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寺建筑的結(jié)構(gòu)與特色

　　內(nèi)容提要:中國佛寺建筑,是延續(xù)了兩千余年的一種工程技術(shù)。本身早已成為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古往今來,許多珍貴的建筑實例,都是有賴于寺院才得以保存至今。當(dāng)我們面對這些寶貴的遺產(chǎn)時,如何保存好現(xiàn)有的佛寺古建,能夠“修舊如舊”地使其傳諸于后世;在復(fù)建佛寺時,選擇怎樣的式樣和布局?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主要課題。本文就是從佛寺建筑中,最具特色的結(jié)構(gòu)入手。將佛寺建筑(佛殿)的結(jié)構(gòu)與佛殿寺院的結(jié)構(gòu)(布局),作了一些簡單的介紹。分別從臺基、墻柱構(gòu)架、屋頂三方面敘述了佛殿的結(jié)構(gòu)特色;用廊院式、縱軸式、自由式三種布局方式。概括了佛教寺院的結(jié)構(gòu)特色。旨在能夠使人們對歷代佛寺建筑的演變歷程和表現(xiàn)出來的建筑風(fēng)格有一些具體的了解,并從中得到很好的借鑒。

　　關(guān)鍵詞:佛寺建筑結(jié)構(gòu)布局伽藍七堂

一、 中國佛寺建筑的由來

　　佛寺,梵文作vihara, 音譯為毗訶羅,意譯作住處、游行處,泛指安置佛像并供僧止住以修行佛道的處所。在《釋氏要覽》卷上中解釋說:

　　“寺,華題也。釋名曰寺,嗣也。謂治事者,相嗣續(xù)于其內(nèi)也。”1

　　此外,佛寺尚有:凈住舍、法同舍、出世間舍、金剛凈剎、寂滅道場、清凈無極園、遠離惡處、新近善處2等諸多的別名。

　　我國有佛寺之始,一般均溯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造立的白馬寺。椐《魏書·釋老志》等一些資料記載,東漢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永平十年,他們與中天竺僧人攝摩騰、竺法蘭二位圣僧,攜帶佛典、佛像回到帝都洛陽,暫居于鴻臚寺內(nèi)。按《漢書·百官公卿類》第七記載,鴻臚寺之最高長官為鴻臚卿,系專門負責(zé)掌理接待外賓及兇喪儀慶等事的處所。

　　“騰蘭二人角力既勝,明帝忻悅,初于鴻臚寺延禮之,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以白馬馱經(jīng)來故,用白馬為題也。西僧乍來,權(quán)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僧寺之名始于此也。”3

　　由此可知,我國佛寺最早的稱謂是源于官方所設(shè),以接待四方賓客的鴻臚寺�？上У氖�,白馬寺在建成以后便迭遭兵燹,現(xiàn)在早己不復(fù)舊觀了。“自洛中構(gòu)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式樣而重構(gòu)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4便是《魏書》中對當(dāng)時白馬寺的生動描述。

　　繼白馬寺之后,在后漢獻帝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公元188～193年)丹陽郡人笮融在徐州

　　“大起浮屠祠,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涂像,衣以錦彩。每浴佛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5

　　上面介紹的“浮屠祠”,上累金盤(即相輪),下為重樓,就是早期具有印度風(fēng)格的樓閣式佛寺建筑�？扇萑�千許人,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這充分證明了漢代北方佛教初傳期的一片興旺景象。

　　佛寺在江南的興建,當(dāng)首推孫吳赤烏十年[注](公元247年),孫權(quán)為康僧會所造的建初寺。由此而開江南建造佛寺之嚆矢。

　　“時孫權(quán)稱制江左,而未有佛教。會欲運流大法,乃振錫東逰,以赤烏十年至建業(yè),營立茅茨設(shè)像行道……權(quán)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6

　　其后,繼有武昌之昌樂寺、金陵之保寧寺、蘇州之通玄寺、揚州之化城寺、四明之德潤寺等相繼興建。至此,垂千數(shù)百年燦爛光輝的佛教建筑活動,已緊張而有序地在全國范圍內(nèi)大面積展開了。

二、 中國佛寺建筑(佛殿)的基本結(jié)構(gòu)

　　我國的佛寺建筑(佛殿),在立體的布局上,可明顯地分為三個部分:(一)臺基;(二)墻柱構(gòu)架;(三)屋頂。這三部分,就如同人的身體一樣,無論是細小的僧舍還是雄偉的佛殿,均能充分地各呈其美,互相襯托。中間如果是縱橫著丹青的朱柱畫額(喻身);上面必是堂堂如冠冕般的瓦或琉璃屋頂(喻頭);底下則必有單層、多層的磚或石臺基(喻足),舒展開來承托。這三部分雖有著各自不同的功用,但只要聯(lián)絡(luò)結(jié)合在同一建筑當(dāng)中,便顯得天衣無縫,呈現(xiàn)出中國佛寺建筑特有的莊重之美。

　　(一)臺基:在這三部之中,臺基在下是上面兩部分的承托者,若無臺基,上部將無所立。正如《書經(jīng)·大誥》所謂: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gòu)?”7

