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僧制的改革

　　論僧制的改革
　　賢心
　　閩南佛學
　　太虛大師，是近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領袖，一生致力于佛教革新，在弘揚真理和利生的事業(yè)上，獻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他的光輝一生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佩的。
　　大師生活在清末民初之際，那時中國佛教面臨內憂外患，衰敗不堪。他以超人的智慧與不懈的努力，把握住佛教的中心，樹起佛教改革的旗幟，提出了“人生佛教”的口號，闡明了"人人學菩薩”的方法，將佛教放在現(xiàn)實的生活里，對僧伽制度進行改革，給絕望的中國佛教帶來新的希望，為佛子開拓了光明未來，指明了康莊大道。他那廣大的菩提心，深邃的般若智，勇于實踐的作風、大無畏的創(chuàng)造精神，為我們這一代青年佛子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因此今天，我們學習大師具有著十分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
　　(一)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佛教史是一部血淚史。在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他們足跡所到之處，以驅僧毀寺為能事。長江流域是我國寺廟集中之處，經過他們的毀壞，所剩無幾；1898年義和團反帝反洋教的斗爭，結果以失敗告終。清政府為了挽救滅亡的命運于1865年開始掀起“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它的領袖人物張之洞，竟把矛頭指向佛教，以廟產興學為借口，驅僧占寺，使奄奄一息的佛教又遭到一次沉重打擊。國民黨政府步其前屆政府之后塵，也大肆破壞佛教，如國民革命軍的重要首領馮玉祥在河南毀滅神像，  驅逐僧尼。這一運動波及浙江、湖南、湖北掀起了一場反佛浪潮。繼后于1928年國民政府內務部長薜篤弼又提出撥廟產興學的建議，在這影響下，很多寺廟被占用，僧尼被驅逐以至逮捕。如：棲霞山寺被當地師范學校占用，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變賣54縣寺產，廣東拘捕比丘尼30多人等。這場反佛運動一直持續(xù)到三十年代，1931年上海市府告布寺廟必須辦理登記，否則封閉。1935年禁止幼年剃度案以及“受度報告登記”，凡出家受度者應登記填表上報公安機關。這一切均表明佛教因本身衰敗和現(xiàn)實生活巳脫了節(jié)。俗語說“適者生存”，脫離社會，脫離群眾，肯定要被社會所淘汰，這也是勢所必然的事。
　　(二)
　　就在中國佛教能否再存在發(fā)展下去的關鍵時刻，太虛大師開始了他的佛教改革運動。他意識到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沖擊，曾指出“西洋文化惟以擴張此動物生活之共欲為進化”、“乃制造工具之文化，東方文化為進德增善、希賢希圣之文化。”想以發(fā)揚東方文化真義來挽救人類，想以佛法來調和東西文化。因此，立志領導佛教前進，不但要使佛教適合時代，并且要領導時代。
　　虛大師改革佛教有句名言：“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僧伽制度的整理，貫穿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但具體的整理方案，往往因時代變遷而異。
　　青年時代的虛大師，處于資產階級舊民主義革命時期，受到了革新思想的影響，誠如其言：
