云寺佛教孤兒院”,先任院董,1919年任院長。為什么要辦佛教孤兒院?大師有他自己的解釋。他說:“佛之為教也,以慈悲為宗旨,以智慧為先導。慈者與一切眾生之樂,悲者拔一切眾生之苦,皆由無邊法界智輪,照見一切眾生是佛,同一覺性。只因一念之迷,致今多劫受苦,故起同體大慈大悲,欲舉法界眾生而普度之�！彼�認為:“天下無告之民有四:曰鰥寡孤獨。雖宿因所感,苦果自招,而貧苦孤兒,尤屬苦中之苦,年齡幼稚,知識未開,無怙無恃,匪衣匪食,若不得慈善仁人而救濟之,勢必流為乞丐�？v然不凍餒而死,及其壯也,無資生之生活,無自立之能力。為竊為盜,靡所不至。豈非社會多一分惡人,官廳多幾許案牘,人民費許多防范,村落受許多危險。圓瑛爰鑒及此,對于教旨,對于社會,反復三思,則建設(shè)佛教孤兒院,勢所不容緩也�！边�說:“慈悲之道,為佛教之宗旨;與樂拔苦,固佛子之天職�！薄凹热簧鐣�對于孤兒院,未曾開辦,我等理當協(xié)助建設(shè),以為之倡,將來必有繼起者�！�(同上73～74頁)法師在這里把創(chuàng)辦佛教孤兒院的目的與宗旨,闡述得詳盡無遺。寧波孤兒院成立后,即收養(yǎng)孤兒70余人,“非獨食之以食,衣之以衣,而且教之以學,授之以藝,俾得資身生活,而有自立能力,免作社會無用廢民,可為國家完全份子”。(同上)幾年中,該院在法師親自指導下,工讀并重,教養(yǎng)兼施,成績卓著,名傳江浙。佛教興辦慈善事業(yè),于此孤峰突出,深受社會及佛教界的贊揚。

　　1924年,法師又于福建創(chuàng)辦“泉州開元慈兒院”,被推舉為院長。為了籌募慈兒院基金,法師于1926年第四次遠渡南洋,通過講經(jīng)說法,向各界勸募。所得之款,于馬六甲組織基金董事會,保管本息,將所得息金,分期匯交“泉州開元慈兒院”,使該院得以持續(xù)發(fā)展�！叭�州開元慈兒院”成立后,陸續(xù)收養(yǎng)孤兒200多名。其學科設(shè)置悉同普通學校,所有膳禽、衣服、臥具、醫(yī)藥等費用,全部免收,采取教養(yǎng)并重的原則。數(shù)年之中,造就人才頗多,受到社會各界和佛教界的稱道。

　　法師在創(chuàng)辦了“寧波孤兒院”和“泉州開元慈兒院”之后,再次闡明自己辦院的宗旨。他說:“圓瑛先后所辦孤兒院,不是求名,專為利生,一待功成,即行身退。以能成立一所,即有百數(shù)苦海眾生得生極樂,成立二所,其數(shù)自倍。若更待數(shù)年,兩院所養(yǎng)成之數(shù)百孤兒,其中有成人發(fā)達者,或獨立創(chuàng)辦,或合力建設(shè),或補助擴充,或鼓吹推廣,當有無數(shù)孤兒院誕生,即有無量苦海眾生可以離苦得樂。果能各省、各縣、各界同發(fā)是心,同創(chuàng)是業(yè),自可使舉國無乞丐之人,山林絕盜賊之藪,人多慈善之心,國有禎祥之慶,不難將惡濁世界,變成清凈世界矣。”(同上99頁)

　　我在學習了法師熱心慈善事業(yè)的事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舉辦慈善事業(yè),既是佛教慈善的宗旨,也是中國佛教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圓瑛法師在這方面的光輝業(yè)跡,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好的鞭策。近幾年來,我在資生福利事業(yè)方面,盡了一點微薄之力。從1985年起,我先后向上海市兒童福利院、上海市傷殘兒童康復中心、上海兒童世界基金會以及其他社會福利事業(yè)單位,進行了捐助,以支持這些社會福利事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1989年,我捐贈人民幣10萬元,建立了“真禪傷殘兒童基金”,用于發(fā)展上海市傷殘兒童的康復事業(yè)。去年我又捐贈人民幣2萬元,作為該會的基金。連年來,我個人及代表上海市佛教協(xié)會、玉佛寺共向各社會福利事業(yè)單位捐贈人民幣約80萬元左右。我深深知道,我為社會福利事業(yè)所作的微薄貢獻,比起法師來,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但我有決心向法師學習,今后在我有生之年,將一如既往盡自己的努力,繼續(xù)為傷殘兒童及其他社會福利事業(yè)作出應有的貢獻。