　　由此看來,臺基是佛寺建筑當(dāng)中的最根本處,如果沒有臺基的話,其它的一切也就無從談起了。

　　臺基的種類有兩種,一種是方形或長方形的土石平臺(見圖1),寬大而舒展,極為常見;另一種就是須彌座(見圖2)。是在六朝時期,由于佛殿的輸入,而產(chǎn)生出的一種臺基形式。

　　按“須彌”,梵名sumeru, 又作“修迷樓”,謂其為聳立于一小世界中央之高山。

　　“譬如燭盤中央聳起,其世界中有須彌山王,亦復(fù)如是。此須彌山七寶所成,色形可愛,四角端直,譬如工匠善用繩墨斫成板柱,其形方正,是須彌山,亦復(fù)如是。”8

　　便是佛經(jīng)中對于須彌山的說明。而須彌座的意義,就是指用須彌山來做佛座,以顯示佛的不可思議功德。后來到了明清時期,大凡比較高貴的佛寺建筑,都采用須彌座的形制。

　　關(guān)于須彌座做法的規(guī)定,最早始見于寧《營造法式》一書,文中說“壘須彌之制,其高一十三磚。”9(見圖3上)而到了清代,對于須彌座的做法,有了更為詳細的規(guī)定:

　　“須彌座各層高低,按臺基明高五十一分歸除,得每分若干:內(nèi)圭角十分;下梟六分,帶皮條線一分,共高七分;束腰八分,帶皮條線上下二分,共十分;上梟六分,帶皮條線一分,共高七分;上枋九分。”10(見圖3下)

　　臺基部分的構(gòu)造,除了須彌座之外,還包括有欄桿和柱礎(chǔ)兩部分。所謂欄桿就是指:

　　“居高臨下處的建筑物上,用以防止人物下墜的障礙物;其通常高度約為人身之半。欄桿在建筑上本身無所荷載,其功用為阻止人物前進或下墜,卻以不遮擋前面景物為限,故其結(jié)構(gòu)通常都很單薄,玲瓏巧制,鏤空剔透者居多。”11

　　上面的一段話,便是梁思成先生對欄桿所下的定義。

　　在佛寺建筑當(dāng)中,欄桿大多應(yīng)用于主要殿堂的外圍,如大雄寶殿等處的月臺之上。若就其材質(zhì)而言,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磚欄桿(見圖1),是用磚在平臺的周緣壘砌而成。大多會留出一些空格或花紋,起到了矮墻的作用,更加能襯托出殿堂莊嚴樸實的氣勢;普通常見的便是石欄桿,可分為宋式重臺鉤欄、宋式單鉤欄(見圖4)、和清式鉤欄(見圖5)三種形制。一般來講,宋式的欄桿比較古樸,給人以一種簡練、明快的感覺。而清式的欄桿則日趨浮華,往往是裝飾多于實用,呈現(xiàn)出極端的程式化,雕刻之工雖極精美,然藝術(shù)造詣卻相差甚遠矣!

　　柱礎(chǔ),顧名思義即是指柱體下面的基礎(chǔ)。柱礎(chǔ)主要的功用是將柱身集中的荷載分布于地面。此外,柱礎(chǔ)多以石制,因石質(zhì)既可防潮,且高出地面,可以有效地避免柱腳的腐蝕或碰損。

　　柱礎(chǔ)的種類有兩種:一是直接承柱壓地者,成為普通柱礎(chǔ)(見圖8、圖9);另一是在柱與礎(chǔ)之間,加入一種板狀圓盤做為過渡,稱為帶櫍的柱礎(chǔ)(見圖6、圖7)。櫍的功用,以用石者居多,亦有使用木者,可防止水分順木紋上升。如果柱腳朽腐,還可用櫍補救,若櫍本身朽壞,還可隨意抽換。所以說,在柱下用櫍實為一種聰明的做法。

　　在佛寺建筑中,無論是欄桿還是柱礎(chǔ),所雕飾的圖案均以蓮紋居多(見圖6~9)。蓮花,本源于印度,在佛經(jīng)中被廣泛地引用:

　　以大蓮花王,譬大乘所顯法界真如;蓮花雖在泥水中,不為泥水所污,譬法界真如,雖在世間,不為世間法所污;又蓮花性自開發(fā),譬法界真如性自開發(fā),眾生若證,皆得覺悟;又蓮花為群蜂所采,譬法界真如,為眾圣所用。又蓮花有四德,一香、二凈、三柔軟、四可愛,譬法界真如總有四德,謂常、樂、我、凈。于眾花中最大最勝,故名為王。12

　　此外,在密宗的許多經(jīng)典當(dāng)中,也經(jīng)常用蓮花來舉喻:

　　譬如蓮花,花實鬢蕊一時具足,眾所愛樂;此法界體,亦復(fù)如是,內(nèi)證實體普門示現(xiàn),花葉鬢蕊一時具足,為眾愿樂,如彼蓮花。13

　　用以表明佛教中因果同時、一切具足的含義。當(dāng)佛教傳入中國以后,蓮花所具有那種“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蓮而不妖”14的品格,更加為國人所尊崇,幾乎成為佛教的象征了。我想,正因為蓮花具有這諸多的象征意義,遂能普傳至今,在佛寺建筑的雕飾中獨占一席。

