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十年十一月在杭州作──

　　夏歷十月十日，由北京講法華經畢返杭，適與張仲仁先生共車，出梁漱溟君所著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讀之終夜，不忍釋手，真近年有新文化運動以來第一之杰作也。梁君以深細精銳之思，成此不朽之文，恐透徹了解者殊不易多得。余既真知灼見其義，且與我所提倡之佛化關系頗大，故不得不粗略先為一文以評之。

　　梁君推究各方文化之發(fā)生，于地理、天時、經濟、交通等種種周圍之助緣外，特別注重于“天才”及“意欲之主因”。且為中華文化數千年所以停滯不進者，乃由老、孔等幾人之天才太高，使后人仰摹猶虞不及之所致，此皆深獲我心，而去年評胡適之君所著中國哲學大綱時，亦曾略言及之者也。

　　梁君以“生活意欲”之向前求增進，說明西洋古代及近代之文化；處中求調適，說明中華之文化，回后求解脫，說明印度之文化。但言人世，雖覺甚當，統(tǒng)觀法界，殊不謂然。今另為表如下：

　　梁君以“物質”、“他心”、“無常律”、為障礙生活之對境，意謂對增上物質之障礙，可用西洋文化排除之；若他心之障礙，則須用中華文化融和之；而有生必滅之無常律，唯印度文化乃足解除其障礙。另將文藝、美術等列為一種相似不思議的無障礙的生活。其實、文藝美術為一類之無記法，展轉亦為障礙，而物質、他心之障礙，亦必由三乘之共佛法，達到大乘之不共佛法，乃成真正之不思議的無障礙的生活也。

　　梁君以“現(xiàn)量”、“直覺”、“理智”三種為知識之根源，蓋即現(xiàn)量、非量、比量之三量也。然非量原以指似現(xiàn)量、似比量者，梁君似專指似現(xiàn)量言；且直覺非不美之辭，在凡情之直覺雖屬非量，而圣智之直覺亦不違真現(xiàn)量、真比量，故成無得不思議之任運無障礙法界智。另為表如下：

　　梁君以西洋文化是直覺運用理智的，中華文化是理智運用直覺的。所云直覺、皆專指似現(xiàn)量言。換言之，直覺境即俱生我法二執(zhí)之心境也。又言：佛法是現(xiàn)量運用比量的，或比量運用現(xiàn)量的。由余觀之，當言佛法是由圣智的比量排除非量的凡情直覺，獲真現(xiàn)量，起不思議無障礙法界之直覺而運用比量的。所云起不思議無障礙法界之直覺者，即示現(xiàn)他受用身土及應化身土是也。

　　梁君視佛法但為三乘的共法，前遺五乘的共法，后遺大乘的不共法，故劃然以為佛法猶未能適用于今世，且慮反以延長人世之禍亂，乃決意排斥之。其理由、蓋謂東方人民猶未能戰(zhàn)勝天行，當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質之障礙；西洋人民猶未能得嘗人生之真味，當用中華化以融洽自然之樂趣。待物質之障礙盡而人生之樂味深，乃能覺悟到與生活俱有的無常之苦，以求根本的解脫生活，于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始為人生唯一之需要。若現(xiàn)時則僅為少數處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也。故對于特殊人的個人之學佛雖或贊成，而對于向一般人提倡，必力反對之。果如梁君之言者，似乎如佛典所云之北俱盧洲人，乃真能適宜佛化者，何以佛法興世，又偏在南閻浮提，而北俱盧洲人適得其反歟？且梁君自云：在個人唯覺佛法為真對的，其欲專提倡代表中華文化的孔家哲學，純出于舍己從眾的悲愿，則梁君殆不免自視太高，而視人太卑歟？同為人類，同生斯世，梁君能覺得唯佛法為真對，眾人便亦能覺得唯佛法為真對；眾人既亦能覺得唯佛法為真對，梁君壓良為賤，強謂其不能，乃云佛法在今日但為貴族的，則純出梁君之錯覺可知也。雖然、近來學佛之人，所知于佛者，不及梁君之正確，故大都迷信為鬼神之一，好為扶乩、圓光及貪玩守竅出神等種種秘戲；其不然者，則悉趨于厭棄世事消極主義之一途而已。前者徒益邪穢，后者又懦弱自了，無裨人世。且當今佛法乏人，間有一二深思專精之士，則又寢饋昔賢，高文奧義，非一般人所能共喻。梁君視佛法為貴族的，蓋亦有在。

　　余則視今為最宜宣揚佛法的時代：一則菩提所緣，緣苦眾生，今正五濁惡世之焦點故。二則全地球人類皆已被西洋化同化，外馳之極，反之以究其內情。下者、可漸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惡行善，以增進人世之福樂；中者、可漸之以三乘的共佛法，斷妄證真以解脫人生之苦惱；上者、可頓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圓滿人性之妙覺故。而對于中國，排斥混沌為本的孔老化，受用西洋的科學，同時、即施行完全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則鬼神之迷信破故。若對西洋，則直順時機以施行完全的佛化可也。余所謂完全的佛法，亦未嘗不以三乘的共佛法為中堅，但前不遺五乘的共法，后不遺大乘的不共佛法耳。五乘共法，十法界的正因果律也，乃屬于依他起性者。三乘的共法，生死煩惱之解脫也，乃通于三性三無性者。大乘的不共法，常樂我凈之法身也，乃屬于圓成實性者。今以明正因果以破迷事無明之異熟愚，則中華宗極混沌，樂為自然之惑袪，而西洋逐物追求、欲得滿足迷亦除，于是先獲世人之安樂，漸進了生脫死之域以蘄達乎究竟圓滿之地。此先得人世之安樂，亦與梁君所期者同；但梁君欲從排斥佛法、攝受歐化、提倡孔學達之，余則謂須昌明五乘的共佛法以達到之耳。此后當另著「佛教人生學”、“具足佛教學”二書以明之。余并愿脫離寺院及講經之務，周流全國及全球以專事講演。

　　梁君欲排斥佛化，先以提倡孔化，使迷入人生之深處，極感苦痛，然后再推開孔氏，救以佛化。乃不直施佛化，俾世人得孔氏同樣之利益，而預免其弊害，用心頗為不仁。又孔子天才之高，殆大士之應生，而此種人才，決非孔學所能產生，唯佛法乃能產生之耳。故宋明儒者，亦莫不與禪宗有淵源者。即梁君自身，要非先曾入佛不為功，乃反欲排佛以期孔化，何異斫除本根而求枝葉敷榮乎？則又頗為不智。一言而不仁不智，竊為梁君惜焉�。ㄒ姾？�一卷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