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地經(jīng)論》的翻譯

第一章 地論學派與唯識學的傳播

　　地論學派是在南北朝后期形成的一直延續(xù)到隋朝的以研習、弘傳《十地經(jīng)論》為主的佛教思想流派,以講習《十地經(jīng)論》為主的僧人則被稱為“地論師”。

　　如導論已經(jīng)指出的,印度瑜伽行派崛起不久,就有來華僧人將此派的經(jīng)典傳播到中土。根據(jù)古代經(jīng)錄的記載,北涼時期來華的曇無讖(385—433年)就曾經(jīng)翻譯此派的經(jīng)典。但這時中國佛教關注的重心在于涅?佛性思想,唯識學只是涓涓細流,未能引起人們的重視。迨至北魏時期,《十地經(jīng)論》譯出,且很快引起世人的注意,由此形成了影響深遠的研習此論的熱潮。毫無疑問,《十地經(jīng)論》的翻譯及其研究是唯識學思想在中土流行的開端,也是中國唯識宗的發(fā)端。

　　第一節(jié) 《十地經(jīng)論》的翻譯

　　在唯識經(jīng)典漢譯史上,北魏時期的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是兩位重要的人物。這兩位僧人在北朝朝野的支持下,一度合作譯經(jīng),后來由于某些原因而單獨譯經(jīng)。一般而言,《楞伽經(jīng)》的第二個譯本出自菩提流支,而世親的重要論典《十地經(jīng)論》則是由二人合作完成的。此外,北魏及其分裂后形成的西魏、東魏對峙時期,還活躍著幾位佛典翻譯大師,也翻譯出了印度瑜伽行派的若干重要典籍。如佛陀扇多翻譯出《攝大乘論》、瞿曇般若流支出《順中論》和《唯識論》、毗目智仙譯出《業(yè)成就論》、達磨菩提譯出《涅?經(jīng)論》。

　　一、菩提流支與唯識經(jīng)典的翻譯

　　在唯識經(jīng)典的早期傳播中,菩提流支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與此前的曇無讖、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的“兼學”瑜伽行派不同,菩提流支是一位師承瑜伽行派大師而專門來華弘揚唯識思想的高僧。

　　菩提流支,也譯為“菩提留支”,意譯“道希”,北印度人。深悉三藏,顯密兼通。關于菩提流支的師承,《金剛仙論》卷十記述說:彌勒——無障礙(無著)——世親(天親)——金剛仙——無盡意——圣濟——菩提流支。如此,則菩提流支為世親的嫡傳弟子。

　　根據(jù)唐道宣《續(xù)高僧傳·菩提流支傳》記載: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之初年(508年),攜大量梵本,經(jīng)蔥嶺來洛陽,得到了宣武帝的慰勞禮遇。關于菩提流支至北魏之初的活動情形,根據(jù)《洛陽伽藍記》卷四“融覺寺”條可知,其與一位當時常住融覺寺的僧人曇謨最關系很密切: 比丘曇謨最善于禪學,講《涅?》、《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為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jīng)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贊嘆,唱言微妙,即為胡書寫之,傳之于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為東方圣人。[①]

　　從這一記載看,曇謨最的水平以及影響要超過菩提流支,而且他所撰寫的《大乘義章》被菩提流支轉(zhuǎn)寫為西域文字,并且傳播到西域,獲得西域人士的稱贊。——這一說法很有趣味。在當時,中土佛教界的風氣是“崇洋媚外”,一般的文字中很難看到將天竺來的僧人稱為“羅漢”且與此相對而將中土僧人稱之為“菩薩”的。在其它的資料中,一般以“三藏”稱呼菩提流支。

　　菩提流支來華時北魏已至末期,政局已經(jīng)不大穩(wěn)定,特別是在“河陰事變”之后,腥風血雨彌漫整個北魏統(tǒng)治區(qū)域。但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菩提流支仍然專心地從事佛教經(jīng)典的傳譯事業(yè),確實難能可貴。根據(jù)當時的清信士李廓所撰的《眾經(jīng)錄》的記載:“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余年,凡所出經(jīng)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jīng),《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等論是也。并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②]參照《歷代三寶紀》等的記載可知,菩提流支從到達北魏的第二年即永平元年(508年)開始譯經(jīng),直至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的天平二年(535年)為止,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翻譯佛典。

　　關于菩提流支譯籍總數(shù),長房錄列入39部,智升在《開元釋教錄》中確認了30部。智升將費長房列為菩提流支譯籍的5部剔出,列入瞿曇流支譯籍中,如《開元釋教錄》卷六載:“《奮迅王問經(jīng)》二卷、《不必定入印經(jīng)》一卷、《一切法高王經(jīng)》一卷、《第一義法勝經(jīng)》一卷、《順中論》二卷,已上五部七卷,長房等錄并云菩提留支所譯,今按經(jīng)初本《譯序記》并云瞿曇留支,非菩提也。今移在瞿曇錄中。”此書又說:“《寶髻菩薩四法經(jīng)論》一卷、《三具足經(jīng)論》一卷、《轉(zhuǎn)*輪經(jīng)論》一卷,已上三部三卷房等亦云菩提留支所譯,今按《序記》乃是毗目智仙,故此三部亦移彼錄。”

　　智升所說是正確的。因為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在講到瞿曇般若流支時就說過:“時菩提流支,雖復前后亦同出經(jīng),而眾錄目相傳抄寫,去上‘菩提’及‘般若’字,唯云‘流支’譯,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錄,交涉相參,謬涉相入,難得詳定。后賢博采,幸愿討之。”這是說,費長房所看到的經(jīng)錄著錄有些經(jīng)論時僅僅簡寫為“流支譯”,而北魏、東魏從事譯經(jīng)的有兩位“流支”,因而難于分辨。從文中看,費長房未看到譯經(jīng)后記等文字,因而暫時將上述8部經(jīng)錄列入菩提流支譯籍錄中。

　　此外,費長房列入譯籍的《眾經(jīng)論目錄》一卷,“是留支所撰,非是梵本別翻”,不應列入翻譯目錄中。

　　有上述考釋可見,依據(jù)現(xiàn)存資料,菩提流支譯籍以30部為宜。以下依據(jù)《歷代三寶紀》卷三[③]、卷九[④]以及《開元釋教錄》卷六的記載,對菩提流支所翻譯的經(jīng)典作一編年體說明: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一卷,永平二年(509年)于胡相國第譯,僧朗筆受。