　　(二)墻柱構(gòu)架:是佛寺建筑的主體部分,由墻壁和木質(zhì)的梁柱構(gòu)架組合而成。其造法是先用木材構(gòu)成梁架結(jié)構(gòu)作為骨干,然后再砌上墻壁,如皮肉附在骨上一樣,負重部分全賴構(gòu)架,毫不借重于墻體。北方有句通行的諺語“墻倒房不塌”,說的正是此理。下面我們將最具特色的木質(zhì)梁架部分,做一下簡要說明:

　　(1)柱體:是用來支撐梁架和整個房頂?shù)膱A形木柱,在多數(shù)情況下,它保持了木材圓形斷面和力學(xué)上的功能形狀。雖然也有使用方柱(見圖10)、八角柱、梅花柱,雕龍柱等,但都是個別的特例。為了使這一構(gòu)件看起來更為剛?cè)嵊辛?于是就產(chǎn)生樂棱柱的形式。即柱身逐漸往上收小,而柱頭則為覆盆形,以便承力。

　　(2)雀替:用于橫置的梁額與豎立的柱體交接處,主要是為了縮短梁額凈跨的長度,減小梁額與柱體相接處的剪力,防止橫豎構(gòu)材間角度的傾斜。雀替的種類很多,有大雀替(見圖10)、小雀替、龍門雀替、通雀替、騎馬雀替等許多的樣式。到了明清時期,雀替被廣泛地應(yīng)用到佛寺內(nèi)的各種建筑上,且多雕刻得極為精美華麗(見圖11)。

　　(3)梁架:是一座建筑的骨架。在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梁架下面均無天花遮蓋,以暴露在外施以彩繪者居多。有一種用斷面狹長的木材,斫成“新月”形式,其梁肩呈弧形,梁底略上凸,被稱為“月梁”(見圖12)。有一些月梁還被施以雕飾,就顯得更加秀美奇巧了。

　　(4)駝峰:多用在上下兩層梁頭的相疊處,其作用是為了在梁上分布重量。在宋李誡《營造法式》卷五中列有四種駝峰:鷹嘴駝峰三瓣、兩瓣鷹嘴駝峰、掐瓣駝峰、氈笠駝峰。但在現(xiàn)有實例上,駝峰的式樣很多。到了清代,駝峰的造型更趨裝飾化,成了倒扣的荷葉狀,被稱為荷葉橔(見圖13)。

　　(5)隔架科:在清代佛寺建筑中,經(jīng)常見有在上下兩層長度相等且平行的構(gòu)材之間,用荷葉橔、栱子和雀替合成一種聯(lián)絡(luò)或墊托的部分,稱為隔架科(見圖14)。一般來講,兩根平行的構(gòu)材其兩端都會交在同一立柱之上,所以隔架科的功用,只在于將上下兩層聯(lián)絡(luò)得更緊湊一些而己

　　(6)斗栱:(見圖15)是我國木構(gòu)架建筑中特有的結(jié)構(gòu)構(gòu)件。它最初是由柱頭的結(jié)構(gòu)演變而來的,以后逐漸演變成為既是結(jié)構(gòu)構(gòu)件,又極富裝飾效果的構(gòu)件。斗栱的結(jié)構(gòu),自漢代起就已臻成熟之境,一直被各系的建筑所采用,但以佛教運用的最為著名。如山西應(yīng)縣佛宮寺內(nèi)的釋迦塔始建于遼,全塔有各類斗栱五十四種,猶如云朵簇擁,堪稱我國古代斗栱造型的寶庫。一件完整的斗栱主要由四部分構(gòu)成:其形狀方塊者為“斗”;船形或肘形長木為“栱”;栱以上斜重向外伸出如舌狀者為“昂”;在橫栱之上所施者為“枋”。

　　(7)天花:(見圖16)就是在佛殿的頂棚處,先用木框做方格,然后在方格上放置木板(天花板)的一種裝飾形制。在歷史上,天花的方格愈早愈大,如遼宋時期的天花無論方格還是支條都很大,且不一定是正方形,常有長方形的。到了清代,整個頂棚都必須是用一色一式的正方形天花板,既樸素莊嚴,又顯得輝煌而華麗。

　　(8)藻井:多用在天花中最為重要的部位,如寶座或佛像的頂上,穹然高起如傘如蓋。而此處在古代被成為“中溜(溜—liù,說文云:溜,神名也),15是祭祀的所在,為了表示此處的尊貴,正好采用藻井來裝飾。

　　取名藻井,是因為“中溜”的形狀像井,并多在井上加藻紋飾樣,所以叫做“藻井”。16

　　藻井的形狀和種類有很多,如河北景縣開福寺大殿的藻井,便是采用小斗栱組成的螺旋狀,十分精美(見圖17)。

　　佛寺建筑內(nèi)部頂棚的設(shè)置,除了天花及藻井以外,還有一種不用任何裝飾,而是將房椽,梁架全部裸露。并施以彩繪,這種做法叫“徹上露明造”。如北京法源寺的大雄寶殿,采用的即是此法。只不過采用此法的殿宇皆要將梁、枋、椽、檁等構(gòu)架做得很光整,還要彩畫得很美觀,這樣一來反倒不如用天花經(jīng)濟一些。

　　(9)窗:古作“囪”,與牖稍有不同。一般來講,

　　“在墻上而能開闔的是牖;不能開闔而在屋上的是窗,如天窗、煙窗之類。”17

　　如此說來,我們現(xiàn)在叫作窗的是古時的牖,而古時的窗,只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天窗、橫披之類。窗的種類很多,有檻窗、支摘窗、橫披窗、闌檻鉤窗、直欞窗等許多種類。而佛寺建筑中,大多采用菱花檻窗比較普遍(見圖18)。

