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唱贊法器的敲法

　　佛教唱贊法器的敲法

　　木魚

　　古代的木魚又稱木魚鼓、魚鼓或魚版，其形狀、用法均與后世不同。

　　在《敕修百丈清規(guī)》卷八<法器章>木魚條中說：“齋粥二時長擊二通，普請僧眾長擊一通，普請行者二通。”由此可知，古代的木魚主要用來做為集合僧眾的訊號。

　　至于為何而作魚形，《釋氏要覽》中說：“今寺院木魚，蓋古人不可以木樸擊之，故創(chuàng)魚象也。又必取張華相魚之名，或取鯨魚一擊蒲牢為之大鳴也。”《敕修百丈清規(guī)》中說，作魚形是晝夜精進義：“相傳云，魚晝夜常醒，刻木象形擊之，所以警昏惰也。”

　　關于木魚的起源，日本，成尋在《參天臺五臺山記》卷三<宋神宗熙寧五年八月八日>條中記載：“實性院本名清泰寺，中有傳大士像供人禮拜燒香。院主長老謂諸寺打木魚鼓召集行者，乃源于傳大士。往昔，大士覓頭陀于嵩山時嘗打魚鼓，頭陀即應鼓聲而來。其后，天下大小寺院以木魚鼓集合大眾。”

　　也有認為木魚是隋代沙門志林所造，史料并無記載。此外《增修教苑清規(guī)》卷下<法器門>木魚條又有另一個傳說：有一名僧人違犯其師教誨，毀壇戒法，不但墮入魚身受惡報，而且背上還長了一棵樹，風濤搖擺時，皮肉更加苦痛。其師渡海時，大魚遂作巨風浪而說：“往昔你不教導我，以致令我墮魚報，今欲報此怨。”其師問他：“汝名什么？”魚回答后。其師令懺悔，又為其設水陸追拔法會。后于夜夢間，大魚自稱已脫魚身，可將其背上之樹木供養(yǎng)寺眾，以親近三寶。其師后果然見至魚尸背之大樹，即刻成魚形，懸掛警眾。

　　關于木魚的由來，也有另一個傳說。玄奘大師的《指歸曲》中記載：玄奘大師自天竺歸，途經(jīng)蜀道時，巧遇一長者。此長者喪妻，有兒甫三歲，其后母惡之，趁長長出獵時，從樓上將孩兒擲入水中。長者哀其子故，為其設齋供僧。此時適遇玄奘大師到來，長者歡喜迎請第一座，然而玄奘大師卻不食。并告訴長者：“我長途跋涉，非常疲勞，希望能得魚肉吃之。”在場者聞言皆大驚，長者欲出買魚，玄奘又囑咐他：“一定要大魚才好。”長者于是買回一條大魚，才割開魚腹，就見到自己的孩兒在魚腹中啼哭：所沒之兒啼在魚腹中，長者大欣歡。玄奘大師說：“這是此兒夙世持不殺戒果教，所以現(xiàn)今雖被魚吞，卻得不死。”長者問：“如何報魚恩？”玄奘大師告曰：“以木雕成魚形，懸之于佛寺，于齋時擊之，可以報魚德。”即今之木魚是也。

　　至于現(xiàn)今誦經(jīng)、禮佛時所使用，頭尾相接的團圓形木魚，可能是明代的產(chǎn)物。明·王析《三才圖會》中說：“木魚，刻木為魚形，空其中，敲之有聲。（中略）今釋氏之贊、梵唄皆用之。”并繪圖說明�！抖U林象器箋》<唄器門>也說：“按圖會木魚圖，魚頭尾自相接，其形團欒。今清國僧稱木魚者，作龍二首一身，鱗背兩口相接，銜一枚之形，亦空肚團欒。蓋與圖會木魚同，諷唱時專敲之以成節(jié)。”

　　其中所謂改魚身作龍頭，可能是取《群籍一覽》卷上所載劉斧《摭遺》所謂“魚可化龍，凡可入圣”之義。

　　一般，木魚都是橫穿腹部中央，作中空的團欒形，頭部、鱗甲、龍珠等多隈以黑漆，押上金箔，其它部分則涂以朱紅；安于小布團上，以包皮的木槌敲擊腹部中央。至于體積大小，普通是徑一尺乃至六尺，較小的則有三寸乃至五寸等。

