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所謂‘四依法’作為‘脫離僧眾統(tǒng)理理由’

　　中國佛教信仰的政策，已落實近三十年，一些漢傳佛教信眾的綜合素質(zhì)，尚處于亟待提高的狀態(tài)。這里，“信仰構(gòu)建與成長的時間”雖然也是一個問題，然而也有些情況，是與時間無關(guān)的。其中頗為狡詐的，是一些‘佛弟子’以‘四依法’作為‘脫離僧眾統(tǒng)理的理由’的辭令，冒亂佛語，顛倒視聽，誤人最深！

　　四依法，原為“依智不依識、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本是以三寶及師僧善知識為中心的求法智慧，而今，它被一些人延伸成了脫離師僧善知識的口頭辭令。對于佛教的信仰而言，脫離“僧”的統(tǒng)理，與世俗家庭脫離家長、政治上脫離國家領(lǐng)導(dǎo)的性質(zhì)，是類似的。當今社會的很多人，不理會佛教傳統(tǒng)的需要，不去理解“僧”在現(xiàn)代佛教社會的“住持”意義，甚至否定“僧”在現(xiàn)代佛教社會的“住持”價值，他（她）們以自我價值為中心，奉行一種精神世界的自由市場信條，以五花八門的價值觀，自私地曲解佛陀親宣的“四依法”。

　　其一，關(guān)于“依智不依識”。有兩個依止的層次：外依師僧，內(nèi)依正見。外依師僧，是由“依了義不依不了義”而發(fā)展出的“依托師僧對于個人的直接教導(dǎo)作用”；內(nèi)依正見，仍以師僧正見的確立經(jīng)驗為依準。因此，“依智不依識”的兩個途徑最終都指向了師僧善知識。若無出世經(jīng)驗的師僧為我們作指導(dǎo)，轉(zhuǎn)識成智的利益將絕難產(chǎn)生。

　　其二，依法不依人。釋尊昔年舍命羅剎前求半句解脫偈，舍命之誠何執(zhí)說法者身相？何期今日師門顛倒，一票白衣人等大叫依法不依人，庸俗心中大起機疑心，竟推其“居士法師”，廣求僧過鐘情謠傳不舍其煩、自己作惡也不覺得有什么，卻容不得他人犯過，稍有所疑必弄他天搖地動乃能大快，即或毫無發(fā)現(xiàn)也總有一種他人已犯的惦記不揭不快。正如豐子愷居士當年在西湖邊依止弘一法師時，常見有居士參訪弘一法師，他們之間鬧矛盾時，用心“陰”、說話“損”、下手“狠”，豐子愷不得不保持者與他們的距離。

　　其三，依義不依語。有些人以長期耐受倫理壓勢情緒叛逆外求奇跡，夢想起越三寶直取無師之果，以謀求“語背后的義”的意圖，竟自先廢了“載義的語”及“施語的師”，此即人性劣根中的顛倒取舍習性，甚或?qū)⒁懒x不依語用為使人舍他投已的江湖晃子。當師僧三寶帶來佛法后，不滯表義更求深解，才堪稱“依義不依語”

　　其四，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一些人將“對于了義的關(guān)切”的概念直接偷換成“對于師僧的否決”！雖然“了義”確為真實皈依處，但能親證的了義才有價值，它勝于空洞概念說詞上的了義，這是法稱論師宣稱的因明要義。“能親證的了義”要取決于修行者的接受能力與認知水平，此二者又由閱歷與經(jīng)驗決定，選擇岀世的閱歷與經(jīng)驗，要以師僧為歸止方能逐漸產(chǎn)生故必須依止僧。

　　不知從哪天開始，三寶所依、且為眾生解脫大業(yè)所系的“僧”，猛然成為教外媒體隱喻暗諷的焦點，也成為某些‘佛弟子’所認為的“四依法”的障礙。審視佛陀四依法實質(zhì)，從無“脫離僧寶統(tǒng)理”的明示或暗示。在這祖庭秋晚、法席不振的末運之際，自稱‘佛弟子’而全無“法弱”的同情與忠誠也便罷了，而竟一再要將“四依法”衍化成為“背離”僧眾的“法”柄，是何理由，難以澄清。守培法師云“世間君子少而小人多，只恐君子學小人，不怕小人學君子”！恐怕，他們真的是“要令君子學小人”吧？！

　　守培法師言：君子道難，終身學而不成者亦有之；小人道易，不待學而成者亦有之；君子道難故君子少，小人道易故小人多；君子道勝則天下平，小人道勝則天下亂；是故只恐君子學小人，不怕小人學君子！當今一票惡業(yè)莽夫，起西風反壓東風之顛倒，見君子求道難則拼命毀呰諸君子，恨不能盡天下君子都不學君子，而改作人人學小人之道，乃能大快！

　　何其顛倒之極！很難理解，他們信仰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