　　(10)格扇:又作“隔扇”,宋代稱“格子門”,即現(xiàn)在通稱作門者。其作法是先作成木框,豎的叫“邊挺”,橫的叫“抹頭”。在這木框之內(nèi)可分為三部分:在上部作窗欞的叫“槅心“或”花心”;下部用木板的部分叫“裙板”;在中部槅心與裙板間的部分被稱為"絳環(huán)板"。在佛寺建筑中,最常見的槅心圖案有,雙交四椀菱花、三交六椀菱花(見圖19)、及三交燈球六椀菱花三種。

　　每當(dāng)我們盛贊一座佛寺建筑的時候,往往用“雕梁畫棟”一詞來描繪,而其中“畫棟”指的就是建筑中的彩畫藝術(shù)。在木構(gòu)表面涂飾油漆彩畫,既可以防止風(fēng)雨浸蝕,保護木骨;又可以起到很好的裝飾作用,這便是彩畫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的主要原因。彩畫一般用于檐下的斗栱、梁、枋、椽頭及殿內(nèi)的天花、藻井等處,在等級較高的佛寺建筑中,檀子和梁柱上面也常繪有彩畫。彩畫的顏色多以青、綠二色為主要色調(diào),并在上面貼金,避免了這些冷色調(diào)的深沉感,增加了彩畫生動、輝煌的效果。梁架上彩畫的構(gòu)圖,可分為和璽彩畫、旋子彩畫和蘇式彩畫三類。和璽彩畫多用于等級很高的皇家寺院或離宮、別院;旋子彩畫通用于一般寺院的殿堂;而蘇式彩畫主要用于寺院內(nèi)的園林、庭院建筑上面。18

　　(三)屋頂:是極具佛教特色的部分。在外形上看,佛寺建筑的屋頂皆安裝有佛教內(nèi)涵的飾品,如蓮花、寶珠、*輪、寶塔等,這些都是迥然殊異于他系建筑之處。正因為佛教建筑有了自己成熟的標識特征,才使得屋頂部分顯得格外的莊嚴美麗。

　　屋頂?shù)氖綐?約可分為五種:即廡殿、歇山、懸山(或挑山)、硬山、卷棚等諸式。具體地說,廡殿有五脊四坡(見圖20);歇山即在廡殿頂?shù)膬啥思由蟽缮?見圖21)。廡殿、歇山兩種皆用于大型建筑物,或作單檐,或作重檐。凡懸山(或挑山)、硬山等俱五脊三坡,山墻直上者為硬山(見圖23),其垂脊博縫等探出山墻而者為懸山(見圖22);屋頂上沒有正脊,用螻蟈筒板瓦者即為卷棚式(見圖24)。而懸山、硬山、卷棚三式,則多用于次要建筑物,如配房等處。

　　在屋頂之上還要有房脊。房脊的種類一般有正脊、垂脊、戧脊、角脊四種。以重檐歇山式為例:在屋頂最高處平行排列,并飾有各種磚雕或琉璃制品的是正脊;垂脊就是由正脊沿屋頂緩慢向下的部分;戧脊是屋頂四周挑起的前端與垂脊相連接的部分;而角脊則是指重檐以下,與戧脊相平行的部分(見圖21)。在正脊與垂脊的相交處,皆需設(shè)有正吻(全名螭chū吻,系龍生九子之一,因好吞火故居于殿脊兩端),一件標準的正吻要包括有吻鉤、吻索、吻鋦、索釘?shù)葞状蟛糠?見圖25)。走獸被裝飾在戧脊或角脊上,其排列是有一定次序的。由仙人數(shù)起,一龍、一鳳、三獅子、四天馬、五海馬、六狻猊、七押魚、八獬豸、九斗牛、十行什。(見圖26)走獸的用法,按貫例要用單數(shù),一般以五個居多。若少于十件,可按先后次序,使用在前者。

　　能夠使屋頂成為最引人注目,并且使人產(chǎn)生富麗堂皇的感覺者,多是由琉璃瓦建造的緣故。據(jù)考證,琉璃最早產(chǎn)生于印度,并經(jīng)西域流傳到了我國。

　　琉璃,梵文vaidunya,譯作“吠瑠璃耶”,乃碧王留 璃及番瑠璃的簡稱,漢書中作“流離”,言其流陸離之意。19

　　在佛經(jīng)中,也會經(jīng)常遇到“瑠璃”一詞,且多與金、銀、玻璃、硨磲、赤珠、瑪瑙等合用,被稱為七寶,那指的是寶特琉璃,而非人工燒造之物。如《一切經(jīng)音義》中說:

　　“所言瑠璃者,梵語寶名也。須彌山南面是此寶,其寶青色瑩徹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帝釋髻珠,云是此寶,天生神物非是人間煉石造作,焰火所成瑠璃也。”20

　　由此可知,琉璃的得名是來源于佛教中的“瑠璃寶”,用以稱贊世間琉璃光色的殊勝。而將世間的琉璃廣泛地運用到建筑上面,則始于北魏時期。

　　大月氏國于世祖時,其國人商販至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逆賤,人不復(fù)珍之。21