　　《金剛般若經(jīng)論》三卷,永平二年(509年),于胡相國宅出,僧朗筆受。

　　《十地經(jīng)論》十二卷,永平四年(511年)完成。

　　《入楞伽經(jīng)》十卷,延昌二年(513年)譯,沙門僧朗、道湛筆受。

　　《深密解脫經(jīng)》五卷,延昌三年(514年),于洛陽出,僧辯筆受。

　　《法集經(jīng)》八卷,延昌四年(515年),于洛陽出,僧朗筆受。

　　《妙法蓮華經(jīng)論》二卷,曇林筆受并制序。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jīng)》六卷,神龜元年(518年),于洛陽譯。

　　《大薩遮尼干子受記經(jīng)》十卷,正光元年(520年),于洛陽為司州牧汝南王宅第。

　　《佛名經(jīng)》十二卷,正光年出。

　　《不增不減經(jīng)》二卷,正光年于洛陽譯。

　　《差摩波帝受記經(jīng)》一卷,正光年于洛陽出。

　　《佛語經(jīng)》一卷,僧朗筆受。

　　《無字寶篋經(jīng)》一卷,僧朗筆受。

　　《大方等修多羅經(jīng)》一卷。

　　《文殊師利巡行經(jīng)》一卷,覺意筆受。

　　《護諸童子陀羅尼?經(jīng)》一卷。

　　《寶積經(jīng)論》四卷。

　　《謗佛經(jīng)》一卷。

　　《勝思惟經(jīng)論》十卷,普太元年(531年),于洛陽元桃陽宅出,僧朗、僧辯筆受。

　　《無量壽優(yōu)波提舍經(jīng)論》一卷,普太元年出,僧辯筆受。

　　《彌勒菩薩所問經(jīng)》一卷,于趙欣宅譯,覺意筆受。

　　《彌勒菩薩所問經(jīng)論》十卷,于洛陽趙欣宅出,僧朗筆受。

　　《寶性經(jīng)論》四卷。

　　《伽耶頂經(jīng)論》二卷,天平二年(535年),在鄴城般舟寺出,僧辯、道湛筆受。

　　《伽耶頂經(jīng)》一卷[⑤],僧朗筆受。

　　《十二因緣論》一卷。

　　《百字論》一卷。

　　《破外道四宗論》一卷。

　　《破外道涅?論》一卷。

　　這就是費長房所羅列的菩提流支所翻譯的佛教經(jīng)論的名稱、時間、地點等資料。智升編《開元釋教錄》的經(jīng)錄大致沿襲了費長房的這些記載。

　　關于菩提流支譯經(jīng)的場所,道宣《續(xù)高僧傳·菩提流支傳》說:“宣武皇帝下?,引勞,供擬殷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以留支為譯經(jīng)之元匠也。”[⑥]盡管道宣在文中標出幾件大事的年代,但這種節(jié)略了許多環(huán)節(jié)的敘述方式,還是容易形成誤解,以為菩提流支一到魏境,就被安排在永寧寺譯經(jīng),或者也有人將永寧寺作為菩提流支主要的譯經(jīng)場所。其實,菩提流支譯經(jīng)的地點多變,現(xiàn)存經(jīng)錄中幾乎都未明確地標示出那部經(jīng)論是在永寧寺翻譯的。

　　根據(jù)《洛陽伽藍記》等文獻的記載,洛陽的永寧寺是熙平元年(516年)由胡太后所建立的。在永寧寺修成的熙平元年(516年)至孝昌三年(527年)期間,菩提流支在永寧寺設立譯場翻譯佛教經(jīng)典。但是,奇怪的是,現(xiàn)今的各種經(jīng)錄,特別是《歷代三寶紀》中沒有明確指明那些經(jīng)典是在永寧寺翻譯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上述可能的時段中,菩提流支還在另外的譯場汝南王宅第翻譯過佛典�！稓v代三寶紀》卷三記載:“正光元(年):《大薩遮尼干子經(jīng)》十卷,《佛名經(jīng)》十二卷,《不增不減經(jīng)》二卷,《差摩經(jīng)》二卷等,并菩提流支,為司州牧汝南王(于)第出。”[⑦]在正光元年(520年)一年內(nèi)翻譯出這么多的佛典,幾乎是不可能的�？尚诺恼f法是,經(jīng)錄所記或者是開始翻譯的時間,或者是譯竣的時間。

　　總體言之,菩提流支翻譯佛典的場所可考者有六:其一,洛陽內(nèi)殿。諸多資料都說,菩提流支開始翻譯《十地經(jīng)論》就在朝廷內(nèi)殿。其二,洛陽胡相國宅第。根據(jù)《歷代三寶紀》的記載,菩提流支于永平二年(509年)在此翻譯出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一卷、《金剛般若經(jīng)論》三卷。其三,洛陽永寧寺。其四,洛陽元桃陽宅�！稓v代三寶紀》記載,菩提流支于普太元年(531年)在此譯出《勝思惟經(jīng)論》十卷等。其五,洛陽趙欣宅�！稓v代三寶紀》記載,菩提流支在此譯出《彌勒菩薩所問經(jīng)》一卷、《彌勒菩薩所問經(jīng)論》十卷等。其六,鄴城般舟寺�！稓v代三寶紀》記載,菩提流支在此譯出《伽耶頂經(jīng)論》二卷等。

　　此外,根據(jù)唐代若干資料記載,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似乎在少林寺也翻譯過佛典,現(xiàn)代一些學者甚至相信《十地經(jīng)論》是在少林寺翻譯完成的。唐玄奘于顯慶二年(657)九月二十日向高宗上表請求批準入少林寺翻譯,文中說少林寺“即后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jīng)之處也”[⑧]。而開元十六年(728年)七月十五日立的《皇唐嵩岳少林寺碑》中又說:北魏太和末年,天竺高僧跋陀(即《續(xù)高僧傳》之佛陀)住少林寺,“法師乃于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后造翻經(jīng)堂”,“時有三藏法師勒那,翻譯經(jīng)論,游集剎土。稠禪師探求正法,住持塔廟。虬箭不居,光塵易遠,虹梁所指,象設猶存。”[⑨]這些記載,不見于經(jīng)錄和譯經(jīng)后記。玄奘表中所說,可能取材于當時的傳聞,而開元年間的說法,也可能是同一來源。但是,《歷代三寶紀》和《開元釋教錄》籠統(tǒng)地記作洛陽“出”的情況很多,唯獨不寫少林寺,這是很奇怪的。

