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三教同源 中西宗教論爭難免一戰(zhàn)

　　在漫長的文化融合歷程中，三家思想已然血脈相連，彼此尊重而無相互引奪，自他默契而潛相秘護。直至明末，西方新教改革開始，其宗教哲學影響擴及中土，試圖改變中國以道為尊的文化格局，而發(fā)展以人為尊的西方價值觀，終至拉攏儒家而直接攻擊釋、道兩教。當時四大師據(jù)理反諍，融合三教，贏得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巔峰成就�，F(xiàn)代社會，歐風東漸，慧日西沉，三教聚首，舊猷重敘，于文化、于國家、于宗教，時節(jié)因緣，正當適時。

傳統(tǒng)文化尚未全面復興

　　儒釋道三家共同以心為本，以道為尊

　　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裾哌M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中行，指行為合乎中庸。梁漱溟曾對泰戈爾說：“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穩(wěn)，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為，對里面很認真。好像各趨一偏，一個左傾，一個右傾，兩者相反，都不妥當，然而孔子卻認為可以要得，因為中庸不可能，則還是這個好。其所以可取處，即在各自其生命真處發(fā)出來，沒有什么敷衍遷就。反之，孔子最不高興的是鄉(xiāng)愿，說：鄉(xiāng)愿，德之賊也……鄉(xiāng)愿是什么？即是他沒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會上四面八方卻都應付得很好，人人稱他是好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外面難說不妥當，可惜內(nèi)里缺乏真的�？襻�雖偏，偏雖不好，然而真的就好。這是孔孟學派的真精神，真態(tài)度。”泰戈爾高興地說：“我長這樣大沒聽人說過儒家這道理，現(xiàn)在才明白世俗誤會拘謹、守規(guī)矩為道德，其實那樣正難免落歸‘鄉(xiāng)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賊’呢！”

　　而在狂狷性情，直心為道場的人格基礎(chǔ)上，道依然是最重要的。因此，孔子又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說：“天命之謂性，率性謂之道。”“率性”所行的，就是道。背性而行，則是非道。

　　守培法師云：“圣人制人倫之道，以禁其私欲也。以此分別而治彼分別，分別雖同，其意相反。以分別而論，則近于凡夫；以治分別而論，則近于圣人。是故人倫之道，雖非圣人之正道，亦非凡夫邪道也。若人率性而行，則棄人倫之道。可知人倫之道，乃圣凡過渡之程，非究竟處也。然雖非究竟之處，而不可無。如渡河之舟，雖不是久居之處，非此不能渡河故。又須知人倫之道，雖不可無，而不可認為究竟之處。以為究竟者，即不得率性而行，亦即不能入圣境也。如渡者不舍舟，即不能登彼岸故。”

　　儒家以道為尊，宗旨十分顯然。道家及佛教，一者是中國文化中承載大道的門庭，一者是印度承載大道的宗教。如憨山大師在《莊子內(nèi)篇注》中所云：“中國圣人載道之言，除五經(jīng)束于世教，此外載道之言，唯老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不知有真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不知有妙論……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已知人欲為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已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儒釋道三家以道為尊的宗旨，由以上諸大德的言論，已揭示得十分清楚！

　　明末三家所面臨的共同處境

　　由印度傳來的佛教與在中國誕生的道教，在明代君王政府的宗教政策中，都是作為社會或文化來進行理解。如在明王朝的初期，明太祖曾注釋《道德經(jīng)》二卷，另制作《周顛仙傳》一卷，成祖也制有《神仙傳》一卷，顯然，這些工作不一定出于宗教信仰，甚至顯示出收攬民心的意圖。明世宗的時代，由君王本身開始推行抑佛崇道的風氣，甚至發(fā)展到毀佛像、燒佛殿，并令邵元節(jié)承嗣真人的職位，統(tǒng)領(lǐng)天下道教，封禮部尚書，享一品官俸祿等。這些措施使當時的道教逐漸興盛起來。進入萬歷時代，社會上才逐漸有高僧及有作為的居士出現(xiàn)。穆宗隆慶六年（1572年），道教曾一度被查禁，但因其地域宗教及老莊哲學影響的緣故，查禁解除。此后的佛教、道教與儒家漸漸成為渾然雜處的狀態(tài)，廣泛流行于民間。當時，道教的袁了凡（1568-1610年）所著的《功過格》曾普遍地為社會所采行，蓮池大師以《功過格》為基礎(chǔ)編制了《自知錄》。《功過格》的思想及持行方式，直到今天仍為廣大佛教四眾弟子所奉行。這些都是對“三教同源”主張的佛教支持。從《竹窗隨筆》對于《自知錄》進行強調(diào)的序文可以看出，蓮池大師傾向于佛教的信仰之心基本可以說是由于“三教同源”說的感化。

