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剛經(jīng)》全文約五千四百多字，大致內(nèi)容是：

　　有一次，釋迦牟尼佛（世尊）在舍衛(wèi)國的祗樹給孤獨園，與一千二百五十名大比丘在一塊兒。日頭將午，快到了吃飯的時辰，釋迦牟尼便穿衣持缽到城中去乞化，然后又將乞化而來的食物帶回祗樹給孤獨園。飯后，釋迦牟尼收起衣缽，洗完腳，鋪好座位，然后端端正正坐下。這時，一位名叫須菩提的長老從人群中走出，上前恭恭敬敬地向世尊行禮，然后問道：如果有人想發(f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當守持什么？怎樣才能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梵文音譯，意思是“無上正等正覺”，是佛陀覺悟的最高智慧，它能認識到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質(zhì)，具備這種覺悟就是成佛。所謂“發(f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下決心成就無上智慧，無上大道，即發(fā)愿成佛，這也是大乘菩薩行的全部內(nèi)容和目的。

　　須菩提提出問題后，世尊感到很高興，便回答了這一問題，通過非此非彼有無雙遣的重重否定，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虛幻不實的，要成就無上智覺，破除一切執(zhí)著，掃除一切法相。

　　釋迦牟尼認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世上的一切事都如夢，如幻，如水面的氣泡，如鏡中的虛影，如清晨的露珠，日出即散，如雨夜的閃電，瞬息即逝。世上的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成，并無自性，所謂“緣起性空”，因此，我們平時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實際都不是它們真正的形相，事物真正的形相（實相）是“無相”。這樣，世界上一切都不值得執(zhí)著，這就叫“無住”。在修行實踐中，能真正認識到無相之實相，能做到于世界萬物都無念無系的“無住”，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脫。

　　為了使人們真正做到“掃相破執(zhí)”、“無相無住”，釋迦牟尼舉了很多例子用以指導人們的修行實踐。釋迦牟尼能使一切眾生都得到解脫而進入涅槃，但并沒有任何眾生得到解脫，因為眾生之相皆為各種因緣合和而成，并非真實，只是虛妄之相；釋迦牟尼的身體有三十二種優(yōu)秀的特征，但是不能根據(jù)這三十二相來認識如來，因為這不過是外在的虛妄之相，如果僅看到這三十二相，則不能認識如來的真實面目（法身），因為真正的法身是無相的。

　　釋迦牟尼通過否定摒棄事物的虛幻之相，揭示出世界的真實本質(zhì)，即“實相者則是非相”。如果認識到一切事物都是虛幻無自性的，就認識到了世界的真實本質(zhì)、真如實相，即“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倘能如此，就能不“住色生心”，就能不執(zhí)著于“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修行者在掃去一切虛妄執(zhí)著后，萬法的真實情狀、真如實相就會自然顯示出來，即“信心清凈，則生實相”。

　　釋迦牟尼要求人們掃相破執(zhí)，甚至要求人們對“佛法”也不應執(zhí)著，認為“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經(jīng)中以舟筏作喻，說明佛法只是方便設施，不應拘泥死守。釋迦牟尼說他自己在燃燈佛處修行，無一法所得，所以燃燈佛為之授記，認可他修行成功。如果執(zhí)著于一法，燃燈佛就不會為他授記�！督饎偨�(jīng)》中反復強調(diào)，修行者在修行過程中要破除執(zhí)相于布施，又要破除執(zhí)相于修行的果位（得菩薩果位、得阿羅漢果位等），即破除修行過程的一因一果。只有把“破執(zhí)掃相”貫徹于修行的整個過程，才會體證真如，獲得解脫，成就佛道。

　　《金剛經(jīng)》強調(diào)該經(jīng)的般若思想是佛門修行解脫的最高智慧，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jīng)出”，承諾如果有人信持此經(jīng)，并為他人解說，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果報不可思議”。