　　木魚又稱魚鼓，在《雪峰存禪師錄》中有一首<詠魚鼓頌>，對木魚有生動的描述：“我暫作魚鼓，懸頭為眾苦，師僧吃茶飯，拈槌打我肚。身雖披鱗甲，心中一物無，鸕鶿橫溪望，我誓不入湖。”又說：“可憐魚鼓子，天生從地養(yǎng)，粥飯不能飧，空肚作聲響。時時驚僧睡，懶者煩惱長，住持鬧喧喧，不如打游漾。”此中將木魚警策大眾的意味，以有趣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

　　鐘

　　寺院為報時，集合大眾時而敲擊的法器。其形制有梵鐘及半鐘二種。

　　梵鐘又稱大鐘、約鐘、撞鐘、洪鐘、鯨鐘、蒲牢、華鯨、華鐘、巨鐘。多屬青銅制，少數(shù)為鐵制，一般高約一五Ｏ公分、直徑約六十公分，形式是上端成雕成龍頭的鉤手，下端有相對的二個蓮華形撞座，稱為八葉，撞座以下稱草間，下緣稱駒爪；以上則分池間、乳間二部分，且乳間有小突起物并列環(huán)繞，又連結撞座呈直角交叉的條帶稱為袈裟舉，又名六道，另外，鉤手傍有呈圓筒狀的筒插通內部。此類鐘多懸于鐘樓，作為召集大眾時或早晚報時之用。

　　《敕修百丈清規(guī)·圣節(jié)》中說嗚大鐘為召集大眾上殿及警覺睡眠：“鳴大鐘及僧堂前鐘集眾，列殿上，向佛排立。”又<法器章>中說：“大鐘，叢林號令資始也。曉擊則破長夜，警睡眠；暮擊則覺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緩，揚聲欲長，凡三通，各三十六下，總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緊。”

　　而在叩鐘時，如果能觀想覺悟一切眾生，則獲利更大。文中又說：“鳴鐘行者，想念偈云：‘愿此鐘聲超法界，鐵圍幽暗悉皆聞，聞塵清凈證圓通，一切眾生成正覺。’仍稱觀世音菩薩名號，隨號扣擊，其利甚大。”

　　其所發(fā)之音或稱鯨音。又后世多在其表面平滑處刻銘。

　　在《增一阿含經(jīng)》中說，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并得止息。在《付法藏傳》卷五中記載：“古月支國王，因為與安息國戰(zhàn)爭，殺人九億。因為惡報的緣故，死后化為千頭大魚，頂上有劍輪繞身砍頭�？墒请S砍立即又出生，極痛難忍。於是前往請求羅漢僧長（常）擊鐘聲，以止息其苦。”

　　《續(xù)高僧傳·釋智興傳》中有一個故事：有一亡者讬夢予其妻說：“我不幸病死，生于地獄，賴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響震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有人就問智興：“為何鳴鐘能有如此感應？”

　　智興回答：“我并無特別的神術。只是見《付法藏傳》中說罽賊吒王劍輪止停之事，及《增一阿含》中鐘聲功德，敬慎遵行，苦力行踐之。我每次嗚鐘之始，皆祈愿諸賢圣同入道場，然后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愿諸惡趣，聽聞此鐘聲，俱時得離苦。如此愿行，心志恒常敬奉而修力，或許是如此而有感應吧！”

　　半鐘又稱喚鐘、小鐘，多以真鍮（黃銅）鑄造，通常高約六十至八十公分，乃吊於佛堂內之一隅，因其用途系為普告法會等行事之開始，故亦稱行事鐘。

　　寺院大鐘之制源自印度，然鐘在該地系稱犍稚（ghauta），如《增一阿含經(jīng)》卷二十四中說：“阿難（中略）即升講堂，手持犍稚并作是說：我今擊此如來信鼓，諸有如來弟子眾者盡當普集。”此有木、石、銅制之別，雕刻極為精美，多懸于鐘臺。

　　在中國，黃帝時即有工匠垂鑄鐘，原系祭祀、宴享的樂器，如西周有所謂的“編鐘”。到佛教傳入后，始成寺院中的法器。此物多為青銅制，外形樸素，�？逃秀懳�，且自六朝時代起多掛在鐘樓。如《廣弘明集》卷二十八列有大周二教鐘銘（北周·天和五年武帝制）、大唐興善寺鐘銘、京都西明寺鐘銘（康·麟德二年造）等。又，蘇州寒山寺之鐘，因唐·張繼<楓橋夜泊>詩而聞名于世。另據(jù)日僧圓仁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所載，五臺山的鐘樓谷乃是文殊菩薩一度示現(xiàn)金鐘寶樓之處。