　　自此以后,琉璃的施用,也就開始善及起來。無論是殿頂屋脊,還是影壁牌樓,亦常用琉璃建造。琉璃瓦的屋頂,也就成為尊貴建筑物的一種象征了。

三、 中國佛教寺院的結(jié)構(gòu)(布局)特色

　　寺院,是佛教進行宗教活動的主要場所。中國的佛教寺院,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結(jié)構(gòu)特色。這里所言的結(jié)構(gòu),就是指一座寺院中各種建筑的排列次序,即是以何種方式來布局的。歷史上佛寺的布局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 廊院式:這是我國佛寺早期的一種布局形式,主要是在塔廟制度的影響下而產(chǎn)生的。所謂廊院式,就是以一座佛殿或一座佛塔為中心,四周繞以廊屋,形成獨立的院落,大的寺院可以由多個院落組成。這種布局,是受到當(dāng)時印度佛寺樣式的影響,與中國傳統(tǒng)宮署建筑相結(jié)合而形成的形制。

　　塔,其形制導(dǎo)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漢語譯為“浮圖”、“浮屠”等名稱。它本是印度的一種墳冢,釋迦牟尼佛涅磐以后,藏置佛陀舍利(身骨)和遺物的窣堵坡便成了佛教弟子心中的圣物。在佛教初傳期,便以佛塔代表佛法身的顯現(xiàn),是佛教徒尊崇的對象,所以將塔立于佛寺的中央,成為寺內(nèi)的主體。以后開始建佛殿供奉佛像,以便信徒們禮拜,于是塔與殿并重。這種寺院的格局,遂成為一種制度,被稱為“浮圖寺”或“塔廟”。意即廟中必有塔,塔處即是廟。

　　早期的佛寺,就是完全按照這種塔廟制度來布局的。如元魏楊衒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中記述了當(dāng)時洛陽的四十多所重要佛寺,其中以永寧寺最大。此寺平面采取在廊院內(nèi)布置主要建筑的方式:前有寺門,門內(nèi)建塔,塔后建佛殿。

　　“永寧寺,熙平元年(公元516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fù)高十丈,合去地十千尺,去京師百進而已遙見之[注]......寺院墻上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門圖……東西二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亙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22

　　這種平面方形,四面開門,中央建造主體建筑的布局方法,無疑正是這一時期廊院式結(jié)構(gòu)的典型。

　　這種以塔為主,塔在殿前的布局形式,始自漢、晉、南北朝,一直沿續(xù)到隋和唐初。但在不同地區(qū),寺塔的關(guān)系也逐漸發(fā)生了變化。作為誦經(jīng)、禮佛的殿堂,受到人門的重視而開始升級。先是寺塔并列,成了塔殿左右相對的形式;以后又有把塔排出寺外、建于寺旁,或另建塔院的做法。這一變化是在唐初開始的,其原因主要來自于兩方面:

　　其一,是由于兩晉之后,佛教得到了普遍傳播,高僧倍出寺塔林立,使佛寺建筑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更有許多貴族官僚、富商巨賈以至公卿王侯,紛紛把自己的宅弟、王府舍作寺廟,以表對佛法的崇敬心情。如北魏正光初年(公元520年)的靈應(yīng)寺,就是舍宅為寺的。

　　“時有隱士趙逸云,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嘆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shù)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旭侯王睿敬造子休遂舍宅為靈應(yīng)寺。”23

　　這些由貴族官僚捐獻府弟、住宅而改建的寺院,往往是“以前廳為佛殿,后堂為講室”24,并且還會帶有許多的樓閣和花木,這樣一來也就無法再遵循“塔廟”的建筑模式了。

　　其二,中國固有的那種重重庭院的布局方式,已經(jīng)有了深厚的傳統(tǒng)基礎(chǔ),并非外來力量所能輕易改變的。歷史證明,佛寺為了能起到很好的傳教作用,就必然要利用原來從上到下各階層久已習(xí)慣了的形式,才能收到效果。在初唐時期,由于佛教本身發(fā)展的需要,道宣律師根據(jù)中國的具體情況,書寫并繪制了《關(guān)中創(chuàng)立戒壇圖經(jīng)》。把中國早期,以塔為中心的佛寺布局,改變成為以佛殿為中心,塔寺并存重重庭院的布局形式。25

　　這一時期,功德最勝名傳至今的,當(dāng)屬陜西西安的大慈恩寺。寺為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為太子時,為母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為名。“寺凡十余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26寺成,太子親幸。拜佛像幡華,敕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迎玄奘法師為上座。且于寺之西北建立浮圖。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沙門玄奘所立。初唯五層,崇一百九十尺。磚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經(jīng)像。”27

　　上面所描繪的,便是現(xiàn)存的西安大雁塔。首先建寺,在四年之后才建塔,且塔居于寺外,本身就說明此時的佛塔已不再是寺院的主體,而成為列在寺旁的建筑物了。

　　從以上所言的兩個方面,我們可以感覺到,外來的建筑形制到了中國以后,正逐漸地被中國固有的傳統(tǒng)所融化和吸收。至此,距離外來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也就為期不遠了。