　　貫穿于菩提流支所譯經(jīng)典的一條主線是瑜伽行派的典籍。佛經(jīng)方面,如《入楞伽經(jīng)》、《深密解脫經(jīng)》在瑜伽行派中有重要的地位,而之所以翻譯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彌勒菩薩所問經(jīng)》、《伽耶頂經(jīng)》,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世親分別撰有解釋這些佛經(jīng)的論典,而實際上菩提流支確實是配套翻譯的,《金剛般若經(jīng)論》三卷、《彌勒菩薩所問經(jīng)論》十卷、《伽耶頂經(jīng)論》二卷即分別是世親解釋上述三經(jīng)的論典�！妒�地經(jīng)論》十二卷、《妙法蓮華經(jīng)論》二卷、《無量壽優(yōu)波提舍經(jīng)論》一卷、《十二因緣論》一卷都是世親的重要著述,《寶積經(jīng)論》是安慧的著作。此外,也有幾部中觀派的論典,如《百字論》一卷、《破外道四宗論》一卷、《破外道涅?論》一卷等,標明為提婆所著。

　　如以影響論,菩提流支所譯的唯識經(jīng)典中,最重要的是《入楞伽經(jīng)》、《深密解脫經(jīng)》、《金剛經(jīng)論》、《十地經(jīng)論》等,特別是《入楞伽經(jīng)》古今都很受重視。

　　關于《入楞伽經(jīng)》的翻譯,《歷代三寶紀》卷九記載:“《入楞伽經(jīng)》一十卷,延昌二年譯,是第二出。與宋世跋陀羅四卷《楞伽》廣說為異。沙門僧朗、道湛筆受。”[⑩]同書卷三在梁天監(jiān)十二年(513年)條目下也說:“《入楞伽經(jīng)》十卷,菩提流支于雒陽出。”[11]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則沿襲了這一說法:“《入楞伽經(jīng)》十卷,延昌二年譯,是第三出。與宋功德賢四卷《楞伽》及唐譯《大乘入楞伽經(jīng)》等并同本,僧朗、道湛筆受,見《續(xù)高僧傳》。”[12]不過,費長房在曇無讖以及求那跋陀羅名下分別列入《楞伽經(jīng)》四卷,則菩提流支的譯本應為第三出,智升則糾正了費長房的這一錯誤。

　　菩提流支翻譯的《深密解脫經(jīng)》是最早的全本,然而關于其翻譯時間有兩種不同記載。隋代的《歷代三寶紀》卷九記載:“《深密解脫經(jīng)》五卷,延昌三年,于洛陽出,僧辯筆受,見法上錄。”這一說法被后來的經(jīng)錄所繼承,如《開元釋教錄》卷六所說:“《深密解脫經(jīng)》五卷,全本初譯,延昌三年于洛陽出,僧辯筆受。”但現(xiàn)存此譯本之前所附《深密解脫經(jīng)序》一文有另外的說法:

　　時有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魏音道?,曾為此地之沙門都統(tǒng)也。識性內(nèi)融,神機外朗,沖文玄藏,罔不該洞。以永?二年龍次星紀月呂蕤賓,詔命三藏于顯陽殿,高升法座,披匣揮麈,口自翻譯,義語無滯�；噬献鸾�(jīng)碉法,執(zhí)翰輪首,下筆成句,文義雙顯,旨包群籍之秘理,含眾典之奧。萬機淵曠,無容終訖。舍筆之后,轉(zhuǎn)授沙門都法師慧光、曇寧,在永寧上寺,共律師僧辯、居士李廓等,遵承上軌,歲常翻演新經(jīng)諸論,津悟恒沙,帝亦時紆尊儀,飾茲玄席。同事名儒招玄,大統(tǒng)法師僧、沙門都法師僧澤、律師慧鍤等十有余僧,緇俗詵詵,法事隆盛,一言三覆,慕盡窮微,是使深密秘藏,光宣于景運;解脫妙義,永流于遐劫。理教淵廓,罔測其源,旨趣中絕,焉究其宗。所謂鹿苑之唱再興,碉園之風更顯者也。寧雖識昧,忝廁倫末,敢罄庸管,碉記云爾。[13]

　　此文署名“沙門都釋曇寧造”,而《大正藏》的編輯者加注說“此序依宋元明三本及宮本載”。此文還記載了一個重要事實,即“三藏法師菩提留支,魏音道?,曾為此地之沙門都統(tǒng)也。”而當時參與翻譯活動的僧官有“沙門都法師慧光、曇寧”以及“大統(tǒng)法師僧、沙門都法師僧”等十余僧。此文署名為“沙門都釋曇寧造”,應是可信的。“沙門統(tǒng)”是北魏的最高僧官,也稱“沙門都統(tǒng)”、“大統(tǒng)”等。此文表明,菩提流支曾經(jīng)任過北魏的沙門都統(tǒng),而翻譯《深密解脫經(jīng)》時已經(jīng)卸任,文中只說現(xiàn)任沙門大統(tǒng)參加翻譯,但未出現(xiàn)僧名。而沙門都法師慧光、沙門都釋曇寧、沙門都法師僧澤三位是大統(tǒng)的助手。但從智升《開元釋教錄》的著錄看,他似乎未看到這篇序文。費長房編經(jīng)錄依靠的是前代遺留的經(jīng)錄,如上引《歷代三寶紀》所注此經(jīng)的譯時等資料來源于北齊法上所編經(jīng)錄。現(xiàn)在的問題是,這篇序文是否為后人偽造?筆者將上述文字中所蘊含的諸多信息作了初步考辨,初步得出結論,此文是真實可信的,具體理由在下章敘述地論學派時作詳細說明。

　　關于菩提流支翻譯《深密解脫經(jīng)》的具體時間的兩種說法,到底那一種正確呢?應該首先相信《深密解脫經(jīng)序》中的說法,因為此文是當時參與譯經(jīng)的曇寧所寫,而且很詳盡。而費長房的說法則來源于第二手材料,誤傳誤抄的可能性大一些�？傮w上的解釋應是:《深密解脫經(jīng)》五卷,是菩提流支應當朝皇帝北魏孝武帝所請,于永?二年(533年)洛陽永寧寺翻譯,孝武帝并且作了筆受,其他的筆受者是沙門都法師慧光、曇寧以及律師僧辯、居士李廓等。

　　此外,現(xiàn)存《金剛仙論》十卷,有一些史籍標名為菩提流支翻譯[14],但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并未將其列入菩提流支譯籍中,后來的經(jīng)錄也就沿襲其說而不列入。特別是,《開元釋教錄》卷十二在著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破取著不壞假名論》二卷之翻譯后說:“又有《金剛仙論》十卷,尋閱文理,乃是元魏三藏菩提留支所撰,釋天親論,既非梵本翻傳,所以此中不載。”智升的這一說法,也是有線索可尋的。