　　“余在民國紀元前四年，受康有為《大同書》，  譚嗣同《仁學》，嚴復《天演倫》，《群學肆言》，孫中山，  章太炎《民報》，及章之《告佛子書》、《告白衣書》，梁啟超《新民叢報》之佛教與群治關系，又吳稚暉，張繼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紀上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之學說等各種影響、及本其得于禪與般若，天臺之佛學，曾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新運動。”
　　1913年，各省占寺奪產之風甚熾，僧界陷于紛亂，大師目睹佛教衰敗，  組織“佛教協(xié)進會”以改革佛教，并改金山寺為佛教大學，自辦學校以抵制廟產興學的風潮。旋以“金山事件”遭到守舊僧人群起反對而失敗。同年，在上海開追悼寄禪和尚的大會上，大師為挽救佛教危機，以悲憤的情緒主張佛教三大革命：
　　一、教理革命：要革除以往帝王把佛教作為愚民政策的工具，按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來規(guī)范人的道德善行，去改善社會制度，多注意現(xiàn)實的人生。
　　二、教產革命：變佛教財產少數主持獨占為僧眾公有，并使其為供養(yǎng)大德長老，培養(yǎng)青年僧伽以及興辦各種佛教教育事業(yè)所用。
　　三、教制革命：要改革僧伽制度，反對剃度和傳法，主張選拔優(yōu)秀僧人住持寺院，以“六和”的精神改善僧團，使其成為弘法中心。
　　對充滿弊端，阻礙進步，成為腐化佛教根源的舊有僧制，大師大膽地提出改革，從此確立了虛大師作為佛教新僧派的領導地位。
　　經過金山風波，改革運動遭受挫折，虛大師頗有一番領會，認識到改革佛教必須建立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寺院的設立，原是紹隆三寶，為供養(yǎng)佛祖及僧眾用功辦道的清凈莊嚴道場，并且為啟發(fā)社會人士信仰的弘法場所，在發(fā)展佛教上極其重要。佛教改革，絕不能離開寺院，另起爐灶，正如大師所說：
　　“中國的佛教革命，決不能拋棄有二千年歷史背景的僧寺，若拋棄了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杜會化的佛教革命，則如拋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危險。”
　　然而，當時中國寺院制度又如大師所說：
　　“我國寺廟制度，  多按禪宗的清規(guī)建立起來的。近代因為道高德重的長老不多，清規(guī)也逐漸失去約束的能力。且各個寺廟又都是個獨立的山頭，各有家風，所謂‘出門三五里，各處一家風’，這樣就便禪門的清規(guī)變成名存而實亡。加上這些寺廟大部分在山區(qū)，使僧眾形成脫離社會、脫離群眾的清高奇怪惡習。”
　　他又對《佛教評論》的編者說：
　　“僧加高者隱山靜修，卑者賴佛求活，惟以安分坐字為應分，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佛化不揚，  為世詬病之一大原因也。”
　　一九一五年，大師根據乾隆年間調查所得之八十萬僧伽以及當時國情社會思想，依據教理教史，在普陀山閉關中，著《整理僧伽制度論》，重整佛教制度。此論的內容分為四品：
　　一、僧依晶：以中國本部有八十萬僧伽為準，分別佛教徒為住持部、信眾部，這和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論相同。他說：
　　“非舍俗為僧者，不足證法身，延慧命，非信僧尼俗者，不足以資道業(yè)，利民生。”
　　“漢土所流傳尊崇者，其學理全屬大乘系統(tǒng)，而律儀則重聲聞乘。內秘菩薩行，外現(xiàn)聲聞相，漢土佛教化儀之特色乎!……在俗菩薩，既攝在人天乘，則形儀隨俗而不能住持像教。入僧菩薩，則攝在聲聞，聲聞乘眾以波羅提木叉為師，依毘奈耶處住。”
　　把住持佛教的責任，歸由僧人。這批僧人必須經過一個嚴格的長期訓練，具有高尚，優(yōu)美、完善的道德，以佛法為主，旁參以近代的思想學說，重菩薩之精神，用以弘揚佛法，覺世救人。
　　二、宗依晶：從根本的、全體的立場，主張八宗平等，認為各宗各有殊勝，沒有不究竟的。他說；