　　根據(jù)圣嚴法師在《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中的考察可知，早在唐貞觀九年（635年），基督教就以景教之名來到中國，相繼在中國傳播了210年，至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消滅絕跡，此事記錄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宋朝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有種被稱為“一賜樂業(yè)教”的西洋宗教開始傳入中國，歷元、明兩朝，后來不傳，這可能是猶太教。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天主教以“也里可溫教”的名義開始在中國傳播，此教被稱為唐代景教的支裔，元朝在中國的也里可溫教教師，已經(jīng)包括了德國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多數(shù)傳教士是跟隨西征的蒙古軍來到中國的，所以當時蒙古人是信仰此教的主流。其信仰也隨著之后蒙古王朝的滅亡而逐漸終止。

　　到了明代，歐洲興起了宗教改革，羅馬天主教內(nèi)部也要求改革。從1540年開始，耶穌會向東方各國延伸他們的教化路線，先印度，再中國。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查比爾來到中國澳門，神宗萬歷九年（1581年），利瑪竇在廣州香山澳登陸�；顒恿硕�十年后，他正式進入北京，要求會見神宗皇帝�！�明史》326卷記載：

　　“……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歲沾染中土……帝嘉其遠來……給賜優(yōu)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

　　此后，西方人來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多起來，大多聰明特達之士，專于傳教，不求名利、官位。他們帶來的文化，多半是中國原本沒有的，如數(shù)學、哲學、天文等。很多人初次接觸，大感好奇。于是天主教傳播開來。

　　早期，因由一批中國學者幫這些傳教士從事翻譯和文章潤色，使他們的著作在中國上流社會迅速傳播。1643年，30位傳教士中，寫有14種著作的有7人，5種著作以上的有13人，這些著作被出版并廣泛流傳。從這些著作的立場上看，他們將儒家看成天主教發(fā)展的伙伴。傳教地點由廣州、澳門為中心，推廣到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開封、福州、山西等地。

　　外人的攻擊與佛教的反諍

　　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因為南京天主教徒聚眾活動規(guī)模巨大，南京禮部侍郎沉灌聯(lián)合一些官員上奏，說西方教士在南京的傳教活動動不動就上萬人，日夜集會，極似當時的白蓮教（附佛教外道）和無為教（附道教外道）。因為害怕進而產(chǎn)生政治叛亂，明神宗下令取締天主教，逮捕傳教士。明末抗拒天主教的人數(shù)越來越多，但與此同時，自利瑪竇到中國，天主教徒來華的教士人數(shù)也與日俱增。

　　當時的傳教士徐光啟等人除了進行維護天主教的政治斡旋以外，已然公開造論，反駁佛教。這些論點主張鮮明，反對佛、道，拉攏儒家。如羅明堅寫的《天主圣教實錄》在廣州發(fā)行，利瑪竇寫的《天主實義》在南京發(fā)行。利瑪竇的著作分別抨擊了佛教和道教，而徐光啟寫的《釋氏諸妄》已開始全面攻擊佛教諸名相，如天堂、地獄、世尊、殺戒、盜戒、輪回、念佛、神通、三世、佛化身、大千世界……佛教的反駁運動十分激烈，普潤法師寫了《誅左集》，密云圓悟大師作了《辯天三說》，蓮池大師作了《天說》四篇，藕益大師寫了《天學初徵》、《天學再徵》，黃貞居士寫了《不忍不言》。但是，與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利瑪竇、湯若望相比，佛教的法師和居士既沒有政治身份，也沒有政治影響。后來，他們將南京事件的余怨轉(zhuǎn)嫁到佛教和道教身上，并訴諸神宗皇帝要與佛教論辯。那時蓮池大師、紫柏尊者都已入滅，憨山大師正受政治迫害，藕益大師才十八歲，密云圓悟禪師年至五十，卻又不屑與徐光啟等論辯。當時佛教猶如遭遇風暴沖擊，雖然諸方釋子群起反詬，但整個佛教界都呈現(xiàn)出了不安。