　　(二) 縱軸式:是中國佛寺布局的主要形式,現(xiàn)存的佛寺建筑,大多采用此種布局方式。唐中葉至五代時期,禪宗大盛,于是乎更加快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如果說在唐以前,佛寺的布局尚存在印度遺風(fēng)的話,那么唐代以后,隨著“伽藍制度”的形成,佛寺的布局就完全被中國縱軸式的殿堂、院落所代替了。可以說,縱軸式的布局,完全是中國伽藍制度的具體反映。

　　伽藍,全譯作“僧伽藍摩”,意譯作“眾僧園”,是指僧眾所居的寺院或堂舍。一所伽藍,必須要具備七種主要建筑,被稱為“伽藍七堂”。最初此七堂是為表佛面之義,后來則以人體相配,來表示其各部分的功用。分別以人的頭來表法堂;以心表佛殿;以陰表山門;以兩手來表僧堂和庫院;以兩腳表西凈和浴室(見圖27)。然而,“七”所表是完整主義。佛寺內(nèi)未必只限于七堂,凡大型寺院皆具有多重殿宇,如五臺山之竹林寺有六院、大華嚴寺有十二院,皆不局于七堂之?dāng)?shù)。到了后世,一所伽藍的完成仍遵循“七堂伽藍”之制,但七堂的名稱和配置,也就因時代或宗派之異有所不同了。今介紹一下禪宗伽藍和講寺伽藍兩種不同的配置:

　　禪宗伽藍則須具有:(見圖28)

　　佛殿:又稱金堂或本堂,安置本尊佛像。

　　法堂:又稱說法堂,相當(dāng)于講堂,位于佛殿的后方。

　　僧堂:或作禪堂、云堂、選佛場。系僧眾坐禪或起居之所,中央安置文殊菩薩像。

　　庫房:又稱庫院,調(diào)配食物之所在。

　　山門:又作三山,即具有表示空、無相、無愿三解脫之樓門。

　　西凈:又作東司凈房,指廁所。

　　浴室:又作溫室,僧眾溫浴之處。

　　其中以僧堂、西凈、浴室為禁語之所,故總稱為三默堂。

　　講寺伽藍則須具有:(見圖29)

　　塔:安置佛舍利。

　　金堂:又稱本堂或佛殿,與塔共為伽藍中的主體建筑。

　　講堂:是僧眾講經(jīng)辦道的處所。

　　鐘樓:俗稱撞鐘堂,為懸掛洪鐘之處。

　　藏經(jīng)樓:又作經(jīng)堂,為納藏一切經(jīng)書的處所。

　　僧房:又作僧坊,即僧眾起居之處。

　　食堂:又稱齋堂,是僧眾過齋的處所。

　　所謂縱軸式,就是將各主要殿堂井然有序地布置在一條軸線上,每個殿堂前面左右各配置一座佛殿,所形成三合或四合的院落。各組院落中,主體建筑的體量、造型,往往要結(jié)合所供奉主像在佛界中的地位而有所變化的一種布局形式。

　　早期的縱軸式布局,尚能依照伽藍七堂之制,既便是有些改動,出并不是很大的。如北京西山的臥佛寺,始建于唐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雖然現(xiàn)存殿堂大多為清雍正時期所建,但其平面上依然還保留著唐代伽藍的縱軸式布局(見圖30)。近世的建筑學(xué)家劉士能先生來此調(diào)查后,曾概括地說:

　　“唐宋以來有伽藍七堂之稱。惟各宗略有異同,而同在一宗,復(fù)因地域環(huán)境,互有增省……現(xiàn)臥佛寺中院,除去后殿之外,前面各堂為數(shù)適七,雖不敢說這是七堂之例,但可藉此略窺制度耳。”28

　　延至后世,雖然寺院大多都保持著縱軸式的布局,但已完全打破“伽藍七堂”的制度了,有一些大型寺院還并列著兩條或三條軸線。河北正定隆興寺保存下來的宋代佛寺布局,就是一個重要實例(見圖31)。山門內(nèi)為一長方形的院子,鐘樓鼓樓分列左右,中間的大覺六師殿已毀,但尚存遺址。北進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構(gòu)成另一處縱長形的院落。再向北進入第二道門內(nèi),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閣和前面兩側(cè)的轉(zhuǎn)輪藏殿與慈氏閣所構(gòu)成的形式瑰麗、氣勢宏偉的空間組合,這也是整個佛寺建筑群的高潮。最后還有一座三殿并列的彌陀殿,位于寺后。與佛香閣并列著還建有第二條軸線上的關(guān)帝廟,以及第三條軸線上的方丈院落。總觀全寺建筑,皆含有中軸線作縱深的布置,自外而內(nèi)殿宇重疊,院落互變主次分明,實可稱得上是縱軸式布局的優(yōu)秀典范。29

　　(三) 自由式:此種布局形式,是隨著藏傳佛教的興起而發(fā)展起來的,多建于西藏、青海、內(nèi)蒙古等地,只有少量的漢傳寺廟具有這種布局。自由式布局的形成,主要是因為元朝的蒙古族統(tǒng)治者崇信藏傳佛教,而藏傳佛教的寺院建筑往往都采用“都綱制度”。于是,便有了自由式布局的產(chǎn)生。其特點是,沒有明顯的主軸線,按照地形因地制宜來配置寺院中的各類建筑。