　　“務使八十萬僧伽，皆不出于八宗之外，常不異于八宗之一，始從八，最初方便學，門門入道，終成一，圓融無礙行，頭頭是道。”
　　“然有一言不得不正告者，  此之八宗，皆實非權，皆圓非偏，皆妙非粗，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乘故。”
　　在學習上主張分宗專學，他說：
　　“初學貴在一門深造，乃能精義入神。久修自知殊途同歸，寧慮局道相斫!所謂‘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者也。數百年來，學者病在汗漫，惟汗漫乃造成紛挐。佛法深廣，人智淺狹，取舍莫定，茫昧無歸；以故學不精察，心不明了。……欲祛斯病，則端在分宗專究耳。”
　　三、整理制度品：整理制度，分教所、教團、教籍、新產、教規(guī)，分別預定制度。實行集產制度，并成立法苑、蓮社。在歷制上主張月歷，在僧人服裝上主張袍衫保持如舊，傾向僧人儀表的保守，與先前革命時代思想有所不同。
　　四、籌備進行品：籌備過程分三期進行，五年為一期，計劃用十五年時間為籌備時間。以達到政府廢除頒布的管理寺廟條例，承認政教分離，僧團由僧伽自己組成統(tǒng)一自主的僧團。這一切都必須上得政府承認，下得僧眾的愿意，所以必須籌備圓滿，時節(jié)因緣成熟，才能進行實施，不可魯莽從事。
　　《整理僧伽制度論》的構想，雖然具有啟發(fā)性的意義，但因那時全國從上到下缺少一個有系統(tǒng)的佛教機關，各大寺廟都是“各掃自己門前雪”，再加上時代變遷的影響，因此，這美好的設想也只能是一種理論而已，殊難實現(xiàn)。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共產主義思想傳入中國。《整理僧伽制度論》與現(xiàn)實社會不相契合，大師乃發(fā)表了《人工與佛學》、《職業(yè)與志業(yè)》等文章，對佛教徒的修持賦予新的內容。在《僧自治說》中說；  “佛之因行，以敬四寶，報四恩為本，隨時代方國之不同而有種種差別，在自由的共產主義下，則以從事農礦，勞工、醫(yī)藥，教化、藝術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則加以警察，律師，官吏，議員，商賈等。”
　　北伐成功，革命思想風靡全國，虛大師為建立適應時代僧制，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籍以改變佛教賴以存在的經懺生活。愚昧、迷信的經懺陋習，為宗教的麻醉劑，不僅使僧青年意志消沉，生活腐化，并使整個佛教陷入癱瘓昏迷的狀態(tài)，使偉大的佛教在俗人的心目中，被認作是消極的“死人宗教”。為了破除鬼神色彩，提高僧伽的社會地位，大師于1927年著《僧制今論》，定僧數為二十萬人，合全國為五個教區(qū)，析僧眾為長老、學行、服務、尼一一四眾，析信眾為皈戒，研究、女一一三眾。論中說：“今佛化重心移信眾。而時代趨勢又側重生計，僧眾亦不能不為生計分子以謀自立于社會。"又說：“此七眾：一者，可廣攝學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別開僧眾中之從事于資生事業(yè)者。此依今此佛化眾情狀，及適應現(xiàn)社會，不得不然也。”可見，提倡僧團中多數人從本生產，供給少數人專心深造，這也是時代環(huán)境所逼，并非大師本意。
　　(三)
　　一九二五年后，慮大師改革思想有所轉變，覺得中國革命了十多年政局一點也不能安定，政治不上軌道，社會沒有趨向，佛教想改進，也只能做些應付時節(jié)環(huán)境的事情，終歸沒有實際辦法可以建樹。推究其不定因素，都是受國際思潮的牽動，隨著世界各國政治趨向而飄搖不穩(wěn)。由此，產生著手世界佛教運動的設想，想以佛法改變歐美人士的思想，使他們信解于佛法。一九二八年，大師首赴歐美，宣揚東方佛教，在歐州先后應邀發(fā)表多次演說，在巴黎籌設世界佛學院，在德國籌設佛學會。弘法歸來，對革新僧制又重新擬訂。以前所提“人工與佛學“及“僧制今論”以及服務勞動都舍棄而不談。大師認為中國佛教叢林的精神盡失，政府又不能扶助佛教振興，佛教會也難以改善，覺得：“非從一般佛徒中，吸取一部分真正于佛法有修學，而且有弘法愿行者為重新之建設，不能振興佛教于今后。”
