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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傳》概述

　　圣瑞
　　閩南佛學(xué)

　　一、寶唱的行履

　　寶唱，俗姓岑，吳郡人(今江蘇蘇州)。生於劉宗泰始元年(465)前後，年十八，投僧佑律師出家，佑江表僧望多所，制述……唱即始陶津，經(jīng)律咨稟，承風(fēng)建德，有聲宗祠，住莊嚴(yán)寺，博采群言，酌其精理。①僧佑在莊嚴(yán)寺遍學(xué)經(jīng)律，同時又從顧道曠等人研究。經(jīng)史莊易，略通大義。②天監(jiān)四年(505)被敕為新安寺主，先後幫助僧文編撰《眾經(jīng)要鈔》，協(xié)助智藏等人編寫《義林》；輿僧朗合作撰《大般涅槃經(jīng)注》；又同蕭綱編寫《法寶聯(lián)璧》等。自己執(zhí)筆撰《續(xù)*輪論》七十多卷、《法集》一百三十卷。天監(jiān)十一年(512)參與僧伽婆羅譯場筆受《阿育王經(jīng)》、《解脫道論》等十一部經(jīng)。天監(jiān)十三年(514)開始自撰《名僧傳》三十一卷。十五年(516)，華林園佛殿是梁武帝用來收集佛經(jīng)的地方，曾命僧紹編撰《華林佛殿經(jīng)目》。書成，梁武帝不滿意又敕命寶唱重撰。寶唱以此經(jīng)綠為基礎(chǔ)，住述合離，甚有科據(jù)，編為四卷。同時，寶唱又撰《經(jīng)律輿相》五十五卷，《比丘尼傳》四卷(據(jù)《開元釋教錄》卷六)。此外又撰有《眾經(jīng)飯供圣僧法》等五種十七卷及《出要律儀》二十卷，然而均已佚失，《比丘尼傳》，《經(jīng)律異相》尚存。

　　二、《比丘尼傳》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

　　《比丘尼傳》有序說佛法傳來後，最早的比丘尼是兩晉之際的凈檢，此後比丘尼增多，有的以苦節(jié)，禪觀著稱，有的隱逸、學(xué)問廣博而聞名於世。為了將她們的事跡記載下來。而年代推移，清規(guī)稍遠，英風(fēng)將范於千載，志業(yè)未集乎方冊，每懷慨嘆，其歲久也。始乃博采碑頌，廣搜記集，或訊之傳聞，或方之故老，詮序始終為之立傳。⑧起止年為357—361年，到梁武帝天監(jiān)年間(502—519)，共一百五六十年。全書收有六十五人的正傳，而附見於，傳中的比丘尼五十二人(不含外來者)。比丘四十七人。卷一收柬晉十三人，卷二收劉宋二十三人，卷三收南齊十五人，卷四收梁十四人。
　　《比丘尼傳》分科不太詳細(xì)，綜觀全傳。一些比丘尼的類型也清晰可辨，如可例入：
　　(1)法師篇：有道馨。道儀善《小品》，道儀、凈曜能講《維摩》，智勝、凈行、妙擰、惠暉精通《涅槃》，妙樟講《法華》、《十地》，凈行學(xué)《成實》、《毗曇》、《華嚴(yán)》，惠暉講解佛性．又如凈檢�；酃�，僧果、僧敬始受尼戒，道儀研究律藏，凈秀、法宣等人學(xué)習(xí)《十誦律》。
　　(2)彈師篇：如光靜、僧果、靜稱、法辯、僧蓋、法全、慧緒、凈秀、曇暉、僧述等均可列入彈師之類．
　　(3)神異篇：凈檢、道容、靜稱、馮尼等有神真之力。
　　(4)經(jīng)師篇：如智賢、道儀、慧玉、道壽、玄藻、普照、僧念、惠暉誦持《法華》�；塾裾b《楞嚴(yán)》，慧本誦《大品》，僧端、馮尼誦《涅槃》，道貴誦《勝曼》及《無量壽經(jīng)》。
　　(5)寫經(jīng)造像：如慧瓊、安令首、慧睿、僧猛、凈秀、惠暉建寺安僧。而道瑗、慧木、智勝、僧述。法宣又以造像寫經(jīng)為主。

