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

梁武帝

　　梁武帝的歷史教訓，更是從歷史上，讓我們警惕于“尚賢與執(zhí)著形式”的重大危險。宋代贊寧大師的《續(xù)高僧傳·智藏傳》曾贊嘆梁武帝，謂之：

　　“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大正新修大藏經》，《續(xù)高僧傳五·智藏傳》）

其《慧云傳》又說：

　　“梁高撥亂弘道，偏意釋門”（《大正新修大藏經》，《續(xù)高僧傳二十五·慧云傳》）

　　“革命”這個詞匯，唐以前就已經開始用了；撥亂，反之則正；梁武帝偏意釋門。

　　眾所周知，他是個舉足輕重的歷史名人。虔誠信佛，幾次出家，六藝備閑，基登逸品。雖登大位，萬機多務，猶手不釋卷，燃燭測光，常至戊夜，親注《大品》，造《斷酒肉文》及《凈業(yè)疏》，于同泰寺剃度而升座講《涅槃經》。又撰寫《通史》六百卷，《經海》三十卷，《五經義疏》、《講疏》等合二百余卷。

　　他親自制文發(fā)愿，祈憑佛力永棄道教。晚奉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唯豆羹糲飯而已，事忙則忘食。日才過中便漱口而坐，又制《涅槃》、《大品》、《凈名》、《三惠》諸經義計數(shù)百卷。于同泰寺升座時，名僧碩學聽者常萬余。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不飲酒不取音樂。此后勤于政事，冬則四更把燭看事，執(zhí)筆觸寒手為皴（cūn）裂……。

　　這一看我們就知道，梁武帝是個了不起的人，甚至是個偉人，何以至于落一個“飾智以驚愚”的說法？

　　諸葛亮《出師表》被認為是千古美文，其“近賢臣，遠小人”是人所公認的。然而，是了不起，就一定要尚其賢舉其能嗎？（尚賢，墨家的政治主張。若單由權勢而不由治心去考量，尚賢也頗有道理�！渡匈t（上）第八》：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于眾賢而已。”《尚賢（中）第九》：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之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墨家的“尚賢”是否真的正確，是否通用于一切處？

　　假如梁武帝作為標榜被樹立起來，一定會有問題。歷史上就曾發(fā)生過讓人惋惜的慘劇：依唐代魏征《梁武帝贊》的說法，武帝由于“仁愛不斷”“過分姑息”，親其近悻（xìng,怨恨、惱怒），愆（qiān）犯多縱舍。并且不能息末敦本，斷雕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甚至于終夜不寐、日旰（gàn）不食……等原因，終致以耄耋（mào dié，八九十歲）之年餓死臺城。

　　“餓死臺城”，成為了這位偉人形象身下永遠也揮之不去的影子。只要進行“尚賢”教育，樹立道德模范形象，餓死臺城的結論就會接踵而至。甚至于韓愈在攻擊佛教時，也死死抓住這條辮子不放，使佛弟子十分尷尬。他說，如果信佛真有你們說的那么好，何至于梁武帝一生拜倒于佛足之下，而卻終究只落個侯景之亂中餓死臺城的下場？

　　“尚賢”決不能成為激發(fā)后學的常規(guī)做法，否則將在這里形成話柄。如《走向未來的信仰》一文認為，因為信仰不是一種“心靈寄托”，而是“心靈歸宿”，所以并不需要將心的取舍寄托到“尚賢”的目標上。其實，心靈寄托源于對一切方向的迷惘無助、乃至空虛無聊。而信仰是正視人生無回避，且敗不氣餒、苦不畏縮，是“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而自食其力的“心靈歸宿”主義。

　　因此，“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是自利化他最需要的精神，至于以念佛等方式為治病發(fā)財?shù)氖侄�，�?a href="/remen/fengshui.html" class="keylink" target="_blank">風水數(shù)算作謀利的方式，則是更加要不得的“下作”。連梁武帝都被唐相魏征評價為“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更何況當今這些中華民族的不肖之子孫呢？大行“飾智以驚愚”之道，就連“尚賢貴貨”的不肖之舉，也被他們再又異化而變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