　　朝鮮自古亦有梵鐘，然其制稍異，無袈裟（左礻右舉）。其中，新羅·惠恭王七年（公元七七一年）所鑄造的泰德寺鐘，現(xiàn)今懸于慶州南門外的鐘樓。

　　日本的梵鐘深受中國、朝鮮的影響。其被列為國寶的寺鐘之中，有不少即來自此二國。

　　有關鳴鐘之法，依宗派、地方而異，但通常是以三鳴鐘為始，以二鳴連續(xù)作終。又，鳴鐘的次數(shù)以十八聲為常例，亦有三十六聲、一Ｏ八聲。其中，對于鳴一Ｏ八聲之原因，或謂是對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shù)�；蛑^可使百八煩惱清醒覺，故佛教稱為“百八鐘”。

　　除此之外，不同的鐘代表不同的訊號，如“殿鐘”，即佛殿鐘也，在《敕修百丈清規(guī)·楞嚴會》中說：“鳴大鐘、僧堂鐘、殿鐘、住持至佛前燒香。”又<法器章>中說：“殿鐘，住持朝暮行香時鳴七下。凡集眾上殿，必與僧堂鐘相應接擊之，知殿主之。”可知殿鐘是集合大眾上殿之訊號。

　　另有“僧堂鐘”，《禪林象器箋》中說：“僧堂前鐘，其制稍小，或單稱堂前鐘。”

　　《敕修百丈清規(guī)·請立僧首座》中記載：“堂司行者鳴僧堂鐘，大眾同送歸寮。”又<法器章>中說：“僧堂鐘，凡集眾則擊之。遇住持每赴眾入堂時，鳴七下。齋粥下堂時、放參時、旦望巡堂吃茶下床時，各三下。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則不鳴。堂前念誦時，念佛一聲，輕鳴一下，末疊一下，堂司主之。”

　　還有“入堂鐘”，《禪林象器箋》<唄器門>中說：“堂者，僧堂也，齋時大眾入僧堂時，鳴大鐘十八下，謂之入堂鐘。”可見此為大眾入僧堂之訊號。

　　《永平清規(guī)·赴粥飯法》中說入堂鐘也入齋堂之訊號：“粥時，開靜已后；齋時，三鼓已前，先于食位就坐。齋時，三鼓之后，鳴大鐘者報齋時也。城隍先齋鐘，山林先三鼓。此時若面壁打坐者，須轉身正面而坐。若在堂外者，即須息務洗手令凈，具威儀赴堂。次鳴板三會，大眾一時入堂。”

　　大鼓

　　大鼓（梵名dundubhi）樂器名。打擊樂器的一種，又作太鼓。即在中空的木制圓筒上張皮，以供打擊的樂器。在佛教古來被做為敲打集眾之用。

　　在《有部目得迦》卷八中說：“六大都城諸苾宣等，咸悉來集，人眾既多，遂失時候。佛言：應打犍稚。雖打犍稚，眾鬧不聞。佛言：應擊大鼓。”

　　此外，鼓也用來做為警示之用。在《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中說：“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中亞地區(qū)也將大鼓列為主要樂器之一，二十世紀考古學家在克孜爾（Kizil Piaunhohle）窟中的佛陀降魔圖壁畫，即描繪一魔軍身大鼓，從后方擊之迫佛的情景。

　　我國古代亦將在鼓用于儀式、舞樂與軍陣中。唐代以降，禪林普遍使用大鼓�！峨沸薨僬汕逡�(guī)》卷下，有“法鼓”、“茶鼓”、“齋鼓”、“更鼓”、“浴鼓”等多種。其中，法鼓是在住持上堂、小參、普說、入室時擊之。上堂時擊三通，小參時擊一通，普說時擊五下，入室時擊三下，皆當緩擊。茶鼓是在祖忌獻茶湯時，長擊一通，由侍司主之。齋鼓懸于庫司之前，于齋時擊三通。更鼓是由庫司主之，早晚平擊三通，其馀隨更次擊之。浴鼓是在浴時擊四通，由知浴主之。

　　鼓的材料，初期有金（金屬）、玉、木、石等種種制品。一直到現(xiàn)代，則多已改用木料和牛、馬、豬皮等制造。用金屬制造的叫“鉦鼓”，用石料制造的叫“石鼓”，獸皮制成的稱為“皮鼓”。