　　三、《比丘尼傳》的史料價值

　　(1)記載了中國早期尼僧受戒。出家和修行情況：凈檢是中國內(nèi)地最早的尼僧，她在西晉末年輿二十四位婦女從西域僧智山受十戒出家，住洛陽竹林寺。此後又從日支傳人《僧祗尼羯摩》及戒本，外國沙門曇摩竭多在洛陽立戒壇，凈檢等四人又從他受具足戒(見卷一《凈檢傳》)．此為漠地尼僧團建立之始。元嘉十一年(434)割賓的僧伽拔摩於南林寺立戒壇，并請獅子國鐵薩羅等十一位尼僧為師，向僧果、寶賢、僧敬。德樂等三百余位比丘尼授戒(見卷二。三僧果、寶賢等人傳記)，這是中國比丘尼二部僧受戒之始。④
　　(2)比丘尼輿上層社會的關(guān)系：《比丘尼傳》所收錄的尼僧，大多數(shù)是南朝的首都和各大城市為帝王貴族所供養(yǎng)，她們出身門第較高，出家後出入宮庭，為皇室人員所敬禮。因此也有尼僧干預(yù)政事的現(xiàn)象。如卷一記載，支妙音在晉孝武帝時得到司馬道子的寵信。常與晉孝武帝談?wù)撐恼拢榄^不斷，後成為簡靜寺主。富傾都邑，貴賤宗事。⑤桓玄通過她示意皇帝任命殷仲堪任荊州刺史。宋·法凈參剿乙熙先的政變事件，也見於本書記載。此五公貴族與尼僧交往的記載也很多。
　　(3)反映了南朝尼僧僧官制度：南朝的尼僧僧官制度可溯源於束晉，如太元十年，尼支妙音被任命為筒靜寺主，成為一名有權(quán)有勢的基層僧官。劉宋時期，擔(dān)任尼寺寺主而著名僧史者，有青州景福寺主尼慧果，廣陵南安寺主尼慧瓊，京城寶賢寺主尼寶賢，永安寺主尼僧端，南晉陵主尼令玉⑥；在此基礎(chǔ)上。又於泰始二年(466)在京師設(shè)置尼僧僧局，敕任尼寶賢為都邑僧正，尼法凈為京邑都維那，全權(quán)監(jiān)管京城一帶的尼僧事務(wù)。
　　從記載來看，這些尼僧僧官都有較高的行政能力，處理僧務(wù)的效率一點不遜色於男性僧官。如尼慧果綱紀(jì)景福寺，克已奉公。“贖遣之物，悉以人僧，眾業(yè)興隆，大小悅服”尼僧端治理永安寺。綱紀(jì)從務(wù)，均愛等接，大小悅服，久而彌敬”。尼寶賢和法凈的政績也很突出，她們在任上遇到尼僧紛紛二次受戒的問題，經(jīng)她們果斷的處理也得到解決。尼僧僧官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創(chuàng)舉，值得稱道。
　　(4)從側(cè)面反映了東晉南朝的佛教興盛情況：《比丘尼傳》所載的尼僧，多在南朝的首都和附近地區(qū)，其中三十七人住在首都建康；十三人散住在距離建康的各大城市，五人住在洛陽，三人住在江陵，還有一些分住在邊遠地區(qū)。《比丘尼傳》主要以南朝的首都和各大城市為帝王貴族所供養(yǎng)的比丘尼為主。而本書的起止時間。正是中國佛教的逐漸成熟時期。西域高僧束下，漢地名僧輩出，義學(xué)爭鳴，文化繁榮，《比丘尼傳》反映了此時的佛教興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