　　都綱,藏語稱之為“杜康”,漢語音譯為“都綱”,是指在一所寺院中佛殿與經(jīng)堂合為一體的建筑模式。在都綱式佛殿中,不僅有佛像、供器及經(jīng)櫥,而且還要進行誦經(jīng)、作法事等活動。而其它的宗教內(nèi)容,如保存有活佛遺體的靈塔殿,以及轉(zhuǎn)經(jīng)廊、喇嘛塔、活佛公署等,都分布在它的周圍。這種布局方式,到了明清時期仍然沿用,并最終發(fā)展成為“格魯派”的“札倉”(經(jīng)學(xué)院)形制。

　　早期的都綱式建筑,其形制均比較單一,其中以西藏日咯則的夏魯杜康最為典型(見圖32)。此寺是在十四世紀中葉,由當(dāng)時喇嘛教的著名僧人布頓仁欽扎巴(1290～1364)興建。其主體建筑由門廊、經(jīng)堂和佛殿三部分組成。中部凸起開設(shè)天窗, 以便采光,室內(nèi)運用木柱、密梁、早頂?shù)慕Y(jié)構(gòu),并采用漢族形式的屋頂。這些結(jié)構(gòu)手法,完全是元代內(nèi)地的典型式樣,由此可以充分證明當(dāng)時漢藏兩族的交流與融合。30

　　后期的都綱式建筑,大多比較繁雜。一所大的寺院,也會由多個札倉所構(gòu)成。例如,甘肅省夏河縣的拉卜楞寺,就由六個札倉所構(gòu)成(見圖33)。其中以鐵桑浪瓦札倉(聞思學(xué)院),最為著名。該札倉由庭院、前廊、經(jīng)堂、佛殿四部分所組成。經(jīng)堂很大,可同時容納四千喇嘛念經(jīng);佛殿高而進深小,內(nèi)供銅質(zhì)佛像,旁邊另一殿內(nèi)放置活佛尸塔。在全寺范圍內(nèi)還建有活佛公署,印經(jīng)院、講經(jīng)壇、塔和康村(喇嘛住所)等多種建筑物,皆能主次有序,變化自如地分布開來。31

　　到了明清時期,藏傳佛寺建筑在元代的基礎(chǔ)上,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并獲得了空前的繁榮,特別是在清朝,為了加強對西藏、蒙古的統(tǒng)治,多采取懷柔政策,更加重視藏傳佛教。這一時期,不僅在西藏、內(nèi)蒙古等地興建了許多佛寺;并且還在青海、四川、河北、遼寧等廣大漢族地區(qū)建造了一系列具有濃郁民族風(fēng)格,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佛寺建筑群。這其中以河北承德市的外八廟最具特色。

　　外八廟之一的須彌福壽之廟(見圖34),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當(dāng)時是為了款待六世班禪,仿照札什倫布寺而建造。自廟前五孔橋開始,依次為廡殿式山門;方形御碑亭;東、西掖門;中部有三間四柱七樓式琉璃牌坊,坊后即主體建筑群大紅臺和妙高莊嚴殿。大紅臺系三層樓群,平面呈“回”字形,臺上四角各筑有廡殿頂小殿四座,正中為面闊七間方形妙高莊嚴殿,高三層、重檐歇山頂,上覆鎏金魚鱗形銅瓦,四條垂脊上共飾有八條飛騰生姿的鎏金銅權(quán),金光閃爍、輝煌燦爛;后部建有由金賀堂和萬法宗源殿組成的藏式院落;其最高處為八角七層琉璃寶塔,雕飾華麗、秀美莊重(見圖35)。整座佛寺以大紅臺為中心,巧妙地將形體各異的漢、藏建筑融為一體,輪廓顯明、疏密有致,實可稱得上是自由式布局的得意之作。32

　　在這三種基本布局之外,還有一些頗具特色的實例。如依山臨壑的河南汝州風(fēng)穴寺;懸建在峭壁山腰的山西渾源懸空寺;具有江南民居式樣的江蘇蘇州柴金庵等,均能反映出中國佛寺靈活多樣的布局特點。

四、 結(jié)束語

　　佛教,對整個信仰者的思想和生活均有著巨大而不可磨來的影響。佛教建筑,作為其傳播的主要載體,在中間起著難以估量的積極推動作用�；蚩烧J為,若無佛教建筑,佛教則不可能在中國蓬勃興起;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也就將呈現(xiàn)出另一番景象了。由于佛教體系的精深與博大,佛教建筑的世界亦異常輝宏繁縛,當(dāng)佛教步入中國,佛教建筑在向著中國化,世間化邁進和過程中,其建筑的類型、風(fēng)格以及布局方式也在不斷地變更著原有面貌,拓展著它豐富的內(nèi)涵。

　　本文將佛寺建筑中最具特色的結(jié)構(gòu)部分,擴展開來,分為兩大部分介紹。即佛寺建筑(佛殿)的結(jié)構(gòu)特色;與佛教寺院的結(jié)構(gòu)(布局)特色,作出一些歸納和介紹。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大家對于佛寺建筑的由來、在中國的發(fā)展過程、產(chǎn)生出哪些制度,以及佛寺建筑的主體結(jié)構(gòu)等內(nèi)容有個清晰的了解。所要說明的是,佛教建筑所包含的內(nèi)容十分廣泛,諸如石窟、佛塔、經(jīng)幢、碑碣等均屬此例。本文僅就佛寺一項做出具體的論述。對于其它種類的佛教建筑,諸位若有興趣,可參閱拙講義《佛教文物常識·建筑章》。

