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嚴法師思想行誼-《淺論釋圣嚴博士的律學與史學》（十）

　　第三,本章第七節(jié)中第二小節(jié)〈無盡傳燈的修證方法〉略云:

　　他(指無盡傳燈,1554～1627)的傳記資料太少,著作雖多,卻不易發(fā)現述及他自己的事,對他個人的修證經驗,只好擱置,現在從他的著述所見,有關如何修行凈土法門者,介紹如次(下略)。(頁154)

　　這是圣嚴博士能掌握遇上史料不足,只好從闕的原則。曩讀北宋釋贊寧(919～1001)《宋高僧傳》(大正藏編號二O六一)卷十六〈唐鍾陵龍興寺清徹傳〉略云:

　　系曰:徹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皇)五(帝)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后世何述焉。(頁806下)

　　所言就是這個意思,如今嚴公可謂深得贊寧遺意。

　　第四,同節(jié)的第一小節(jié)〈云棲袾宏的修證方法〉略云:

　　云棲主張「欲生彼國(西方極樂世界),須多福多善,今持名(持念阿彌陀佛名號),乃善中之善,福中之福,正所謂發(fā)菩提心而生彼國之因緣也。」也就是說,只要念佛,便萬善具足,萬行兼收了。(頁152)

　　仕邦按,袾宏是明末以來影響中國佛教甚深的一位大法師,他的書論如此,是否如今佛門中人群趨念佛,懶披佛典,便是受了宏公的影響?若然,問題就大了。

　　何以言之?仕邦曾見桃園某庵堂的一位年輕比丘尼早晚對著庋藏《大藏經》的經櫥下跪禮拜,而且極虔誠地禮拜。又曾聞香港某老尼親言自己事情太忙(忙于社會活動),無暇讀經,故只好每天摩挲經典一遍,以示不忘圣典云云。佛經的用途是用來當圣像膜拜,或摩挲一番已足的嗎?

　　不特此也,據朱秀容居士訪問佛學者們而編著的《當代佛學人物演義》121里面對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楊惠南教授的訪問,其中楊教授對研治佛學過程的自述略云:

　　我遭遇到一些壓力,這些壓力主要來自佛教內部。在我讀書的時代,佛教有一股反智的壓力,不但不同意人們讀太多經典,也不喜歡人們研究經論。(頁60)

　　佛門中有一股力量竟然反對人們讀佛典和研究經論,是否緣于袾宏以來認為「只要念佛,便萬善具足,萬行兼收」的概念所投下的影響?若然,則上述跪拜藏經和摩挲經典,而不披閱圣典,亦知其淵源所在了。曩讀梁釋慧皎(497 ?～554)《高僧傳》(大正藏編號二O五九)卷三〈譯經篇論〉略云:

　　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胸襟而不博尋(佛)典?遂至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珠寶,隱而弗用,豈不惜哉!(頁346上)

　　皎公的話,竟然說中了現今的佛門普遍實況!幸好圣嚴博士勇救其失,創(chuàng)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來培植僧俗披閱圣典,從而研究釋尊遺教的真理,寫成論文向世人再度弘揚,使佛典所載的甘露正說不致「永翳箱匣」,可謂功德無量!

　　第三章〈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全章分為六節(jié),但僅有兩個表,這就是:

　　(一)無題目的有關明末諸家唯識學者的系統關系表,在頁二O五,從這個表,知道研治唯識的僧徒有云棲袾宏、憨山德清,達觀真可、蕅益智旭等禪宗人物,知道法相宗的學問是明末禪家的副業(yè)。

　　(二)〈明末唯識著作一覽表〉,在頁二一一至二一四,謹此知道有關著述有三十五種,作者有十七人。

　　明末僧徒研治法相宗學問的原因,據本章首節(jié)〈緒言〉略云:

　　自唐宋以下的禪宗,多以不立文字,輕忽義學為風尚,以致形成沒有指標也沒有規(guī)式的盲修瞎煉,甚至徒逞口舌之能,模擬祖師的作略,自心一團漆黑,卻偽造公案,呵佛罵祖。明末的諸家,則以唯識教義來溝通全體佛教而補時代需求之不足。為了禪的修行而來學習唯識,并以唯識配合著禪宗的觀念作解釋。(頁190-191)

　　據此,禪家中人的研治唯識,今知其故。仕邦按,任繼愈先生指出唐玄奘三藏(602～663)將法相宗學說帶返中國之后,這派學說在中國曾風行一時,但前后不過四十年便衰落了。122又陳觀勝先生Buddhism in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以下簡稱Survey)123繼稱中國失傳的《成唯識論述記》于一九O一年自日本傳回華夏之后曾掀起民初時代的法相宗復興運動。124倘使無明末佛門的研治唯識之學,替這門學問打下淺薄的基礎,恐怕法相宗不會在近代再度盛行,圣嚴博士本章所論,剛好替任、陳兩位先達的論說連接上了。

　　第四章〈明末的居士佛教〉,全章分為九節(jié)。本章最特別的一個地方,便是往往整節(jié)是一個表,或節(jié)中所述以「表」來擔任,它們是:

　　第二節(jié)〈明末居士的地理分布表〉,在頁二四四至二四五。

　　第二節(jié)〈明末居士的功名地位表〉,在頁二四六至二四八。

　　第四節(jié)〈明末居士與僧侶關系表〉,在頁二四八至二五二。

　　第五節(jié)〈明末居士與明代理學家的關系〉,本節(jié)的內容,主要以一個〈表〉來標示居士們與理學家們的關系,在頁二五二至二五五。

　　第六節(jié)〈明末居士的修行分類〉,同樣主要用一個〈表〉來標示何人等修禪行,何人等修凈土之類,在頁二五七至二五八。

　　第七節(jié)〈明末居士所依用的經論疏鈔等佛教文獻〉,本節(jié)文字論述較多,僅在頁二五九有一個〈表〉來標示何人等依《金剛經》,何人等持《準提咒》之類。

　　第八節(jié)〈明末居士遭受政治迫害及與流賊相抗〉,本節(jié)亦主要用一個〈表〉,在頁二六一至二六五來表達本節(jié)內容,然而仕邦讀了它,卻發(fā)現〈表〉中所列舉的死節(jié)者均屬于抵抗?jié)M清入侵而殉國,無人「抗流賊」。不過在頁二六六至二六七的文字敘述部分,則有兩居士各自抵抗李自成(卒于1645)及張獻忠(卒于1646)兩股流寇而殉身。

　　第九節(jié)〈明末居士的佛教著作〉,本節(jié)內容也主要是兩個〈表〉,第一個〈表〉在頁二六八至二六九,所收是《居士傳》中有傳的居士們及其著作,并明諸其著作見于《卍字續(xù)藏經》中第幾冊。另一〈表〉在頁二七O至二七二,所收是《居士傳》中無傳而他們的著作為《卍字續(xù)藏經》所收。本節(jié)指出據兩表而知彭際清所錄僅有七位明末居士(按,依〈表〉應有八位),而據第二個表,知彭氏漏列了十八位(按,依〈表〉僅有十七位)之多。(頁272)

　　圣嚴博士所以如此運用史表,以管見窺之,一來可能為了節(jié)省篇幅,并使讀者易于吸收。二來,可能為了第八節(jié)中的史料不忍割愛。

　　何以言之?本書所述是明末的佛教情況,服官的居士們如何受到政治迫害、如何抵抗?jié)M清、如何守土不降流寇,跟本書的主題無關,因為他們不是受到宗教迫害,也非為了護教而奮戰(zhàn)。然而忠良為奸佞迫害,讀史至此的人都會感到同情和太息;盡忠殉國的牧守將領,讀史者為之欽敬。大抵嚴公著書時帶有近似心理,放不下這些跟所著無甚關系的史料,故改用一個史表加以概括,如此便不致妨礙到主題的論述,這便是圣嚴博士懂得運用史學方法的地方!

　　本章史料,主要是根據清彭際清(紹升,卒于1780以后)所撰《居士傳》125,不特前述第九節(jié)的第一個〈表〉如此,其他各節(jié)都是如此。第一節(jié)〈緒言〉略云:現在以《居士傳》卷三十八至五十三所列明末諸居士作研究的資料依據,從不同的各種角度,加以分析與整理,作成統計式的報告如下。(頁243)

　　第二節(jié)略云:

　　《居士傳》所列明末的居土們,既以江蘇及浙江兩省的人為中心,當時的中國佛教,也以江浙兩省最繁榮,乃至迄于清末民初。(頁246)

　　第三節(jié)略云:

　　以上表可見,共計七十八名居士之中,竟有五十位是功名中人,此僅限于《居士傳》的資料所見,若另以他項史料來作進一步考查,可能另有些發(fā)現。(頁248)第四節(jié)略云:

　　未見于《居士傳》的明末其他僧侶,未必即與這些居土之間沒有來往。(頁253)

　　第五節(jié)略云:

　　以上所舉見于《居土傳》的記載的,共有十一位,另于《居士傳》中有傳,卻未提及系理學家出身。(頁256)

　　第七節(jié)略云:

　　從《居士傳》的記載之中,見到明末居士所常用并且被普遍重視的,僅有兩種,那就是《金剛經》和《楞嚴經》。(頁258-259)

　　據上所引各節(jié),都有史料全據《居士傳》的說明,雖然第八節(jié)中找不到近似的文字說明,然而節(jié)中的整個〈表〉都是據《居士傳》的資料制成。

　　何以圣嚴博士不廣搜其他有關史料而專據一部史書?據本章末尾的〈后記〉略云:

　　本文(指第四章)初稿發(fā)表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太學召開的國際佛教學研究會第三次大會,定稿完成于一九八O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紐約的禪中心。此期間由于每三月即往返臺灣與紐約一趟,將初稿經常攜來帶去。(頁278)

　　據此,本章既然在如此匆忙的情況下寫成,當然以株守一書較為省事。何況圣嚴博士本書論及整個明末的佛教,并非專論居士們的活動,是以作此交代,仕邦認為已經足夠了。況且西方史學方法認為不必將所有史料都搜集齊全,始能動筆;而是當所得史料已足夠建立自己的論據之時,便可著手撰寫,126故本章能將明末居士們的活動呈現,對后學之人能生點啟迪作用,已盡著書的責任了。

　　后記

　　經過上面七章的探討,圣嚴博士的律學與史學,大致已勾勒出一個輪廓,仕邦淺陋,未能窺其堂奧,以上所陳,讀者們視作一份讀書報告好了!

　　這篇文字本來應在民國九十年底(2001)完成,可惜去年八月患上「帶狀皰疹(Herpes zoster)」緣于患處在左額,病情既影響左眼視力,也影響頭腦而無法集中精神去思索,而且病發(fā)之初,整天昏昏欲睡,提不起勁,是以拖延至今,待視力與腦力恢復之后,始再行動筆,無可奈何之余,謹借此篇幅向

　　圣嚴博士上人致歉!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九日于中華佛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