　　近世佛寺中所用的鼓，其狀多為矮桶式，大型鼓多半懸掛在鼓樓中，或大雄寶殿的檐角下。中、小型的鼓，則配以吊鐘，架放在鼓架上，以備贊誦唱唸之用。手鼓則于離位行進時執(zhí)持敲用。

　　磬為銅制缽形的法器，敷褥而安放于一定之臺上，以桴敲擊。又稱作鏧子或鏧，于法會或課誦時，作為起止之節(jié)�！吨兄贵蒙嵝l(wèi)國祇洹寺圖經(jīng)》卷下<佛衣服院>條云：“有一銅磬可受五升，磬子四邊悉黃金，鏤作過去佛弟子，又鼻上以紫磨金為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zhí)玉槌用擊磬，聞三千世界。”

　　由此可知，古代印度祇洹精舍之一院已設有銅磬。

　　在我國宋代以后，磬多被用于禪林中，《敕修百丈清規(guī)》卷八<法器章>中說：“磬，大磬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時，大眾看誦經(jīng)咒時，直殿者鳴之；唱衣時維那鳴之；行者披剃時作梵睹梨鳴之。”又，同書卷五<大眾章>“沙彌得度”條云：“作梵闇梨鳴大磬作梵。”現(xiàn)今則普及于一般寺院，各寺佛殿中均安置之，是早晚課誦、法會讀經(jīng)或作法時不可或缺的法器。磬有大、小之分。一般安于佛殿之大磬，口徑多在一尺到二尺間。

　　引磬

　　引磬為寺院中所使用的打擊樂器，又稱手磬。形似酒盅，直徑約七厘米，形狀與仰缽形坐磬相同。置于一根木柄上端，木柄長約三十五厘米，用細長銅棍敲擊。

　　《禪林象器箋》<唄器門>中說：“小磬，如桃大，底有竅貫緒，連縛小竹枝為柄，以小鐵桴擊之。名為引磬，蓋因導引眾故名。”

　　引磬之名，見于《敕修百丈清規(guī)》卷二<達磨忌條>：“行者鳴手磬，維那出班。”同書卷八<法器章>中說：“小手磬，堂司行者常隨身，遇眾諷鳴之，為起止之節(jié)。”

　　在《水滸傳》中亦記載以引磬領眾的情形：“宋江參五臺山智真長老，鳴鐘擊鼓，合寺眾僧都披袈娑坐具到于法堂中坐下，宋江、魯智深并眾頭領立于兩邊，引磬響處，兩碗紅紗燈籠引長上升法座。”

　　《敕修百丈清規(guī)·沙彌得度》亦記載：“引請收坐具起，鳴手磬，引剃頭人入堂。”又在同書中<亡僧>中也記載僧眾諷誦經(jīng)咒時，以引磬領眾唱念之事：“齋粥，殿堂諷經(jīng)罷及放參罷，堂司行者即鳴手磬前引，首座領眾至龕前，住持燒香畢，維那舉大悲咒。”

　　銅鈸

　　鈸又作銅鈸、銅鈸子、或銅缽子、亦稱銅盤、鐃鈸等。用響銅所造，其形如圓盤，中央隆起如丸狀，中心穿一小孔，系以布縷，兩片互擊而鳴奏之。

　　在杜氏《通典》中說：“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shù)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國數(shù)尺，或謂齊穆王素所造。”

　　《文獻通考》中也記載：“銅鈸亦謂之銅盤，本南齊穆王素所造，其圓數(shù)寸，中間隆起如浮漚，出西戎、南蠻、扶南、高昌、疏勒之國。大者圓數(shù)尺，以韋貫之，相擊以和樂。唐之燕樂、清曲，有銅鈸相和和之樂，今浮屠氏清曲用之，蓋出于夷音。然有正與和，其大小清濁之辨歟。”

　　在佛教中，銅鈸為伎樂供養(yǎng)具之一。經(jīng)律中有多處記載，如《佛本行集經(jīng)》卷十四中說：“一千之銅鈸，一千之具蕭，晝夜不絕于宮內。”描述宮中榮華的景象；而在《摩訶僧祇律》卷三三中則說與鐃相同，為伎兒使用樂器之一種，也可視為娛樂用的打擊樂器。