　　隋吉藏在其論著中多次引用《金剛仙論》,但對于此論的作者的說法很模糊。如他在《金剛般若疏》卷一中說:“復次,有婆藪盤豆弟子金剛仙論師,菩提流支之所傳述,亦說般若緣起。”此說似乎是暗示,《金剛仙論》是金剛仙所作、菩提流支所傳入。而唐窺基《金剛般若經(jīng)贊述》卷一說:“《論》者,然今唐國有三本流行于世:一謂世親所制,翻或兩卷或三卷成。二、無著所造,或一卷或兩卷成。三、金剛仙所造。”此中明確說,當時流行印度有關《金剛經(jīng)》的第三種論典即《金剛仙論》,并且說其是金剛仙所造。當然,窺基后文對此論有尖銳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南方的地論師而言的。與窺基同時的圓測在《仁王經(jīng)疏》卷一卻有“依菩提留支《金剛仙論》等所說”等話語。

　　其實,《金剛仙論》卷十對此論的作者是有暗示的。其文說:“彌勒世尊愍此閻浮提人,作《金剛般若經(jīng)義釋》并《地持論》,赍付無障礙比丘,令其流通。然彌勒世尊,但作長行釋,論主天親既從無障礙比丘邊學得,復尋此經(jīng)論之意,更作偈論,廣興疑問,以釋此經(jīng)。凡有八十偈,及作長行論釋。復以此論,轉(zhuǎn)教金剛仙論師等。此金剛仙,轉(zhuǎn)教無盡意,無盡意復轉(zhuǎn)教圣濟,圣濟轉(zhuǎn)教菩提留支,迭相傳授,以至于今,始二百年許,未曾斷絕故。”由此可知,《金剛仙論》是金剛仙綜合無著、世親等對《金剛經(jīng)》的解釋而成的,輾轉(zhuǎn)傳至菩提流支。因此,說此論為金剛仙所撰并無不妥�；蛘吒�確切地說,《金剛仙論》可視為菩提流支祖述金剛仙一派的傳統(tǒng)釋義的一部論典,其中可能加入了菩提流支自己的解釋,因而后來的經(jīng)錄以嚴格的翻譯概念將其排除于菩提流支譯品之外。

　　當然,菩提流支所翻譯的瑜伽行派經(jīng)論,對中國佛教影響最深的是《十地經(jīng)論》。因為傳說是與勒那摩提合譯,因而留待后面專門論說。

　　二、勒那摩提與唯識經(jīng)典的翻譯

　　比菩提流支事跡的撲朔迷離更進一步,現(xiàn)今有關勒那摩提的記載簡直是迷霧重重。其中,最大的迷霧是,道宣既然對勒那摩提評價很高,但為何在其精心撰寫的《續(xù)高僧傳》中未給勒那摩提別立“傳記”?《續(xù)高僧傳》有一篇《勒那漫提傳》,其文曰: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識。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碉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敘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v使讀萬卷書,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所知當與?技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算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縣測高深,圍?蹋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鉤股標候,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斯?漫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其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煙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皮袋里出一物,似今秤衡,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cè),抽線[目*夾]眼。周回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shù)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shù)成不。卒無欠剩,因獲馬而歸。

　　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放去,不以為難。此但數(shù)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為圣,所以不敢。”

　　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臥。弟子竊于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床,在虛仰臥。相告同視,一僧忽?,提還床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爾勿怪也。”是后數(shù)日,便舍命矣。[15]

　　這一傳記被列入“感通篇”。筆者贊同“勒那漫提”與勒那摩提是同一位僧人的主張[16]。費長房說:“中天竺國三藏法師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寶意。”[17]可見,關于勒那摩提的名字在當時已經(jīng)有不同寫法,道宣以之作傳的數(shù)條材料,特別是勒那摩提、勒那婆提、勒那漫提是否原本就是一個人呢?道宣以為,有關勒那漫提的材料將此僧刻畫為具有神通之人,與地論師南道所傳不大符合,也許道宣看到的寫有上述勒那漫提事跡的材料中也未提及譯經(jīng)之事,因而一貫嚴謹?shù)牡佬�也就未敢將三個名字當作對一個僧人的稱呼。——當然,這一猜測仍然有待證實。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也許是因為材料不足,道宣也未能為勒那摩提專門立傳。

　　道宣在《續(xù)高僧傳·菩提流支傳》設立了“勒那摩提附傳”,其文曰:

　　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游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18]

　　這一段簡略的文字,是沿襲了費長房《歷代三寶紀》的內(nèi)容。在上述引文之后,道宣則寫了他與菩提流支、佛陀扇多合作翻譯的情形以及圓寂于講《華嚴經(jīng)》之時的傳聞,具體內(nèi)容見下文的相關論述。

　　關于勒那摩提圓寂的情況,現(xiàn)存文獻中未記載其年月。道宣在《續(xù)高僧傳·菩提流支傳》后的“勒那摩提附傳”中說:

　　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隅朐。帝每令講《華嚴經(jīng)》,披釋開悟,精義每發(fā)。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zhí)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jīng)》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jīng)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眾辭訣,奄然卒于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19]

　　這里的關鍵是確立敕令勒那摩提講《華嚴經(jīng)》的皇帝的名字。從勒那摩提的譯經(jīng)及授徒活動考慮,其圓寂時間不可能太早,勒那摩提于宣武帝世來洛陽,如于宣武帝末年圓寂,不到八年,很難奠定崇高地位。從北魏末年的政局考慮,上述記載應該發(fā)生在胡太后身亡之后。因為胡太后執(zhí)政時期的孝明帝六歲登基,十八歲被殺,在此期間的政令后世一般記載在胡太后名下。而且不大符合“帝每令講《華嚴經(jīng)》,披釋開悟,精義每發(fā)”這一描述。胡太后被殺之后,北魏先后有五位皇帝登基,但地位暫時穩(wěn)固且年稍長者只有孝莊帝(528—530年在位)和孝武帝(532—534年在位)。從這些因素考慮,勒那摩提如不是圓寂于528年至530年,就是圓寂于532年至534年。

　　又經(jīng)仔細查考《續(xù)高僧傳》,發(fā)現(xiàn)《僧達傳》的如下敘述: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游學北代,聽習為業(yè)。及受具后,宗軌毗尼,進止沈?qū)?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為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其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谷,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后聽光師《十地》,發(fā)明幽旨。[20]

　　這一條資料很重要,基本可以證實,勒那摩提是在洛陽圓寂的。因為上文說,勒那摩提圓寂之后,僧達“覆述地論,聲駭伊谷”。而“伊”指伊水,“谷”指“谷水”,都是洛陽周邊的河流。古人常常以之指代洛陽�！渡�達傳》下文又說到僧達南下至梁,北齊時又北上至鄴都。

　　另外,上文所引《深密解脫經(jīng)序》中說,孝武帝曾經(jīng)在菩提流支翻譯《深密解脫經(jīng)》時任筆受,時間在永熙二年(533年)�？梢�,孝武帝熱衷于佛教活動,并且喜好親自參與。

　　將上述幾條旁證綜合起來考慮,基本可以肯定勒那摩提是圓寂于北魏末年的。另外,永寧寺是永熙三年(534年)燒毀的。上文所引的勒那漫提也是圓寂于永寧寺的,時間上與勒那摩提也是巧合的。這是不是更增加了勒那漫提與勒那摩提為同一人的可能呢?