　　該經(jīng)的最后，佛說了一首偈子，作為該經(jīng)思想的總結(jié)：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三、《金剛經(jīng)》可以說是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經(jīng)典。

　　《金剛經(jīng)》包含了大乘佛教般若學說的精華，其“性空幻有”、“掃相破執(zhí)”為主要內(nèi)容的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理論基礎。《大智度論》中說：“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諸佛以法為師，法者即是般若波羅蜜。”《大般若經(jīng)》中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母，能生諸佛，攝持菩薩。”《金剛經(jīng)》也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jīng)出。”

　　從現(xiàn)代哲學的眼光來看，《金剛經(jīng)》之所以被奉為諸佛之智母、菩薩之慧父、眾圣之所依，是因為其般若思想關涉的是大乘佛教的認識論問題。

　　般若智慧實質(zhì)上是大乘佛教所倡導的特殊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它要徹底地超越世俗的經(jīng)驗，否定或擺脫世俗的認識，從而認定塵世的感知都是虛幻不實的。只有把握“般若性空”之理，才能拋棄世俗的妄見妄念、妄想執(zhí)著，才能證悟到佛門的真諦。

　　建立起“性空幻有”、“破相掃執(zhí)”的認知模式和思維方式，是獲取佛門知見的基礎，也是建立佛教信仰和進行修行實踐的前提，而《金剛經(jīng)》所闡述的正是建立大乘佛教信仰、從事大乘菩薩行的理論基礎。這一“般若性空”的基礎理論，就佛教的“信仰”與“理解”的關系而言，它解決了“理解”的問題；就佛門的“知行”關系而言，它解決了“知”的問題，所以《金剛經(jīng)》及其般若學說，就自然成為諸佛之母，對大乘佛教而言，《金剛經(jīng)》及其思想有著無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金剛經(jīng)》的般若性空思想是在印度大乘佛教徒在反對部派佛教，特別是說一切有部的“實有”理論中建立起來的�！督饎偨�(jīng)》一問世，在印度就受到了廣泛的重視，著名的印度佛教僧人、哲學家無著、世親等人都對它做過注疏。

　　佛法東傳，中國佛教屬大乘佛教系統(tǒng)，自然青睞作為大乘理論基礎的《金剛經(jīng)》，以展開大乘菩薩行。從公元402 年《金剛經(jīng)》由絲綢之路的河西走廊傳入內(nèi)地，著名翻譯家鳩摩羅什首次把它譯成漢文，到公元702年唐代僧人義凈最后一次重譯，短短三百年間， 《金剛經(jīng)》在中土先后有六種譯本問世，足見這部經(jīng)典在中土受崇奉的程度。

　　《金剛經(jīng)》傳入中土時，正值魏晉玄學興起。中土學人認為般若思想方法，與玄學可以相通，互為發(fā)明，所以當時中土思想界十分重視以《金剛經(jīng)》為代表的般若經(jīng)典，其程度遠勝于印度�！督饎偨�(jīng)》在中土社會，既迎合了士人的情趣，又得到了統(tǒng)治者的扶持。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頒布《御注金剛般若經(jīng)》，把它和《孝經(jīng)》、 《道德經(jīng)》一起頒行天下，明成祖編纂《金剛經(jīng)集注》，敕令天下奉行等等，都是例證。

　　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宗派形成，各宗派對《金剛經(jīng)》崇奉有加，天臺、華嚴、三論等競相習誦，并按本門宗義進行闡發(fā)。天臺宗用佛性論注解經(jīng)文；華嚴宗以真如緣起論解釋經(jīng)文；禪宗更以《金剛經(jīng)》為傳法心印。

　　《壇經(jīng)？行由品》中有一段關于慧能因聞《金剛經(jīng)》得悟的記載：

　　時有一客買柴，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錢，都出門外，見一客誦經(jīng)，慧能一聞經(jīng)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jīng)，客曰：《金剛經(jīng)》。

