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學的黃金時代(2)：壁觀婆羅門——達摩

　　我們都知道,禪宗的真正開創(chuàng)者是慧能,但在當時已有達摩及其后繼者的傳說。由于前人對達摩的記載紛紜不一,因此今天我們已無法知道他究竟是誰、究竟在什么時候來到中國。有人說他是波斯的和尚,在公元四八零年來到中國,也有人說他是屬于南印度的婆羅門族,在公元五二七年來到中國,死后五三六年。在本書中,我們無須去為這種說法辯證,不過后一種說法在慧能當時已流行,而且確認達摩曾見過梁武帝。究竟這種傳說含有多少史實,雖不可知,但卻為唐代的禪師們所公認,把它當作活的傳統(tǒng)。

　　依據(jù)這個傳統(tǒng),達摩于公元五二七年到了中國南方,便受梁武帝之邀到首都南京,這位信佛虔誠的皇帝便問:“自我登位以來,建了不少廟,印了不少經(jīng),供養(yǎng)了不少和尚,是否有很大的功德”?

　　達摩回答說:“沒有”

　　梁武帝奇怪的問:“為什么沒有呢”?

　　達摩回答說:“因為你所做的只是一點世俗的小果報而已,談不上真功德”。

　　梁武帝又問:“那么,什么才是真功德呢”?

　　達摩回答說:“真功德是最圓融純凈的智慧,它的本體是空寂的,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

　　梁武帝又問:“那么,什么才是圣智呢”?

　　達摩回頭說:“廓然無圣”

　　梁武帝不禁詫異的問:“既然無圣,那么,你是誰?”

　　達摩回答說:“不認識”。

　　達摩發(fā)現(xiàn)梁武帝和他沒有緣份,便渡過長江,到了河南的嵩山,住在少林寺中,據(jù)說他整天的豐壁而坐,有人便稱他為壁觀婆羅門。

　　關于“壁觀”兩字,有人就字面上解釋,也有人就精神上了解,例如鈴木大拙認為,“壁”的意思是精神集中,屏息諸緣。他把壁觀解作金剛經(jīng)中所謂的覺觀,這是批一種開悟的境界。以筆者的看法,這個“壁”字,是指我們突然而臨著一片懸崖絕壁、無法以普通方法攀援而過。這使我想起了顏回向孔子問學,到最后耗盡了心智,好像突然面臨著絕壁時,不禁嘆著說: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在這里,我們無須去辯證“壁觀”究竟應從字面上來解,或精神上來看,也許兩者都兼而有之。

　　最值得注意的是,達摩并不反對讀經(jīng),而且還熱心的以那部充滿了玄味,極為煩瑣楞嚴經(jīng)教人。事實上,他是印度人,脫不了印度教的傳統(tǒng)、所以他之被認為婆羅門教徒、也是不無原因的。

　　達摩留下的唯一著作是一篇關于入道二法門的散文,即使這篇文字和后代禪師的風格大有不同,但值得重視的是,它至少可以作為后代禪宗的發(fā)展的背景。

　　入道的法門很多,達摩把它們歸納為二途,就是“理入”和“行入”。

　　所謂理入就是由教理入道,相信有生之物都具有共同的真性,只是被外物所障蔽,未能發(fā)揮出來罷了,因此我們要舍偽歸真,專心于壁觀,達到物我雙忘,凡圣等一的境界,這樣才能寂然無為,與道相合。

　　所謂行入有四種,就是:

　　①報怨行:求道時如果遭遇困苦,應想到這是前世造的孼,現(xiàn)在雖然已不作惡,但卻仍須承受以前的報應。能夠體念到這一層,便不會怨天尤人,而能逢苦不憂,化怨憤以入道。

　�、�隨緣行:我們應知道世界本無我,一切苦樂都是外緣,榮辱禍福,都是前世的孼,現(xiàn)在雖有,但緣盡了又歸于無,因此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一切都隨緣而行。

　�、蹮o所求行:世人常執(zhí)迷不悟,貪求無厭。而修道的人卻不然,他們能夠處心于無為,順天安命。深知生活在這個世界中,苦海無邊,正像熱鍋上的螞蟻,無處可安。真是所謂“有求皆苦,無求乃樂。”

　�、芊Q法行:佛法就是純粹的至理。這個至理光明純潔,不受污染,不分彼此。正如經(jīng)中所謂:“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有智慧的人懂得這個道理,便應該一切循道而行。