　　關于勒那摩提翻譯的佛典,《歷代三寶紀》僅列出六部:

　　《毗耶娑問經(jīng)》二卷。

　　《龍樹菩薩和香方》一卷,凡五十法。

　　《十地經(jīng)論》十二卷。

　　《寶積經(jīng)論》四卷。

　　《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

　　《法華經(jīng)論》一卷。

　　即便是上述六部,費長房還說:《十地經(jīng)論》、《寶積經(jīng)論》“二論,菩提流支并譯,且二德爭名,不相詢訪,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綴文言,亦有異處,后人始合。見《寶唱錄》載。” [21]在費長房的筆下,可以看到為勒那摩提單獨翻譯的僅僅有《毗耶娑問經(jīng)》二卷、《龍樹菩薩和香方》一卷、《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法華經(jīng)論》一卷四部。

　　然而,這還不算完。唐代的智升又依據(jù)流傳至今的《毗耶娑問經(jīng)·序》斷言,此經(jīng)不是勒那摩提所翻譯。智升說:“《毗耶娑問經(jīng)》二卷,長房等《錄》并云寶意于洛陽譯。今按《經(jīng)序》乃云興和四年,瞿曇流支于鄴都譯。今移在瞿曇錄中。”[22]《毗耶娑問經(jīng)·序》,不知何人所撰,其文有曰:

　　魏尚書令儀同高公,愍諸錯習,示其歸,則簡集能人善辭義者,在宅上面出此經(jīng)典。正求法人沙門曇林,婆羅門客瞿曇流支,興和四年歲次壬戌月建在申朔次乙丑,建初辛已甲午畢功,凡有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七字。[23]

　　興和四年(542年)為東魏孝靜帝的年號。如此以來,智升只認可勒那摩提翻譯了《妙法蓮華經(jīng)論》一卷、《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寶積經(jīng)論》四卷等三部九卷,而將《十地經(jīng)論》看作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三人合譯的作品并且置于菩提流支經(jīng)錄中。至于《龍樹菩薩和香方》一卷,“凡五十法。今以非三藏教,故不錄之。”[24]如果將費長房、智升所說結合起來,則勒那摩提獨立翻譯(指作為外國僧人主譯)的作品僅僅是《妙法蓮華經(jīng)論》一卷、《龍樹菩薩和香方》一卷。而關于前者,智升又說:“亦云《法華經(jīng)論》,侍中崔光、僧朗等筆受,見長房錄,初出。與菩提留支譯者大同小異,題云《妙法蓮華經(jīng)優(yōu)波提舍》。”[25]

　　綜上所述,依據(jù)現(xiàn)在的資料,真正屬于勒那摩提獨立翻譯且不與菩提流支重合的作品僅有《龍樹菩薩和香方》一卷。這不是很奇怪嗎?仔細琢磨,我們以為,這與當時翻譯過程的特殊性有關,下文會給出若干解釋。

　　三、佛陀扇多與唯識經(jīng)典的翻譯

　　與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一同從事翻譯活動的還有從天竺來的高僧佛陀扇多。

　　關于佛陀扇多,目前所知不多。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在《菩提流支傳》中有一附傳,其文曰:“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六年[26]至元象二年,于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jīng)十部。”此前的《歷代三寶紀》和此后的《開元釋教錄》所記都大同小異,沒有其它新內(nèi)容。

　　根據(jù)《歷代三寶紀》卷九記載,佛陀扇多的譯籍如下:

　　《金剛三昧陀羅尼經(jīng)》一卷,《如來師子吼經(jīng)》一卷。上二經(jīng),正光六年(525年)出。

　　《阿難多目?尼訶離陀羅尼經(jīng)》一卷。

　　《攝大乘論》二卷,普泰元年(531年)出。

　　《轉(zhuǎn)有經(jīng)》一卷�！妒�法經(jīng)》一卷�！躲y色女經(jīng)》一卷�！墩�法恭敬經(jīng)》一卷(或無“法”字,亦云《威德陀羅尼中說經(jīng)》),《無畏德女經(jīng)》一卷(與《阿術達菩薩經(jīng)》同本異出,曇琳筆受),《無字寶篋經(jīng)》一卷。右六經(jīng),元象二年(539年)出。

　　這一記載,隋唐以來基本沒有異議,而《開元釋教錄》卷六又說:“前九部十卷見在,后一部一卷闕本。”缺本經(jīng)即《無字寶篋經(jīng)》一卷。

　　佛陀扇多翻譯佛典的地點主要有兩個,一是洛陽白馬寺,二是鄴都金華寺。前者屬于北魏時期,當時的國都是洛陽;后者屬于東魏,當時的國都是鄴城(今河北臨漳縣)。北魏分裂為西魏、東魏是在公元534年。這一年,孝武帝西奔長安,投依宇文泰,當時掌握朝政的高歡另立元善見為帝,是為孝靜帝,遷都于鄴,史稱東魏。智升《開元釋教錄》所注上述經(jīng)論翻譯的地點,與此時間相合。也就是說,佛陀扇多于正光二年(525年)、普泰元年(531年)是在洛陽白馬寺翻譯佛典,大概于魏遷都之時移居鄴城,在金華寺從事譯經(jīng)活動。

　　現(xiàn)在的史籍中,都未記載佛陀扇多來華的時間。而上述史料往往使人誤以為佛陀扇多遲至正光六年(425年)才至中土,而實際上,他來華的時間可能與勒那摩提、菩提流支差不多。參與翻譯《十地經(jīng)論》的侍中崔光在其撰寫的《序》中說,永平元年(508年)四月,魏帝命三藏法師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以及義學緇儒十余人在太極紫庭翻譯佛經(jīng)。從這一記述看,佛陀扇多一定是先參與了菩提流支領銜的譯場,其后大概于正光二年(525年)于洛陽白馬寺自設譯場翻譯佛典。