　　漢代以來直到明初，佛教只是面對儒家和道家的小規(guī)模論爭，而此時論爭者換成了天主教，這是從未經(jīng)歷的論敵。處于自我防衛(wèi)，著文反駁的，僅有前面提到的五位。

　　在于西方宗教當面交鋒的明末，面對耶教論爭，佛教和道教感受到了來自外國文化的強大震動。當時高僧及志士仁人都清晰認識到，中國的儒釋道三家因為文化根底的共同性，需要重新審視三者的一致根源了。耶教拉攏儒家，佛教與道教相處在了一起，佛教不光要重新審視道家，更重要的是，重新調(diào)整自身與儒家的文化關(guān)聯(lián)。

　　異口同音，三教同行

　　根據(jù)明代的相關(guān)史料，當時的論爭最終使儒釋道走到了一起，在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挑戰(zhàn)面前，中國傳統(tǒng)宗教與哲學思想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諧局面�？陀^地說，這是中國各文化系統(tǒng)在進行自衛(wèi)反諍前所產(chǎn)生的自然結(jié)盟。內(nèi)外宗教文化界的這次爭議，僅僅定義為宗教間的爭議是不全面的。更深刻地說，這是兩種文化在深刻遭遇時因其差異性而引發(fā)的思想遭遇戰(zhàn)。

　　以人為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在以道為核心的佛、道教義面前，并沒有顯示多大的優(yōu)越性。中國人相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取法于“道”，自然得乎于“人”。而如果取法于“人”，如何能避免得乎于“利”呢？當前的中國社會，被動地接納了西方的強勢文化，但這并不一定就說明，在國人心目中，西方文化能一直強勢下去。人們可以看到社會的現(xiàn)實，西方社會的“人性”價值觀，一次有一次地由其槍炮進行護送，而向世界各國傳達“人權(quán)”的“福音”，西方價值觀的“人性”論，在中國大地上能否持久放射“道德”的光芒，仍然受到人們質(zhì)疑，甚至相反，只怕有一種光芒要被無限度地激發(fā)，就是“名利”。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云：“震旦之書，周孔老莊為最矣。佛經(jīng)來自五天，欲借此間語而發(fā)明……”

　　其實，明末的儒家學者們大多都接納佛教信仰。早在南宋，王重陽所創(chuàng)立的全真教就是“三教同源”說反映在道教方面的一種事實。其中，全真教所謂的清規(guī)、不立文字、戒律、打坐、法身等詞匯自然也是吸收佛教禪宗與天臺止觀所產(chǎn)生的運用。明末的“三教同源”思潮非常流行，憨山大師注解的《老子》與《莊子》，蓮池大師《竹窗隨筆》的《莊子》三篇都使佛教的思想與道教教義完美合璧。

　　強調(diào)“三教同源”的時代意義

　　明末的這次論爭，與其說是一場發(fā)生在明末的宗教激辯，不如說成是后世東西方文化與宗教差異的論爭的一次歷史預演。其實，現(xiàn)今社會西方與中國宗教社會明里、暗里的論爭多少總有一些，而且隨著西方強勢文化對于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目前尚未全面復興的實際狀況，這種宗教論爭，遲早難免一戰(zhàn)。

　　大道在時，照見人的良心；名利在時，激發(fā)人的狂野。儒釋道三教的共同發(fā)展，沒有把“人間性的滿足”看做首要的追求目標，但它已成為必然成果。人的“俗性”不可作為決定世間的重大軌則，“道”才是第一要務。以“道”為第一要務的儒釋道三家思想，從來就沒有忽略人性或否定人性，更多地是從人性滋長的名利牢籠中將人性徹底解放出來。儒釋道三家的飽學之士在對此問題進行了深思熟慮之后，所提出的“三教融會”的主張當然不是無原則的混同或比附。在面對“地球村”文化的新時代，必將產(chǎn)生更為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