　　正所謂:“世間好話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那些歷代遺存下來星羅棋布、異彩紛呈的佛寺名藍,以其豐富多彩的建筑形式和靈活多樣的布局,成為我們了解佛教,認識歷史的一個切入點。從中可以感受到我國古代社會政治的變遷、經(jīng)濟的盛衰,文化交流和科技發(fā)展等諸多的信息。因此,對于佛寺建筑的了解和認知,對于我們提升自己的宗教學(xué)識,加強對佛教文物的保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主要參考資料:

　　1. 《立世阿毗曇論》,(陳)真諦譯。

　　2. 《關(guān)中創(chuàng)立戒壇圖經(jīng)》,(唐)道宣著。

　　3. 《攝大乘論釋》,(陳)真諦譯。

　　4. 《釋氏要覽》,(宋)道誠著。

　　5. 《法苑球林》,(唐)道世著。

　　6. 《大宋僧史略》,(宋)贊寧著。

　　7. 《出三藏記集》,(梁)僧佑著。

　　8. 《釋迦方志》,(唐)道宣著。

　　9. 《蓮花胎藏界儀軌解釋》,(日)真興著。

　　10. 《一切經(jīng)音義》,(唐)慧琳著。

　　11. 《續(xù)一節(jié)經(jīng)音義》,(遼)希麟著。

　　12. 《洛陽伽藍記》,(元魏)楊衒之著。

　　13. 《寺塔記》,(唐)段成式著。

　　14. 《魏書》,(北齊)魏收著。

　　15. 《后漢書》,(劉宋)范曄著。

　　16. 《長安志》,(唐)宋敏術(shù)著。

　　17. 《水經(jīng)注》,(北魏)酈道元著。

　　18. 《營造法式》,(宋)李誡著。

　　19. 《營造算例》、《清式營造則例》,梁思成著。

　　20. 《中國建筑類型及結(jié)構(gòu)》(第三版),劉致平著。

　　21. 《窗牖考》,潘鴻、吳承志著。

　　22. 《琉璃辨》,胡肈春著。

　　23. 《平郊建筑雜錄》,劉士能著。

　　24. 《西藏文物見聞記》,王毅著。

　　25. 《中國古代建筑史》,劉敦楨著。

　　26. 《承德外八廟建筑》,盧繩著。

　　27. 《中國建筑史》,梁思成著。

　　28. 《中國古建彩畫》,馬瑞田著。

　　29. 《中國建筑藝術(shù)圖集》,梁思成著。

　　30. 《林徽音文集·建筑卷》,梁思成著。

　　31. 《塔,寺廟》,張維明著。

　　32. 《中國傳統(tǒng)建筑裝飾》,樓慶西著。

　　1 (宋)道誠《釋氏要覽》卷上,T54/262中。

　　2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九,T53/591上。

　　3 (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上“創(chuàng)造伽藍”,T54/236下。

　　4 (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

　　5 (劉宋)范曄《后漢書·陶謙傳》。

　　[注] 關(guān)于“建初寺”的始建年代,有兩種說法。

　　另一為赤烏四年(公元241年),參見《釋迦方志》卷下,T51/971上。

　　6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康僧會傳”,T55/96中下。

　　7 譯文:以作室來喻之。父親雖然定下了廣狹高下,但其子不肯為他造臺基,況且為之造屋乎!

　　矧—shěn,況且。

　　8 (陳)真諦澤《立世阿毗曇論》卷二“數(shù)量旨”第七,T32/181上。

　　9 (宋)李誡《營造法式》卷十五“須彌座”。

　　10 梁思成《營造算例》第七章“須彌座做法”。

　　11 梁思成《清式營造則例》。

　　12 (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十五,T31/264上。

　　13 (日)真興《蓮花胎藏界儀軌解釋》卷上,T61/565上中。

　　14 (宋)周敦頤《愛蓮者說》。

　　15 (遼)希麟《續(xù)一切經(jīng)音義》卷三“滴溜”,T54/946中。

　　16 劉致平《中國建筑類型及結(jié)構(gòu)》(第三版)。

　　17 潘鴻、吳承志《窗牖考》。

　　18 請參閱馬瑞田《中國古建彩畫》一書。

　　19 胡肇春《琉璃辨》。

　　20 (唐)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卷二“吠瑠璃”,T54/317中。

　　21 (北齊)魏收《魏書·西域志》。

　　[注] (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中均作四十余丈。

　　22 (元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一“永寧寺”,T51/1000上。

　　23 (元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T51/1006上。

　　24 (元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一“建中寺”,T51/1002下。

　　25 (唐)道宣《關(guān)中創(chuàng)立戒壇圖經(jīng)》,T45/812～813上。

　　26 (唐)段成式《寺塔記》,T51/1024上。

　　27 (唐)宋敏術(shù)《長安志》。

　　28 劉士能《平郊建筑雜錄》。

　　29 請參閱梁思成《正定調(diào)查記略》一文。

　　30 請參閱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一書。

　　31 請參閱劉敦楨《中國古代建筑史·明清宗教建筑》一書。

　　32 請參閱盧繩《承德外八廟建筑》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