　　一九三O年，在閩南佛學院講《建設現(xiàn)代中國僧制大綱》，簡稱《建僧大綱》。太虛大師“以三寶之信產生僧格，以六度之學養(yǎng)成僧格。”全國僧尼不超過四萬人，寺廟不分宗派，建立統(tǒng)一的三級僧制；
　　1、學僧制：約一萬人。設律儀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高等教理院三年，觀行參學處三年，共學十二年，使僧人在文史哲社會知識上達到大學本科水平，同時對佛學教理歷史以及各宗思想都能通達。
　　2、職僧制：約二萬五千人，下設五個部門；①布教所五千所，每所一人至二人，共約九千人。②醫(yī)院、慈幼院、殘廢院、賑濟會，工作人員約七干人。③律院、·教理院及文化事業(yè)機關教職員五千人。④教務機關辦事員三千人。  ⑤研究院、參學院辦事員一千人。這些僧尼具有精明強干能力，又能安于職守，  廉潔奉公。
　　3、德僧制：對那些年老的大德長老，把他們集中到山林的寺廟里去靜養(yǎng)潛修，使老有所養(yǎng)。全國各寺均可設一所“德僧院”。
　　對那些魚目混珠、賴佛度生的人，勸其退出寺廟，使佛教隊伍煥然一新。這一設想在大師時代雖沒有實現(xiàn)，卻仍是今后佛教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今日看來，尚不失為良策。
　　太虛大師的改革佛教，并非全盤否認原有的佛教，而在革除佛教神化、偽化、陋習、迷信的部分。他革新佛教的宗旨，在《佛教革新方案》中說；
　　一、革除：
　　甲：君相利用神道設教的迷信。
　　乙：家庭化剃派、法派的私傳產制。
　　二、革改：
　　甲：遁隱改精進修習，化導社會。
　　乙：度死奉事鬼神，改資生服務人群。
　　三、建設：
　　甲、依三民主義文化建設，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
　　乙、以人生佛教建設中國僧寺制。
　　丙、收新化舊成中國大乘的人生的信眾制。
　　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
　　大師革新僧制發(fā)展到最高處，就是1947年在延慶寺開講的《菩薩學處》，這也是大師最后的說法。建立菩薩學處，位分六級：
　　一、結緣三歸
　　二、正信三歸
　　三、五戒信眾
　　四、出家菩薩，自有其集團制度。更有已具德行，已成菩薩者，統(tǒng)理菩薩學處，在家菩薩、出家菩薩之事業(yè)，直稱菩薩行，這是在組織的階位上說。從正信三歸，到五年出家的初階，應有干部人才的訓練，以養(yǎng)成菩薩學處的干部人才。在家菩薩下至結緣三歸，’都可為菩薩學處攝化的大眾。菩薩學處的出家菩薩，要經過十二年戒定慧的修學，或經過在家菩薩二十年而出家，但終身作在家菩薩亦宜，以在實行上，同為六度四攝，即是實行瑜伽戒法，這是大師最后遺教，以信眾及僧眾組織菩薩學處，制定僧制。
　　(四)
　　太虛大師一生革新僧制，從《整理僧伽制度論》的八十萬僧數，到《僧制今論》的二十萬，到《建僧大綱》的四萬，最后縮減而為一道場以創(chuàng)立“菩薩學處”。由此可見大師革新僧制的重心是在于對僧團人數力求減少，重質不重量，除偽存真，在于偏重信眾，以建立菩薩學處擴大社會青年信仰三寶，達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為終極。從大師一生革新佛教的實踐中，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結論：佛教的存在與發(fā)展，必是順應時代的需要，離開具體的時代需要及社會實踐，佛教的存在便毫無價值。當前中國佛教正面臨歷史的轉折點，推動佛教事業(yè)的發(fā)展，最關鍵的便是要新一代佛子能真正體悟佛陀真理，并能觀察時機善設方便，于一切佛法圓融無礙。本著大乘菩薩的菩提心行向國家民族，世界人類，實際地去體驗修行。這才是紀念大師學習大師的最好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