　　此外,應該特別強調(diào),此佛陀扇多絕對不是曾作少林寺寺主的佛陀禪師。關于佛陀禪師,所存資料不多,唯《續(xù)高僧傳》卷十六有一小傳,但未記生卒年。此文說,佛陀禪師從天竺“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為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架余部,而征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nèi)康家,貲財百萬,崇重佛法,為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nèi),自靜遵業(yè)。”此中的“恒安”即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齊天保七年(556年)改稱恒安鎮(zhèn)。后來,孝文帝遷都洛陽,佛陀禪師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以處之。而性愛幽棲,林谷是托,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而這位佛陀禪師其實就是《魏書·釋老志》所說的“西域沙門跋陀”:“又有西域沙門名跋陀,有道業(yè),深為高祖所敬信。詔于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引起今人誤解的是道宣《續(xù)高僧傳·慧光傳》中所說的一句話:“會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沾其席。”有學者以此為據(jù)認為少林寺寺主佛陀禪師就是與勒拿摩提共譯《十地經(jīng)論》的佛陀扇多。[27]然從上文敘述可知,佛陀扇多遲至東魏元象二年(539年)仍然在鄴城翻譯佛典。而新近發(fā)現(xiàn)的碑石證明,慧光已于元象元年圓寂,享年七十歲。道宣又說,佛陀禪師度化慧光時,慧光年十二。如果佛陀扇多真的就是少林寺的佛陀禪師,則此時應該至少有九十歲高齡。此外,佛陀扇多獨立譯經(jīng)地點于北魏時期在洛陽白馬寺,東魏時期在鄴都金華寺。

　　總之,佛陀扇多應該是一位精通瑜伽行派經(jīng)典的大師,僧傳說其長于禪定,應該是指其精通瑜伽派的修行方法。說白了,瑜伽行派的“唯識觀”實際上也屬于“定”。

　　在瑜伽行派經(jīng)典的翻譯方面,佛陀扇多的最大貢獻是翻譯出《攝大乘論》二卷。這是此論的第一個漢語譯本,分上、下二卷而不分章,現(xiàn)存。

　　四、《十地經(jīng)論》、《寶性論》的翻譯

　　從現(xiàn)有資料看,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先后來到北魏首都,起先是被朝廷敕令共處同一譯場,其后則因意見不合而分開設立譯場。如道宣所說:“當翻經(jīng)日,于洛陽內(nèi)殿,流支傳本,余僧參助,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敘曲煩,?三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后人合之,共成通部。”[28]此中明確描述了三位西來高僧由合作譯經(jīng)到單獨建譯場翻譯同一部經(jīng)論,最后由后人合成一部流通的過程。以下的分析考證說明,對后世影響很大的《十地經(jīng)論》和《寶性論》其實是三人合譯的產(chǎn)物,但也許由于佛陀扇多的歷史影響遠遜于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因而后世及今日的學界往往只注重二人合作的事宜。

　　菩提流支與勒那摩提合作譯經(jīng)的具體情況已經(jīng)難得其詳,現(xiàn)存資料的記述,當代學者公認為是地論師南、北兩道改造過的。依照學術界的一般見解,隋費長房、唐道宣所看到的材料已經(jīng)被改編過,就連時人侍中崔光所寫的《十地經(jīng)論序》也不一定完全真實。關于勒那摩提與菩提流支的分歧,論者一般以為是從《十地經(jīng)論》的翻譯開始的。

　　關于《十地經(jīng)論》的翻譯,現(xiàn)存最早也最權威的資料就是由當時筆受者、侍中崔光所撰寫的《序》,其文說:

　　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并義學緇儒一十余人,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余卷。斯二三藏并以邁俗之量,高步道門,群藏淵部,罔不研攬,善會地情,妙盡論旨,皆手執(zhí)梵文,口自敷唱,片辭只說,辯詣蔑遺。于時皇上,親紆玄藻,飛翰輪首,臣僚僧徒,毗贊下風。四年首夏,翻譯周訖。[29]

　　此文中,有三個關注點:其一是開始翻譯的時間是永平元年(508年)四月(實際上是正始五年四月)。其二是完成的時間是永平四年。其三是參與翻譯的天竺僧有三位,且未提及他們之間的分歧。其四是天竺僧人中菩提留支、勒那摩提并稱主譯而佛陀扇多稱為“傳譯沙門”,但菩提流支的名字在前。“崔光是北魏重臣,文士領袖,是這次翻譯的直接參與者,所記當是可靠的。但是,《十地經(jīng)論》全文不足十二萬字,竟費時近四個年頭,這其中或許有某些隱情,崔光沒有講出來。”[30]這里的隱情可能是什么呢?盡管要完全恢復歷史的真實幾乎不可能,但依據(jù)現(xiàn)有的資料所隱含的蛛絲馬跡似乎也可窺見其一角。

　　首先是,究竟是誰先開始翻譯的?誰是初始的帶頭者?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是同一年來洛陽的。《續(xù)高僧傳·菩提流支傳》說:菩提流支“以魏永平之初,來游東夏。”[31]而在講到勒那摩時則說:“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32]。正始五年(508年)八月,宣武帝改元永平。此中的第一個問題是誰先到達洛陽,在先至者為王的情形下,先到者最有可能優(yōu)先成為主譯。費長房說:勒那摩提“正始五年來在洛陽殿內(nèi)譯。初,菩提流支助傳,后以相爭,因各別譯。”[33]這是說,勒那摩提在正始五年(508年)就開翻譯工作了。耐人尋味的是,在敘述菩提流支譯經(jīng)的概況時,費長房說:“從魏永平二年至天平年,其間凡歷二十余載,在洛及鄴譯。”[34]這是否可以簡單地看作費長房的筆誤呢?費長房暗示,在菩提流支來洛陽之前,勒那摩提已經(jīng)開始翻譯活動了,而且在最初的合作中,主譯是勒那摩提,菩提流支則是助譯。然而,這一情形到了道宣《菩提流支傳》中就變成了:“宣武皇帝下?引勞,供擬殷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以留支為譯經(jīng)之元匠也。”[35]如前所述,洛陽永寧寺是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所修建,因此,后一分句的主語應該是胡太后,因此,下敕以菩提流支為七百梵僧中的“譯經(jīng)之元匠”者并非宣武帝。如果將崔光《十地經(jīng)論·序》中所說在翻譯《十地經(jīng)論》時二者同為“主譯”聯(lián)系起來,似乎構成了菩提流支的地位逐漸上升,而勒那摩提的地位則相對下降的發(fā)展趨勢。如果道宣所依據(jù)的材料可靠,則有可能在永寧寺設立譯場之后,菩提流支的地位已經(jīng)穩(wěn)固地超過勒那摩提。