　　第四,我們要學習法師熱愛人民、熱愛和平的精神。

　　圓瑛法師一生熱愛人民、熱愛和平。

　　1952年,當我國將在北京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的消息傳出后,法師當即寫信給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郭沫若主席和彭真、陳叔通副主席,表示熱烈擁護。信中說:“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為人類之福扯,是當前保衛(wèi)世界和平的偉大運動。佛教的慈悲教義,是愛好和平的,尤其是佛教的大乘無我利他精神,是爭取和平、拯救和平,以眾生的利益為利益的。因此,我們認為此次和平會議的召開,其精神與重要性,不但符合世界和平人民的愿望,并且符合我們佛教的教義,我們佛教徒竭誠擁護。”(同上302～303頁)

　　其后,法師與喜饒嘉措大師、趙樸初居士同被選為中國代表團的佛教代表,出席了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在到達北京時,北京佛教徒舉行了歡迎會,法師在會上作了《佛教徒團結(jié)起來,爭取和平,保衛(wèi)和平》的講話。其中說:“我們佛教徒既為佛子,當作佛事。什么是佛事?這偉大的和平的運動,真是佛事!圓瑛唯一的希望,我們北京的佛教徒和全國的佛教徒,大家緊密地團結(jié)起來,為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的和平工作而努力�！�(同上304頁)

　　在會議期間,法師與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的各國佛教徒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制止侵略,保衛(wèi)和平,是當前每一個人的迫切任務(wù),也是我們佛教徒的迫切任務(wù)。因此,我們號召各國佛教徒團結(jié)起來,為實現(xiàn)亞太和平會議的決議而作出一切努力。”(同上8頁)

　　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結(jié)束后,法師回到上海,即于圓明講堂啟建“祝愿世界和平人民安樂水陸道場講經(jīng)法會”49天。其所作祝愿偈云:

　　祝愿國運日昌隆,祝愿人民常安樂,

　　祝愿災障悉消除,祝愿世界永和平。這是法師熱愛人民、熱愛和平的生動寫照。

　　是年12月,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在維也納召開,法師在《弘化月刊》上發(fā)表了《全世界佛教徒行動起來,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保衛(wèi)世界和平而奮斗——為擁護世界人民和平大會而作》一文。認為這次大會,“不但符合全世界20億人民的和平愿望,同時更符合我們佛教的慈悲教義與精神”。他指出:“佛教的教義是以慈悲為本的。慈是與一切眾生的安樂,悲是拔一切眾生的痛苦,離苦得樂就是和平生活的具體表現(xiàn)。所以佛教的慈悲教義,是具有和平意義的。我們認識這一點,就知道和平就是佛事。我們在今天世界人民和平大會運動中,應該號召全世界各國的佛教徒來參加這一大佛事的和平運動。”又說:“佛教的教義,是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佛教的普度一切眾生是不分種族和國界,在同體大悲的精神上實踐忘我的利他工作,與國際主義者的忘我利人工作是一致的。我們認識這一點,就知道佛教同體大悲的精神與國際主義的精神是分不開的。我們在今天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的運動中,應該號召全世界各國的佛教徒來參加這具有同體大悲的國際主義精神的和平運動。”

　　法師耄耋之年,抱病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為世界和平運動奔走呼號,不遺余力。以后又多次發(fā)表講話,號召全國和全世界佛教徒共同為保衛(wèi)世界和平而努力。他對保衛(wèi)世界和平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種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圓瑛大師年譜》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決非我在這篇短文里所能介紹得了的。但有一點我將永遠牢記在心,即一定要以圓瑛法師為榜樣,學習其精神,繼承其遺志,為佛教的弘法利生事業(yè)奮斗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