　　以上所論在宗教的文學中,無異是一顆芒四射的珠寶。它顯示了作者在佛教和印度教的作家中,是位杰出的人才。他的“二人”,和基督教中所謂的“冥想之路”,和“實踐之路”甚為相似。這個生死和孼的觀念在佛教和印度教中,都是屬于信仰的范圍。但在那篇文字里,這兩個觀念也都沒有脫離理性的思考。達摩“行入”的重要,并不是在于它是實踐的,或入世的,而是在于它把理和法看成一體,合為一條方法。這種把抽象和具體打成一片的精神,也許是中國思想帶給達摩的。

　　但盡管這篇文字頗為深刻,卻不是后代禪宗的特色,因為在該文中,沒有頓悟,棒喝,公案,和那幽默的言詞,及美麗的構想。

　　假如達摩和后代的禪宗之間有任何關系的話,那可能是他運用反問法(即逆喻法)來開導學生,例如二祖慧可有一次問達摩:

　　“我的心不安,請師父替我安心”?

　　達摩反問說:“請把心拿來,我替你安”。

　　過了好一會,慧可回答說:“我已尋了很久,可是找不出心來”。

　　達摩回答說:“好,我已把你的心安放了”。

　　這是中國禪宗的第一次傳燈,達摩便成了中國禪宗的第一祖。他所運用的方法,是反問法的典型例子,也是整個禪宗傳統(tǒng)的一大特色。達摩,像后代的所有禪師一樣,并不否定心的存在,但慧可拼命的要去尋,去安的心,并不是真心,而是一種幻影。真心是常安的,是思想的主體。一當我們想到它,或要把握它時,便不是主體,而是客體,當然也就不再是真心了。達摩告訴慧可:他的心已安,只是指示他真心是常安的,無須再去安了。達摩要慧可拿心來,只是要他自己發(fā)現(xiàn)他所謂的心是虛幻的。這樣一來,由于祖師這種出人意料的話,喚起了學生的直觀,使他體悟到自己的真心。

　　在公元五三六年的某一天,他感覺自己應該離去了,于是便召集學生,要他們發(fā)表悟境。有一位名叫道副的學生說:“依我的看法,我們應該不執(zhí)著文字,也不舍棄文字,要把文字當作一種求道的工具來運用。”

　　達摩聽了后便說:“你只得到我的皮”。

　　有一位尼姑說:“依我所了解的,就像慶喜看到了阿閦佛國,一見便不再見。”

　　達摩回答說:“你只得到我的肉。”

　　另有一位名叫道育的學生說:“地水火風等四大本來是空的,眼耳鼻舌身等五蘊也非實有,依我所見,整個世界沒有一法存在。”

　　達摩回答說:“你只得到我的骨。”

　　最后,慧可行了一個禮,仍然站在那里不動。達摩便對慧可說:“你已得到我的髓。”

　　于是,慧可便成為禪宗的二祖。這一幕傳法的故事,可說是替老子的:“知才不言,言者不知。”作了一個動人的注腳。

　　現(xiàn)在,我們已無法確知達摩的這些傳說,究意有多少是中國人編造的,有多少是來自印度的,不過可以斷言的是,兩者兼而有之。不容否認的,后代禪師是受到達摩精神的鼓舞,同樣的,達摩在中國期間,也受到中國思想的影響。譬如前面那段他對學生修道時度的品評,令人想起了孟子書中的一段話:“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圣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在慧可得到衣缽后,某次,有位年過四十的居士為對他說:“弟子患了很重的風濕病,請師父替我懺罪。”

　　慧可回答說:“那你罪拿來,我替你懺。”

　　那位居士想了一會說:“我找了半天,卻找不到罪。”

　　于是慧可便說:“好,我已替你懺完了罪。”

　　這位居士聽了后,大悟,便出家做和尚,改名為僧璨,就是禪宗的三祖。

　　僧璨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叫做信心銘,是用道家的智慧來解釋佛理,其中最精彩的幾段是:

　　“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

　　不過僧璨的教人方法仍然未脫前人的窩臼。有一天,一位年青和尚向他禮拜說:“請師父慈悲,教我解脫法門。”

　　僧璨反問:“是誰縛了你”?

　　那位和尚回答:“沒有人縛了我”。

　　僧璨便說:“那么,你為什么還要求解脫法門呢”?

　　這位和尚言下大悟,他就是禪宗的四祖道信。

　　由道信,傳五祖弘忍,再傳六祖慧能,便展開了生氣蓬勃的中國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