　　其二,勒那摩提、菩提流支最初合作翻譯的經(jīng)典是哪一部呢?費長房《歷代三寶紀》記載:“《三具足經(jīng)論》一卷,正始五年譯,侍中崔光筆受。”[36]而崔光《十地經(jīng)論·序》說,永平元年四月就開始翻譯《十地經(jīng)論》了,不過未曾完成。而《三具足經(jīng)論》僅僅一卷,當年一定能完成。不過,關于此經(jīng)的翻譯情況也很復雜。后文將會論證,此論是瞿曇般若流支所譯。

　　其三,從上述論述中已可見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在同一譯場翻譯出現(xiàn)了矛盾。而北魏朝廷解決這一問題的獨特方式就是費長房所說的“后以相爭,因各別譯” [37]。而“別譯”的內(nèi)涵不是各自單獨翻譯不同的經(jīng)典,而是在不同地方分開翻譯同一部經(jīng)典,爾后又合編為一部。此正如費長房說:《十地經(jīng)論》、《寶積經(jīng)論》“二論菩提流支并譯,且二德爭名,不相詢訪,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綴文言,亦有異處,后人始合。見《寶唱錄》載。” [38]與后來的說法相比,費長房的說法還較為平實。而道宣《菩提流支傳》中記載:“先時,流支奉?創(chuàng)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后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39]在《續(xù)高僧傳·道寵傳》則記載:

　　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大極殿,各有禁衛(wèi),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于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二不盡”,那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為異,通共驚美。[40]

　　顯然,道宣所說不許相通的原因是宣武帝的旨意,且二人所譯僅一字之差,恐怕是道宣依據(jù)地論師后起的傳說所記的,自然不及費長房依據(jù)李廓、寶唱所記切合實際。

　　綜合上述考辨可知,菩提流支與勒那摩提大部分時間是以上述方式翻譯佛典的。依據(jù)現(xiàn)在的資料,真正屬于勒那摩提獨立翻譯且不與菩提流支重合的作品僅有《龍樹菩薩和香方》一卷。

　　依據(jù)上述分析結果來說明《究竟一乘寶性論》的翻譯則可知,費長房在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名下都列入的《寶性論》,是以各自翻譯然后合為一本的方式進行的。對于費長房的記載,今人屢有漏讀、誤讀。如釋恒清說:“但是為何《歷代三寶記》和《內(nèi)典錄》說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合譯的是《寶積經(jīng)論》和《十地經(jīng)論》,而非《開元錄》的《寶性論》?高崎直道認為這可能是《開元錄》的作者費長房(應是智升)誤續(xù)二錄所致。從三經(jīng)錄的記載分析,高崎直道的推測很有可能。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因教理之爭而不合的事相傳已久,不過這是在合譯《十地經(jīng)論》時發(fā)生的,與《寶性論》的翻譯無關。因此,吾人可以論定《寶性論》是由勒那摩提單獨譯出,自古并未有另一譯本存在。”[41]

　　《歷代三寶紀》卷九在菩提流支名下則為:

　　《彌勒菩薩所問經(jīng)論》十卷,于洛陽趙欣宅出,僧朗筆受。

　　《寶性經(jīng)論》四卷。

　　在勒那摩提名下,費長房記載:

　　《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亦云《寶性分別七乘增上論》,或三卷,于趙欣宅出。見寶唱錄。

　　而比費長房編訂的《歷代三寶紀》略早的法經(jīng)《眾經(jīng)目錄》卷五中記載:“《寶性論》四卷,后魏世菩提留支譯。”在略晚于費長房的隋彥琮《眾經(jīng)目錄》卷一也有同樣的記載,而在勒那摩提名下則無此記載。

　　上述記載中最需引起注意的細節(jié)是,翻譯《寶性論》的地點——“洛陽趙欣宅”。在《歷代三寶紀》等經(jīng)錄中都記載菩提流支在此地翻譯了《文殊菩薩所問經(jīng)》及其《論》。現(xiàn)今許多學者傾向于認定《寶性論》為勒那摩提獨譯,但如果聯(lián)系到翻譯地點,這一說法的缺陷就顯露無遺了。正是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們認定菩提流支與勒那摩提如前所述的合作翻譯方式延續(xù)了較長時間,并非僅僅限于《十地經(jīng)論》,至少在《寶性論》的翻譯上仍然是如此的。

　　關于《寶性論》翻譯過程的這一說法,費長房的記載被唐代的道宣《大唐內(nèi)典錄》、智升的《開元釋教錄》所沿襲。特別是智升的說法被今人廣泛引用,但誤解也多。智升在《開元釋教錄》卷六中說:

　　《究竟一乘寶性論》四卷,亦云《寶性分別七乘增上論》,或三卷,或五卷,于趙欣宅出。見《寶唱錄》,第二譯,與菩提留支出者同本。

　　當翻經(jīng)日,于洛陽內(nèi)殿,菩提留支傳本,勒那、扇多參助。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訪問。帝以弘法之盛,略敘曲煩,?三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后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所以,《法華》、《寶積》、《寶性》等論,各有兩本耳。

　　智升在此所說,除“?三處各翻”之“三處”外,其余內(nèi)容與費長房所記一致。費長房盡管也提及開始譯經(jīng)是三僧合作的,但文中只涉及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分歧,他可能是暗示佛陀扇多是置身事外的。而“?三處各翻”的說法來自于道宣《續(xù)高僧傳·菩提流支傳》:“?三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后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42]一般認為,《寶唱錄》至唐代已經(jīng)失傳,道宣的文字大多來自于費長房等人的轉(zhuǎn)錄。從這個角度考慮,“三處各翻”可能出于道宣的臆改。智升采納道宣的說法,即便是在上引文字中也不能自洽。智升明確說,《法華》、《寶積》、《寶性》等論各有兩本,不是三本也不是一本。然而,對于智升的上述文字,今人談錫永質(zhì)問道:“如上所記,似覺混亂,既云后來各自翻譯,何以勒那的‘第二譯’竟又會跟菩提流支‘同本’?然則今傳的譯本,到底是第一譯抑第二譯?”其實,如上文所分析,此中的“與菩提留支出者同本”是指梵文原本之“同”而非其它,而至今流傳的本子自然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兩種譯本的綜合。而談先生的下屬推論則純屬臆測,無任何根據(jù):“其實這記載混亂很容易弄清。所謂第一譯,應即指今本卷一,亦即根本論;第二譯,則為今本卷二以下,亦即釋論。這樣說來,即根本論為勒那摩提獨力翻譯,釋論則跟菩提留支合作翻譯(所謂‘同本’)。”[43]