　　在《敕修清規(guī)·法器章類》說到銅鈸使用的時機：“鐃鈸，凡維那揖住持、兩序出班上香時，藏殿祝贊轉輪時，行者鳴之。遇迎引送亡時，行者披剃，大眾行道，接新住持入院時，皆鳴之。”

　　《大宋僧史略》卷下<結社法集>的項目亦說：“初集鳴鐃鈸，唱佛歌贊，眾人唸佛行道。”即說明銅鈸亦運用在眾人集合行事時鳴之。

　　戒尺

　　戒尺為法器之一，或單稱尺，即在舉行歸依、剃度、傳戒、說法等法會時，用以警覺大眾或安定法會秩序的法具。

　　《敕修百丈清規(guī)》卷五<大眾章>沙彌得度條下中說：“設戒師座幾與住持分手，幾上安香燭、手爐、戒尺。”《禪林象器箋》<唄器門>云：“受戒專用之，故得戒尺之稱。”

　　其中并提及戒尺的尺寸：“其戒尺在下者，長七寸六分，厚六分，闊一寸一分馀，下面四邊有縷面；在上者長七寸四分，厚五分馀，闊一寸，上面四邊有縷面。上木正中豎安木紐，鈕長二寸五分，高七分，把鈕擊之。”

　　戒尺系由兩小構成，一仰一俯，仰者在下，稍大。使用時，取上者擬擊下者而鳴之。又，一說戒尺為界尺，然據(jù)《禪林象器箋》<器物門>所載，界尺為資身細器之一，系用以畫界或鎮(zhèn)紙幅，與戒尺之用處不同。

　　犍稚

　　犍稚（梵文ghanta）為寺院報時之器具。又作犍稚、犍遲、犍地、犍抵、犍植、犍槌、犍錘。在《玄應音義》卷一中說：“犍稚，直追反，經(jīng)中或作犍遲。案梵本臂吒犍稚，臂吒此云打，犍稚此云所打之木。或檀，或桐，此無正翻。以彼無鐘磬故也。但椎、稚相濫，所以為誤已久也。”又，據(jù)諸經(jīng)律所譯，或作板，或作鼓、鈴、鐸等，所用名稱一。

　　關于犍稚的倡設緣起，依《五分律》卷十八所記載，在佛陀時代，有一次僧團布薩時，未能及時集合，乃至荒廢坐禪行道。時，佛陀乃教示須唱言時至，并敲打犍稚，或擊鼓、吹螺集合大眾。

　　犍稚本為木制，如后世所謂的“板”。在《五分律》卷十八中說：“諸比丘不知以何木作犍稚，以是白佛。佛言：除漆樹毒樹，馀木鳴者聽作。”而《大智度論》卷二中說：大迦葉尊老往須彌山頂，撾銅犍稚。依此可知，后世亦用銅制犍稚。此外，《大比丘三千威儀》卷下中說有五事須打犍稚，此五事即中說有：“一者常會時，二者旦食時，三者晝飯時，四者暮投盤時，五者一切無常。”關于其打法，《四分律疏飾宗記》卷八中說：“創(chuàng)疏而輕，漸急而重，將欲了時漸細漸沒，名為一通，如是至三，名日三通。于最后通聲沒之次，大打三下，或二或一，以表聲絕。”

　　云版

　　云版是禪林中為眾僧報粥飯時間所擊打之器具。以其鑄為云形，或于平版上鏤刻云形花紋，故稱為云版，又稱作云板或大版。

　　《禪林象器箋》<唄器門>中說：“云章曰：版形鑄作云樣，故云云版。（中略）俗事考云：宋太祖以鼓多驚寢，遂易以鐵磬，此更鼓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之云板也。”

　　云版掛在齋堂前，因于粥（朝食，即早飯）、齋（晝食，即午飯）之前連打三十六響，故稱長版。又以當時之眾僧可取下缽孟以集合，故長版又作下缽版。

　　日本江戶時代的《洞上僧堂清規(guī)考訂別錄》上該載：“于粥飯已熱而熄火時敲響三下，因而名為火版。因于齋粥時長打，又稱長版，均針對用途而命名。”如此舉出依照用途所取之名。據(jù)銘記的記述，又稱打版、打飯、齋板、板鐘等。

