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佛教如何面對現實所引發(fā)的幾點思考

就佛教如何面對現實所引發(fā)的幾點思考——靜波

　　在新世紀的開端，我們偉大的祖國，迎來了新的發(fā)展機遇。無論是成功申辦奧運，還是加入WTO,都為我國的發(fā)展帶來了希望。同樣，有機遇也會有挑戰(zhàn)。因此，全國人民都要共同努力。這其中也應該有我們佛教徒的耕耘。因為佛教的現實，是同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正如江澤民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中所指出的：“宗教與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問題交織在一起，對社會的發(fā)展和穩(wěn)定產生重大影響”。如此看來，佛教也是不能離開現實而獨立存在的。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延續(xù)了兩千年的佛教，面臨著重新定位與整合，去選擇適應自己存在的方式與方法。如是，則國家與佛教即能相得益彰。應當說，這是佛教的當務之急。只有如此，佛教才能更好地生存，才能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人群。有感于此，深深思考著佛教與現實社會相關的幾個問題，引發(fā)了一個佛教徒的幾點感想。

一、“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及時與重要

　　2001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作為佛教徒，我們很高興地看到，黨和政府對于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視。尤其是在面臨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的情況下，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針政策。這對于維護正常的佛教信仰提供了根本保障。因為江澤民主席指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要旨，是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滲透，打擊犯罪。”對此，作為佛教中人，有切身的體會。

　　1、關于保護合法。記得2000年10月，在韓國漢城舉辦的“中韓日三國黃金紐帶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佛教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使命”。當時，我演講之后，有一位韓國東國大學研究所的教授向我提出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是：請問，靜波法師，您的宗教信仰自由嗎？我告訴他：我出家十五年了，無論是過去哈爾濱的極樂寺，還是現在北京的中國佛學院，沒有任何一個人干涉過我的信仰。當然，我本人也得為自己的身份負責，沒有做與自己身份不相吻合的事情。所以，我認為我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應該說，正常的宗教信仰是會受到法律保護的。我堅信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會切實普遍地貫徹在執(zhí)行的過程之中，并能上下銜接一致，保護那些遵紀守法的信眾。

　　2、關于制止非法。就是指非正常的宗教信仰。即不是法律所規(guī)定的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正當的信仰；或者只是正當信仰的招牌，卻又沒有正當信仰的內容。如曾經發(fā)燒一時的各種氣功，就專門利用佛教、道教等做晃子以欺世盜名。事實上，一些所謂的傳教活動不在合法的宗教場所內舉行，或者披著宗教外衣雖有懂或不懂信仰內容的情形，卻又被利益所驅動故意胡說八道的人，同樣也是一種非法。如佛教中的算命、驅鬼、焚燒錫鉑紙錢等，與佛教的教理不相吻合。雖有與世間法隨緣的成份，卻又不是過分隨便。我們可以預見，佛教中非法現象，將是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最大障礙和影響佛教生存的最重硬傷。因為利益的趨動，將會越來越偏離正常軌道，損害佛教在人們心中的美好形象。問題是：非法者不會永遠停留在滿足于金錢的需求上。中國最初的彌勒信仰的淡化，乃至清代白蓮教現象，無不是因為利用了佛教，對當時的國家產生了危害的原故。

　　3、關于抵御滲透。就中國佛教而言，從印度傳入已經有二千年的歷史了，所以是佛教的第二故鄉(xiāng)。應當說，由此而發(fā)展的中國大乘佛教有很深的內涵。雖然經過文革的劫難，出現了斷層；但是，經過老前輩們的努力之下，重新再現了生機。一批年輕的法師正在成長，并肩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與使命。就其因緣而言，我們更了解與我們距離更近的信眾，因此，就會給予他們相應的指導。盡管我們還需要繼續(xù)努力。如：提倡形成一個良好的合法與正法信仰氛圍，以達到固本強身的目的。如能如是，即能抵御滲透。當然，我們不會拒絕與外界正常的交流與友好往來。

　　4、關于打擊犯罪。利用宗教身份，危害社會與他人，是不能姑息和縱容的。李洪志的“法輪功”，就是利用人們對于佛教的好感與無知，傷害佛教，蒙騙群眾，擾亂社會；前不久，哈爾濱宗教局的一位局長，在一次會上的講話中，例舉了哈爾濱市最近發(fā)生的一件事情：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不明真相，具然將一位從四川來的活佛供養(yǎng)在家中達兩年多時間。后來被公安機關發(fā)現，原來竟是一位殺人犯偽裝成的活佛；今年二月份，中美兩國首腦在北京共同回答記者的提問中，有記者問到關于中國宗教人士被司法機關逮捕一事。江澤民主席回答說，宗教人士是因為違犯了國家法律而被逮捕，不會是因為信仰宗教的原因。由此可見，無論是就佛教的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還是就佛教的教理教義考慮，佛教徒都要做遵紀守法的模范，不能超出法律活動的范疇。

