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經(jīng)典講解問答開示文章開示

太虛法師抗日護國事跡

　　作者:佚名

　　太虛法師(1890—1947)是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倡導者,近代佛教領袖,曾任世界佛學苑苑長、中國佛教學會會長、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他針對清末以來佛教界的種種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號,主張在教理、教制、教產(chǎn)三個方面實行革新,規(guī)劃創(chuàng)建新型的僧團組織和制度,他主張推行貼近普通民眾社會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發(fā)展佛教教育。

　　心系民族,振臂高呼

　　作為中國佛教界的領袖,太虛法師在“九·一八”事變后,針對中日關系日趨緊張的局面,義不容辭地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進行嚴正譴責,同時以亞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為計,希望佛教徒承擔起維護正義的責任,協(xié)同一致,消除戰(zhàn)爭可能給人類帶來的損害。

　　他引史為鑒,指出現(xiàn)代歐洲國家正因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極端化,從而使歐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潰的末路。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不但堵塞了亞洲民族文化復興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導西方國家共趨世界和平、大同的機會,而且可能引發(f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他說:“中國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數(shù)十年來所造成之政治的經(jīng)濟的優(yōu)勢,殆將一舉而歸于毀滅,亦寧日本之利!”他勸導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際,應秉承佛訓,發(fā)揚大乘菩薩遏止暴力的無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則當與全亞洲佛教徒聯(lián)合起來,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動”。

　　作為中國人,一個堅持正義和民族尊嚴的人,太虛法師的抗日救國立場是堅定的。作為關心人類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視野,不愿看到中日兩國操戈,使方興未艾的東方文明毀于戰(zhàn)爭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關注時事,隨日本軍事侵略的升級而表現(xiàn)響應的強硬姿態(tài),如進行各種護國講演,發(fā)表抗戰(zhàn)、備戰(zhàn)言論,號召創(chuàng)組“佛教青年護國團”�；诤笳�,他不顧親日通敵的嫌疑,仍與日本佛教界保持聯(lián)系,致力國際親善,謀挽千鈞一發(fā)。這使他在盧溝橋事變前,既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仇視,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國人疑謗。

　　1937年馮玉祥將軍為太虛法師題詞

　　“七·七事變”后,太虛法師電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萬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龐大數(shù)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軍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應當真切的知恥,體念佛教宗旨,實現(xiàn)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應知之恥,和佛教徒應如此雪恥�！蓖瑫r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電告全國佛教徒: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

　　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止暴,克保人類和平。

　　二、于政府統(tǒng)一指揮下,準備奮勇護國。

　　三、練習后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眾防空放毒等戰(zhàn)時常識諸項。各各隨宜盡力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淪陷,中佛會負責人圓瑛法師等未及時西遷。為粉碎日本利用淪陷區(qū)佛教會惑亂視聽的陰謀,他與章嘉活佛在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宣布廢止淪陷在京滬的中國佛教會機構,斷絕與各淪陷區(qū)佛教會的關系,捍衛(wèi)了戰(zhàn)時佛教會的純潔性。

　　太虛法師把佛教理念和抗戰(zhàn)綱領聯(lián)系起來,先后作《降魔救世與抗戰(zhàn)救國》、《佛教徒如何雪恥》等多次公開講演,說明遮止罪惡是佛法慈悲普濟精神的積極體現(xiàn),二者相輔相成,絕無違悖:“中國為國家民族自衛(wèi),為世界正義和平,為遮止罪惡、抵抗戰(zhàn)爭而應戰(zhàn);與阿羅漢之求解脫安寧不得不殺賊,佛立為建立三寶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貫的。故顯揚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戰(zhàn)精神,而是促進增高抗戰(zhàn)精神的”。

　　武力防御,文化進攻

　　1938年,太虛和藏傳佛教愛國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慶發(fā)表《通告全國佛教徒加強組織以抗倭書》,獲得華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會及在重慶中國佛教會理、監(jiān)事及會員的擁護。

　　同年7月,部分理、監(jiān)事決定在重慶羅漢寺設立中佛會臨時辦事處,推選太虛主持。該辦事處曾籌辦僧侶救護隊、傷兵慰勞隊,募捐救濟流亡難胞等,成為佛教界重要的抗戰(zhàn)力量。