　　經(jīng)過上述考辨,可以肯定,北魏時期,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合作主譯出了《十地經(jīng)論》和《究竟一乘寶性論》等經(jīng)典。

　　上述三位僧人的卒年記載不詳,但經(jīng)過考辨,其大致活動年限可初步斷定:勒那摩提圓寂最早,最晚在北魏分裂之前。主要依據(jù)是:一是沒有其在東魏譯經(jīng)的記載,二是于皇帝在場宣講《華嚴經(jīng)》時圓寂的說法,三是《續(xù)高僧傳·僧達傳》的記載。菩提流支于東魏初年圓寂,史籍記載的最晚翻譯活動是天平二年(535年)在鄴都般舟寺譯出《伽耶頂經(jīng)論》二卷。史籍記載,佛陀扇多從正光六年(525年)至元象二年(538年),于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昧》等十部佛典,他與菩提流支一樣都是跨北魏、東魏兩朝而單獨主持譯場的僧人。

　　東魏建都鄴城,譯經(jīng)的中心也隨之轉(zhuǎn)移到了新國都。菩提流支、佛陀扇多是從洛陽遷移而來的大師。然后《開元釋教錄》卷六記載,瞿曇般若流支和毗目智仙以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來到洛陽,其后同至東魏的鄴都。然后,現(xiàn)存史籍中都未有其在洛陽譯經(jīng)的記載,而且至鄴都后譯經(jīng)的起始時間也是從孝靜帝元象元年(538年)開始的。這似乎有些奇怪。但如果了解北魏朝廷對待譯經(jīng)的一貫做法(盡量撮合外來僧人合作翻譯)即可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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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北魏楊墟之《洛陽伽藍記》卷四,《大正藏》第51卷,第1017頁中。

　　[②]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頁下。

　　[③]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三,《大正藏》第49卷,第44頁上—46頁上。

　　[④]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5頁下—86頁中。

　　[⑤]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記載菩提流支翻譯有《文殊問菩提經(jīng)》一卷和《文殊問菩提經(jīng)論》二卷,并且在“《伽耶頂經(jīng)論》二卷”項下注曰:“天平二年,在鄴城般舟寺出。一云《文殊師利問菩提心經(jīng)論》,僧辯、道湛筆受。”(《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上。)同書卷三則在梁大同元年(535年)、西魏大統(tǒng)元年項下記載:“《文殊問菩提經(jīng)》二卷,菩提流支出。”(《大正藏》第49卷,第46頁上。)現(xiàn)存幾種經(jīng)錄都記載《文殊問菩提經(jīng)》為一卷,現(xiàn)存的羅什譯本也是一卷。而從《開元釋教錄》來看,至智升時期,菩提流支的譯本還存在且標為一卷。因此,菩提流支所翻譯的《文殊問菩提經(jīng)》確實是一卷。在此情況下,《歷代三寶紀》卷九的這幾條資料仍然有兩種可能:一是卷三所記《文殊問菩提經(jīng)》為《文殊問菩提經(jīng)論》之誤。二是承認卷三所記正確而卷九所記《文殊問菩提經(jīng)》一卷為二卷之誤。由于卷三在出現(xiàn)《文殊問菩提經(jīng)》之后未再提及《文殊文菩提經(jīng)論》,因此,筆者懷疑現(xiàn)在流傳的版本在此有脫漏,也許應該為:“《文殊問菩提經(jīng)》一卷、《論》二卷,菩提流支出。”

　　[⑥]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頁上。

　　[⑦]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三,《大正藏》第49卷,第45頁上。

　　[⑧]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大正藏》第50卷,第274頁上。

　　[⑨] 唐裴?《皇唐嵩岳少林寺碑》,《金石萃編》卷七十七。

　　[⑩]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5頁下。

　　[11]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三,《大正藏》第49卷,第45頁上。

　　[12]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頁下。

　　[13] 《大正藏》第16卷,第665頁上—中。

　　[14] 《廣弘明集》卷二十二《金剛般若經(jīng)集注序》(唐李儼撰)說:“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卷。”

　　[15]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二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644頁上—中。

　　[16] 參見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三卷,第46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17]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中。

　　[18]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

　　[19]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

　　[20]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十六,《大正藏》第50卷,第552頁下—553頁上。

　　[21]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中。

　　[22]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頁下。

　　[23] 《大正藏》第12卷,第223頁中—下。

　　[24]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頁下。

　　[25]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頁中。

　　[26] 現(xiàn)今通行的《大正藏》版本作“元年”,而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和道宣《大唐內(nèi)典錄》卷四均作“六年”。

　　[27] 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依據(jù)日本境野黃洋《支那佛教史講話》所說推論說:“少林寺寺主之佛陀禪師,固亦地論師之佛陀扇多也”,并且認為,是道宣“誤認一人為二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559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目前學界大多贊同此說。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卷的兩位作者意見不一,在敘述地論師時以《續(xù)高僧傳·慧光傳》為依據(jù),認為跋陀與勒那摩提是一人(第448頁),而在另一處敘述禪法時說“跋陀與佛陀扇多應是兩人”(第513頁)。徐慶束先生在《〈魏書·釋老志〉所記僧人略考》(《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中對此提出了懷疑�；酃庾淠甑拇_定,可以結束這一公案了。由出土的碑文可知,道宣的《慧光傳》有嚴重失誤。

　　[28] 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

　　[29] 《大正藏》第26卷,第123頁中。

　　[30]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卷,第44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31]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頁上。

　　[32]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關于勒那摩提到洛陽的時間,《全唐文》卷九?四《大法師行記》碑有文說:“暨大魏太和廿二年,中天竺優(yōu)迦城有大法師名勒那么提(闕二字)寶意,兼(闕二字)乘,備照五明,求道精勤,圣凡未簡。而悲矜苦海,志存?zhèn)骰�。遂從彼�?闕一字)《持十地論》,振斯東夏。”太和二十二年為498年。此石碑立于貞觀六年(632年),按理應該更可信。然此碑文的主旨是為突出地論南道靈裕一系的正統(tǒng)地位,一些記載與其它文獻嚴重不合,姑且從疑。

　　[33]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下。

　　[34]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中。

　　[35]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628頁上。

　　[36]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上。

　　[37]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下。

　　[38]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中。

　　[39]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頁下。

　　[40]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82頁下。

　　[41] 釋恒清《佛性思想》,第78頁,三民書局,1997年2月初版。

　　[42] 唐道宣《續(xù)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

　　[43] 參見談錫永《〈究竟一乘寶性論〉新譯》,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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