二、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1、佛法同世間法不相矛盾。誰都知道，佛教適合中國的土壤生長，正如古人所說的：“桔生江南則為桔，生于江北則為枳”。中國佛教的愛國因緣，就是建立在這樣因緣的基礎上的。佛陀“報四重恩”中有“報國土恩”，于是，每一座寺院的僧人，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殿念經的早晨，一同祈愿：“國基鞏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這正是“愛國愛教”的最好證明；待到東晉道安法師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則說明與當政者保持和諧的關系，才會使佛教良性的生存和發(fā)展；盡管有與之相反的聲音，如慧遠法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那實在是針對出家人人格與僧格缺陷所引發(fā)的感慨；當然，也有與身處世外高山的特殊因緣所致。諸多種種，都證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覓兔角”。而佛教根深蒂固的影響力，是源于對生命的思考和自我人格的圓滿，對現實不會采取對抗的手段。它只會對應以隨緣的力所能及的轉化，而且這種轉化是思維觀念的轉化，是非常艱難的嘗試。但卻一直都是佛教徒努力的方向。而在現實社會的定位中，又能以更多人的利益觀念為主。如佛陀時代，毗琉璃王入侵佛陀的故國，佛陀曾三次中途勸阻；近代高僧弘一大師在抗日戰(zhàn)爭其間，曾提出“念佛不忘救國”的口號。由此可見，宗教雖無國界，但信仰宗教的人卻是有國界的。生而為中國人，我們有共同的因緣，遵照佛陀的教誨，沒有理由不熱愛自己的祖國。從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可以看出，它一直也沒有給國家和政治帶來過麻煩。這說明佛教與社會現實是完全可以相互信任地存在，并可以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

　　2、佛教戒律與精神文明可以互補。站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角度，與佛教中對自我約束的戒律有著廣泛的共同之處。無論是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邪淫、不飲酒），還是十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不貪、不嗔、不癡），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公德，應當受到廣泛的重視。如果能夠做到這些，道德自然就會得到保證。要知道，佛教的修行是建立在修養(yǎng)基礎上的。如果做為一個人，連最基本的修養(yǎng)都不具備，有什么資格稱自己是佛教徒呢？所以沒有修行可以，但不能沒有修養(yǎng)。而修養(yǎng)本身就是一種修行。雖然我們的國家提倡“以法治國”是必須的；但是又提出“以德治國”也是必要的。因為德行是培養(yǎng)公民自覺守法的保證。尤其是在這缺少誠信的現實中，佛教的戒律恰恰是佛教徒自愿接受的一種自我規(guī)范的訓練。既然如此，無論是授戒者，還是守戒者，先要具備誠信。

　　3、佛教理論同辯證法的對話。因為，印證佛法的標準是“三法印”，即“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就“諸行無常”而言，是說宇宙萬有的一切事物，都是在遷流不停地變化著，如同一條河，不斷地流去，永無停止的可能，同樣，我們也沒有辦法活在過去；就“諸法無我”而言，其中“我”是主宰義，實在義，即宇宙萬有的一切法，都沒有實在性和主宰性，包括我和我所有，佛教不主張有主宰，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就“涅槃寂靜”而言，一切的好與壞，貴與賤，黑與白等，都是相對的存在，不是一成不變的真實，所以不應執(zhí)著為定法。既然都是假相，也就是表相上對立，本質上統一。而辯證法以為，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存在，所以是矛盾的；雖然如此，卻又可以相互轉化�？梢娛遣欢ǚā＜热皇羌俚拇嬖�，也可以說是對立的統一。佛教從不否認曾經有過的假，只是不真而已。所以有即是假，也即是空。即雖然“色即是空”，但同時又“空即是色”。針對人們普遍的執(zhí)著而產生的痛苦，于是，佛教就在事物的存在上，透視它的不真實性，從而擁有智慧而活得輕松自在。在釋迦牟尼《大般涅盤經》有“一切世諦，若于如來即是第一義諦”，龍樹《中論》里有“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梢姡�佛教同辯證法一樣都不主張事物的不變與永恒，但佛教也不會否認現象界�？梢姺鸱ㄊ侵械溃�即有即空，即空即有。所以，佛教永遠都不會走極端。如是，在佛教看來，順境與逆境都是相對的真實，不是絕對的存在。如此，就可以通過觀念的調整，去掉執(zhí)著的心態(tài)。所以，佛教一直都在提倡結緣而不是結怨，進爾倡導世界和平。如寺院早餐和午餐后，祈愿：“三途八難俱離苦，四恩三有均沾恩；國界安寧兵戈消，風調雨順民安樂。”因為人生僅僅是一個過程，所以佛教有犧牲和奉獻的精神，即人溺已溺的同體大悲，即能有不自私和忍辱負重的行為，即在利他中完成自利，哪怕利他的對象是非佛教徒。盡管這種調整的過程是艱難的，但佛教徒一直都在努力。佛教徒同辯證法的對話是一種有益的嘗試。通過這樣的嘗試，能夠更好地同現實社會和諧相處。這就是隨緣，是佛教的優(yōu)良傳統，是需要認識和弘揚的一種積極因素。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佛教同現實的融合，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有力保證，并且是可以落到實處的事情。應該說，佛教正在同社會主義相適應著。接下來的事情，則是怎樣適應更好的問題。