　　云版由青銅或常所制。形式原則上為云形，上部有懸掛用的洞乳，中央偏下有撞座，分為兩面式與片面式，細部有若干差異，形式十數(shù)種。

　　佛教法器

　　法器是作法事時使用的器物。藏傳佛教的法器類繁多，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這些法器大體可以分為禮敬、稱贊、供養(yǎng)、持驗、護魔、勸導六大類。袈裟、項珠、哈達等屬于禮敬類；鐘、鼓、骨笛、海螺、六弦琴、大號等屬于稱贊類；塔、壇城、八寶、七政、供臺、華蓋等屬于供養(yǎng)類；念珠、木魚、金剛杵、灌頂壺、嘎巴拉碗等屬于持驗類；護身佛、秘密符印等屬于護魔類；刻有或者寫有六字真言的瑪尼輪、轉經(jīng)筒和幢、石等屬于勸導類。每件法器都有其不同的宗教含義，有的法器兼有數(shù)種用途。

　　藏傳佛教法器大多以金、銀、銅鑄造為主，兼有木雕、骨雕、象牙雕、石雕、海貝殼雕以及布、絲織、錦緞等面料制品。其質材各異，造型奇特，制作構思巧妙，數(shù)量巨大，是西藏佛教藝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藏傳佛教的興起，公元7世紀西藏出現(xiàn)了金銅佛造像和合金佛塔，以及油燈和供水杯等少數(shù)種類的法器。公元8世紀中葉，吐蕃王朝第五代贊普赤松德贊時期，曾遣使赴克什米爾、天竺等國迎請了寂護和蓮花生大師進藏傳教弘法，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古剎桑耶寺，對于推動佛教西藏化起了積極的作用。金剛鈴、杵等部分密宗法器，伴隨著神秘的作法儀軌在桑耶寺首次面世。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贊普郎達瑪大規(guī)模滅佛，西藏的佛教勢力受到沉重的打擊。從松贊干布到郎達瑪滅佛的時期被稱為藏傳佛教的前弘期，這個時期存世的宗教用具已很少見。吐蕃時期可以稱為是藏傳佛教法器的濫觴期。

　　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初，正是藏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與此同時，佛教再度在西藏興起，并緊緊依附于割據(jù)一方的封建勢力。13世紀至15世紀是藏族封建社會進一步發(fā)展的時期。這個時期相繼產(chǎn)生了大小二十幾個不同的教派和教派支系，主要有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夏魯派、格魯派等。寺院建筑和佛教藝術有長足的發(fā)展，外來與本地仿造的宗教用具逐漸增多，工藝技法臻于完善。這個時期有不少著名的法器傳世，元世祖忽必烈賜給八思巴的法螺，是薩迦寺最為珍貴的文物之一。西藏的一些著名寺院如薩迦寺和夏魯寺等寺院內，出現(xiàn)了大量宮廷制造的僧帽壺和香爐等法器。藏傳佛教再次出現(xiàn)勃勃生機，藏傳佛教法器也逐步走向繁榮。明代政府繼續(xù)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發(fā)展的方針，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之間的往來密切。宮廷中根據(jù)藏傳佛教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的密宗造像賜予西藏；同時，西藏也有許多精美的造像進貢給明朝政府。西藏佛教法器在明代繼續(xù)得到發(fā)展。

　　五世達賴喇嘛以后，西藏的寺院建筑和佛教藝術發(fā)展進入鼎盛時期。不論是巍峨的依山式宮殿建筑、巧奪天工的園林設計、雕飾華麗的靈塔，還是精美的造像、法器、壁畫、唐卡，都令人嘆為觀止。清代皇家崇奉藏傳佛教，乾隆以來西藏大量的佛像及法器進貢宮廷，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珍藏著大量的藏傳佛教文物。同時，清宮廷也不斷將其制作或者收藏的宗教品賜給西藏，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等地都收藏了很多青花僧帽壺、琺瑯彩沐浴瓶和凈瓶等宮廷施予的法器，西藏和中原王朝皇室之間這種頻繁的宗教往來，密切了西藏與祖國大家庭之間的聯(lián)系。藏傳佛教提倡顯、密共修，先顯后密，密宗在傳承、經(jīng)典、修習次第、儀軌、制度等方面有獨具的特點。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習的完整形態(tài)，憑借壇城、法輪、五方佛冠、嘎巴拉碗等法器，通過神秘的錯綜復雜的宗教儀式，實踐了對佛、菩薩、本尊神像的觀想。西藏博物館收藏的法器大多系歷輩達賴喇嘛的宮藏品，這些法器無論從材料質地、制作工藝還是類別功用來講，都可以作為藏傳佛教法器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