　　《壇經(jīng)？行由品》中還直接引用《金剛經(jīng)》“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語句，又記載弘忍為慧能說《金剛經(jīng)》，“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

　　《壇經(jīng)？般若品》中全都是解說般若智慧法門，慧能說：“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jīng)》，即得見性”，又說“聞說《金剛經(jīng)》，心開悟解”，稱此法門為“般若三昧”。

　　《壇經(jīng)？定慧品》中，慧能提出“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的宗綱，正是《金剛經(jīng)》“離相無念”、“不住于相”、“應生無所住心”等思想的發(fā)揮。

　　總的說來，慧能創(chuàng)立的頓教法門，般若智慧是其血脈，而從佛典思想淵源來看，《金剛經(jīng)》是《壇經(jīng)》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

　　《金剛經(jīng)》不僅在中國佛學中體現(xiàn)其元典精神和思想價值，從中國文化史的視野來看，它的影響關涉到僧俗各界，滲透到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

　　四、在悠久深厚的文化史中，《金剛經(jīng)》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影響隨處可見，直至近代和當代，寺院僧人日常課頌和講經(jīng)說法，都依此經(jīng)。在民間，連目不識丁的婦孺也可以隨意背出一段或一句《金剛經(jīng)》。在佛教施行扶世助化功德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金剛經(jīng)》應驗、感應故事成為中國民間社會勸善化導的重要形式。

　　在漢唐社會，《金剛經(jīng)》常被不少僧俗用以為祈福禳災、獎善懲惡的法寶，他們收集各種信受奉持《金剛經(jīng)》而獲得功德報應的故事，將這些故事分類輯要，以證明尊奉《金剛經(jīng)》有延壽、愈疾、生子、登科、避邪、脫難、如愿等效應，一方面讓人們加強佛教信仰，一方面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止惡從善。

　　唐代孟獻忠撰的《金剛般若經(jīng)集驗記》按誦持《金剛經(jīng)》而能獲得的應驗和利益，分為救護、延壽、滅罪、神力、功德、誠應等六篇，收入以隋唐社會為背景的《金剛經(jīng)》感應故事七十則。

　　唐代段成式撰的《金剛經(jīng)鳩異》也是同樣性質(zhì)的應驗記，收入了以中唐社會為背景的《金剛經(jīng)》感應故事二十一則。其中有一則故事是這樣說的：

　　有一個叫趙安的平民，一次在野外行走，看見一座墳墓邊放著衣物，趙安以為這是無主的東西，就撿回家送給妻子。鄰居知道后，到官府告他偷盜財物，趙安不承認，官府大怒，安排大刑伺候，然而刑具加身就斷為數(shù)截，趙安卻安然無恙，施刑者問他使了什么法術，趙安說：“唯念《金剛經(jīng)》。”官府甚為驚異，只好將他釋放了。

　　此外，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獻中《持誦金剛靈驗功德記》、《開元皇帝贊金剛經(jīng)功德》等著作，都反應了《金剛經(jīng)》在民間社會的流行情況及其化導世俗的功能。

　　如果說各類《金剛經(jīng)》應驗記說明該經(jīng)在民間社會的地位和影響，那么各種以《金剛經(jīng)》為題材的文化藝術形式足以說明該經(jīng)在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影響和地位。

　　伴隨著《金剛經(jīng)》的傳播，中國古代印刷、雕刻、繪畫、文學、書法等文化藝術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響。世界現(xiàn)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剛經(jīng)》木刻本； 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畫是《金剛經(jīng)》扉頁的佛教繪畫；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時間最早的石刻經(jīng)文之一是山東泰山經(jīng)石峪的石刻《金剛經(jīng)》。

　　此外，柳公權(quán)、趙孟頫等書法大家所書寫的《金剛經(jīng)》手跡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不少與《金剛經(jīng)》相關的文學作品、《金剛經(jīng)》論疏中的詩詞美文仍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