三、新世紀佛教的生存空間與加強自己建設

　　1、二十一世紀正信佛教面臨的形勢。一個嶄新的時代，佛教在同社會主義相適應的過程中，也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zhàn)。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人類消化不了情緒的增加，正信佛教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因為利益的驅動，更多的附佛法外道，干擾著正信的佛教。在黑龍江出現了婆羅門教的《衛(wèi)陀圣典》，一些人把它當成佛教；還有一位新誕生的女佛，號“現代佛”，她的佛號印記是：圓圈里面有一個佛字；也出現了觀世音菩薩降臨世間。一位家庭婦女，在腦門上點一紅點，號稱觀世音菩薩，就連出家的比丘都也要向她頂禮；至于游僧野佛也是時有竄入，蒙蔽、控制信眾，瘋狂騙錢斂財，一些奇怪的現象，令人痛心不已。

　　縱觀佛教信仰的隊伍中，出現了幾類不太正常的人群，第一類人是瘋子，胡說八道，不懂裝懂，只貪圖呈一時之能，信口開河，不負責任；第二類人是騙子，別有用心，外表真誠，內實奸詐，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采取恫嚇控制、魔術障眼、自命不凡等手段，騙你沒商量，一如李洪志的法輪大法等；第三類是傻子，隨波逐流，是非曲直不辯，好壞難分，聽騙不聽勸，聽邪不聽正，糊里糊涂，只有熱心，沒有智慧，總是貪圖、妄想在學佛中能夠速成，具有神通，從而一鳴驚人。實是親者痛，仇者快。凡此種種，現實中大有人在，雖都以佛教徒自居，卻分明是：似是而非。不但危害社會人群，還會造成人們對于佛教的誤解。

　　2、二十一世紀正信佛教面臨的任務。面對未盡人意的現實，伸張和校正佛教正法的責任，自然就落在了出家人的身上。而出家人的天職是：“弘法是家務”。因為“不忍眾生苦，不忍圣教衰”。唯其如此，僧人才會有一種自覺的壓力與義務，才能走進來之不易且浩如煙海的經、律、論典藉之中，去發(fā)現佛教的真實內涵。提倡：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深入經藏，永不迷茫；深入經藏，永不上當。如此，即能以印證佛法標準的“三法印”去教化信眾，相契于“依法不依人”，才能具有抵抗力和免疫力。如是，佛教即能與時俱進，即能為維護社會穩(wěn)定，凈化人心，減少誤會，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

　　3、二十一世紀佛教如何加強自己建設？面對新世紀的開端，佛教的生存與發(fā)展擺在了所有佛教徒的面前。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江澤民總書記說過：“宗教界人士的政治傾向、言行品德、宗教修養(yǎng)，對信教群眾有著重要影響”。可見，佛教既要于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同時，也要提高自身素質。一個僧人，尤其是一個統理大眾的寺院主持，如果不能二者兼顧，就沒有任何說服力保障佛教的良性發(fā)展。如果不能優(yōu)勝劣汰，就會導致劣勝優(yōu)汰。

　　“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指出”要指導、幫助和支持宗教團體結合各宗教的特點，加強思想、組織、制度等方面的建設”。而佛教徒要提高自身素質，就必須要有一整套完善的規(guī)章制度。這就象柏拉圖在《法律》中所說的：“法律之制定，一方面是為了教育好人，要好人懂得如何和睦相處，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強制壞人，因為壞人拒不接受教育，秉性桀驁不馴，不受感化，不聽勸阻，執(zhí)意要犯罪”。而制度的建立與此也有相通的作用。因為，憑借人的自覺是一種很好的辦法，但人的自覺能力畢竟有限，許多問題，單靠人的自覺，已經不能很好地處理今天發(fā)生的一些事情；發(fā)揚人格魅力固然值得肯定，但人的缺陷總是不可避免；況且，人的品行又常常參差不齊，影響也不可能盡善盡美；遵守一個大家都能約束自己的規(guī)則，是一個長期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可以對自覺和人格魅力形成補充。諸如制定相應的寺院共住、財務收支、僧伽教育等一系列的規(guī)章制度，并能夠把它們落到實際當中去。應該說，這對于目前，佛教中存在的一些無序和混亂狀態(tài)，是一種面對和有效治理。這種面對和治理，是對社會和佛教的高度負責。尤其是面對一個比任何時代都充滿生機和誘惑的現實，作為一個出家人，如果不能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那么，就沒有任何理由證明能對社會和他人負責，分明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為。當然，生而為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我們不能原諒自己，我們不能放縱自己。否則，就如同李洪志“法輪大法”中的真、善、忍，沒有實際內容。這是所有佛教徒一定要注意的問題。

　　人類社會的發(fā)展總是積極向上，充滿生機，我們的佛教事業(yè)，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再通過我們自身的努力，也一定會積極向上，前途無限光明。讓佛教的優(yōu)良傳統世代相傳，讓佛陀的智慧之光普照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