　　辦事處后因重慶屢遭轟炸,只得遷往重慶北碚縉云寺,但卻能在困難的條件下與大后方各省市分會保持著聯(lián)絡。

　　1939年9月,太虛法師于國際反侵略協(xié)會中國分會(邵力子、陳真如等主持)歡送會中,法師據(jù)佛教立場,提出“武力防御與文化進攻”之說,號召佛教徒獻身抗日救亡運動。

　　同時,他還邀請學者名流上縉云寺講學,讓僧侶師生了解世界。其時,重慶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馮玉祥、郭沫若、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講學,梁漱溟、顧毓(王秀)、田漢、梅貽琦以及孔祥熙、張治中、張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歷,還有不少外國來賓、遠方僧侶,因此留下不少詩賦墨寶。太虛法師在民族存亡的危機關頭通過與文化界的交流、溝通,振奮了民族精神,激發(fā)了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

　　老舍手跡(寫于重慶北碚縉云寺)

　　出訪海外,疏通滇緬

　　抗戰(zhàn)期間,東南亞國家通過滇緬公路向中國運送大量的抗日物資,滇緬公路成為中國抗戰(zhàn)時期的重要生命線。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遏制東南亞人民對中國抗戰(zhàn)的支持,煽動緬甸人民反對開放滇緬公路,大造謠言,說中國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誣陷“中國赤禍蔓延,共產(chǎn)黨毀滅宗教”,謊稱侵華戰(zhàn)爭是“弘揚佛教的圣戰(zhàn)”妖言惑眾,蠱惑不淺。在日本的謠言蠱惑下,緬甸關閉了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

　　1939年11月,太虛法師為了揭穿日本帝國主義的謠言,組成國際佛教訪問團,萬里迢迢出訪緬甸、錫蘭、印度等國,“朝拜佛教圣地,訪問各地佛教領袖,藉以聯(lián)絡同仁之感情,闡揚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國民族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之奮斗,佛教徒亦同在團結一致中而努力。”

　　“在緬甸時,曾將我國抗戰(zhàn)情形,詳為報告,蓋該處為我國抗戰(zhàn)命脈,關系至為密切,國際宣傳未容或缺。經(jīng)余解釋后,緬即組織一訪問團,赴華訪問。后至印度時,則從事文化之探討�！坝∧康�,即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華文化之興趣。經(jīng)錫蘭,本團最大工作,為佛教聯(lián)絡,當余抵錫時,首相、市長及各顯要均至舟站觀侯,且開多處盛大歡迎會。僧長及余坐于中間,其他官民分列兩旁,先受三皈依。錫蘭為歐美交通孔道,且為佛國,實為國際宣傳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魯亦主持歡迎,甘地、泰戈爾都曾訪問過�！�

　　7個月后,訪問團回到昆明。站在瘡痍滿目的祖國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榮耀毫無重量;而恒河之畔歷劫僅存的殘損、寂寞而依然莊嚴的釋迦遺跡,那些斷裂的精美石幢,空曠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樹,更使他胸中充滿憂患的回響。還能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許不多了,惟有將所剩的時間與佛教、祖國貼得再近些,相依為命吧。他給門生的信中說:

　　“你們祝我壽,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學生會努力籌備!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茲會�！�

　　通過太虛法師的出訪,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敵方陰謀,滇緬公路重新開通。

　　太虛法師抗日護國事跡年表(注二)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變”,柏林教理院因經(jīng)費無著停辦。世苑籌備處移南京佛國寺。太虛發(fā)表《為九一八事變告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勉勵發(fā)揚佛陀救世精神,維護世界和平。

　　一九三三年

　　五月,時日軍占榆關,侵熱河,國難曰深。太虛于電臺播講《佛教與護國》,并電《勸全國佛教青年組護國團》,主張部分從軍抗暴,部分助捐、組救護隊,慰禱隊、運輸隊等。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七事變”爆發(fā),國難教難,日深一日,太虛致電發(fā)表《告全日本佛教徒眾》,又電《告全國佛徒》等文件,以號召反侵略、衛(wèi)和平。

　　漢藏教理院學生,實施軍事防護訓練。漢口正信會成立救護隊。

　　一九三八年

　　章嘉、太虛等于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宣布廢止淪陷區(qū)中佛會機構,并發(fā)出通電,告黨政機關及全國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