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課、佛教的政治觀

  第七課 佛教的政治觀

  政治是社會組織的重要一環(huán),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國之事,概稱為政治。一般人談到政治,每每將之與權術、謀略、黨派、斗爭畫上等號,因此強調和合無諍的佛教徒,往往避談政治,甚至在社會人士高唱「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口號之下,更以遠離政治為無求。

  然而實際上,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動物,不能離群索居;既然無法離開群眾,自是不能遠離政治而生活。再說,參于政治是國民的權利,除非觸犯國家刑法,被褫奪公權的人才沒有參政的資格。佛教徒中,即使出家僧侶也要納稅、服兵役,盡國民應盡的義務,所謂出家并不意味著出國,何況佛教主張不僅要自度,還要度人。佛教與政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彼此息息相關,相輔相成,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佛教也需要政治的護持弘傳。因此歷代以來,佛教非但未曾與政治分離,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關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諸國,經常出入王宮說法,開示仁王的治國之道,許多印度大國的君王如頻婆娑羅王、阿阇世王、波斯匿王、優(yōu)填王等,他們受到佛陀的感化皈依佛教,進而成為佛教的護法,并且將佛法的真理應用在治國安邦上,健全社會,福利百姓。佛陀涅槃之后,仍有許多國王,如阿育王、迦膩色迦王、戒日王、彌蘭陀王等,他們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國,建立清明政治,寫下印度史上輝煌的一頁。

  在中國,歷代僧侶與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來,其中或有輔弼朝廷被尊為國師者,如:南陽慧忠、法藏賢首、清涼澄觀、悟達知玄、玉林通琇、天臺智顗等;蛴谐鍪顺袨樵紫嗾,如宋文帝禮請慧琳為宰相,日理萬機,時人稱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師請教安邦定國之道,明瞻陳述以慈救為宗,太宗大悅,尊為帝相;明朝姚廣孝本為道衍禪師,永樂皇帝愛其英才,敕令還俗輔佐朝綱,對明初的清明國祚貢獻很大。

  此外,自魏晉南北朝起,朝廷并設有僧正、僧統(tǒng)、僧錄司、大僧正等僧官,至今仍為日本所沿用。直到今日,西藏實行「政教合一」;泰國、錫蘭、緬甸、尼泊爾則以「佛教領導政治,政治尊重佛教」;日本不但以佛教為國教,而且規(guī)定全國人民要信奉三寶,執(zhí)政者要禮敬三寶,佛教備受尊重;韓國亦曾以佛教為國教,并曾雕刻大藏經以救國。凡此都說明佛教與政治關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佛教乃救世之仁,可補政治之不足!

  佛教不但有和諧政治的功能,并可幫助政治化導邊遠、消除怨恨、感化頑強,發(fā)揮慈悲教化的功效。例如佛教的五戒,對安邦治國的貢獻,正如《傳戒正范》云:「若百家之鄉(xiāng),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遍于宇內,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能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國。其為國王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對國家政治的影響與貢獻,歷代均有記載,諸如:幫助生產、開發(fā)交通、保護生態(tài)、利濟行旅、文化建設、安住軍民、興辦教育、醫(yī)療救濟、財務運轉、科技文學等。

  佛教在烽火漫連的亂世,經常扮演攘敵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對摩揭陀國雨勢大臣昭示健全國家的「七不退法」,巧妙的化解了一場血腥戰(zhàn)爭;唐朝的安祿山舉兵造反,軍需短絀,佛教徒于是發(fā)起販賣度牒以增加軍費,為平定安史之亂盡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禮請法道禪師入朝共謀國事,在禪師的極力奔走之下,為國家勸募了豐足的軍糧,并且參戰(zhàn)軍旅,貢獻計策,穩(wěn)定了軍機。曾經一度為禪僧的劉秉忠,元帝入主中原,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賢能,特別征召他出仕為相,劉秉忠為了保全漢人的生命財產,免受無辜的殺戮,于是挺身而出,立朝儀,訂制度,輔佐耶律楚材推行漢化,延續(xù)了漢民族的命脈。元代至溫禪師,由于贊助王化有功,感動世祖而敕封為佛國普安大禪師。中國共產黨南區(qū)司令許世友曾為少林寺和尚等?梢哉f,自古以來,佛教輔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勝舉。

  佛教教義與僧侶行儀可以影響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會;帝王的權勢則能幫助佛教普遍弘傳,凈化世道人心。晉代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狗鹜釉凇度释踝o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中,將護法之責交付國王,以收「上行下傚,風行草偃」之功。此可證之于佛世時,因為有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的護持,佛教才能傳遍五印度;佛陀滅度后,阿育王修建八萬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師到錫蘭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傳,廣宣流布。中國因有東漢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高僧來華弘法,佛教因此得以傳入中國。至于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yè),大多是由于歷朝帝王保護,設置譯經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鳩摩羅什大師受后秦姚興的護持,在西明閣從事譯經,而有《法華經》、《中論》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論流傳后世;玄奘大師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譯出《大般若經》、《成唯識論》等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經論,使法寶圣教的光輝普照于中國。

  又韓國的法興王、高麗太祖、李朝世祖;泰國的坤藍甘亨王、立泰王、怛萊洛迦王;錫蘭的天愛帝須王、摩哂陀第四王、末羅王;緬甸的阿奴律陀王、敏東王;越南的第三主圣宗;老撾的維蘇王等,他們有的發(fā)心出家,有的廣建寺院,有的結集經典,有的注疏講經,有的建立戒壇,都是歷史上對佛法熱心護持的帝王。

  現(xiàn)代信教自由,且政治有護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因此,佛教需要政治的護持,政治勿嫉妒佛教,勿舍本逐末,唯獎勵慈善,應該多獎勵從事凈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者。而佛教對于社會的關懷、人權的維護、民眾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佛教徒不能以遠離政治為清高,所謂「問政不干治」,個人可以不熱衷名位權勢,但不能放棄關懷社會、服務眾生的責任。今日佛教徒為了弘法利生,對政治不但不應抱持消極回避的態(tài)度,相反的,應該積極關心,直下承擔,這正是人間佛教菩薩道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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