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為什么重頓悟

洪修平:中國佛學為什么重頓悟

中國佛學為什么重頓悟?

  直觀與頓悟是中國佛學最重要的思維方式。與經(jīng)由概念而通達實在這一有中介、有隔膜的方法相比,直觀體驗的方法有真實不欺、直接明了的優(yōu)點,但同時也存在著難以表達、難以讓人分享的困境。這種思維方式有其印度之源,同時也受到了中國傳統(tǒng)思維模式的重大影響。

  直觀內(nèi)證的修學方式可以在早期禪籍中找到證據(jù)!段鍩魰肪硪挥涊d了著名的“拈花微笑”故事。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就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架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這一段文字便是禪宗所謂“教外別傳”的由來。微妙佛法,不可以言說,只可以心傳。但從佛祖拈花微笑時“眾皆默然”來看,直觀內(nèi)證并非佛教傳教的常規(guī)方式。印度佛教講經(jīng)傳教最大的方便是譬喻。所謂譬喻就是由已知推斷未知,其目標是對人進行理性說服。當譬喻進入辨相的層次,就不再是簡單的形象的譬喻,而進入了因明學的領(lǐng)域。佛教因明學有比量、現(xiàn)量之分。比量方法,以推理、類比為主;現(xiàn)量方法,則是“不假推度”而“親自現(xiàn)見”,也就是在禪宗中十分常見的不可思議的親證或直觀。從邏輯上看,比量與表詮方法有緊密的聯(lián)系,因為它是通過類比而實施肯定判斷;現(xiàn)量則無須推度,任何一個禪觀必然都與類比推理無關(guān),因此多用遮詮的方法,F(xiàn)量雖然未必盡是遮詮,但遮詮的方法較容易將人引導或是逼迫到不可思議的直觀現(xiàn)證。禪宗在覺悟方式上以禪觀取代譬喻,體現(xiàn)了教外別傳,重直觀頓悟的特色。

  頓悟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特別是道家所倡的重直觀、重體悟的思維方式不謀而合。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哲學大綱》中談到中國哲學的這個特征時曾指出,中國哲學是“重了悟而不重論證”的。其原因并不是因為中國人拙于思辨,而是從一開始就對思辨的結(jié)果并不予以絕對的信任。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對“道”的認識是多角度地“仰觀俯察”,注重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超越有限的名言、概念和形象。老子說“滌除玄覽”,意思就是對于“道”的體認要排除各種知識、成見的干擾,在此基礎(chǔ)上,才能發(fā)生對于“道”的真正的、完全的認識。這種對于真理的把握既不是感性認識,也不是理性認識,而是一種直覺式的、了悟性的觀照。它對中國佛學講求頓悟的思維方式的形成也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從佛學理論本身來看,頓悟說與中國佛教所提倡的人人皆有佛性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既然人人皆有佛性,那么,如何憑借佛性得以成佛?成佛需要經(jīng)過什么階段?經(jīng)歷多少時間?這就是“頓悟”還是“漸悟”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中國佛教曾進行過比較熱烈的討論。按照印度佛教的一般說法,修行解脫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累世修行,不斷積累功德。例如《雜阿含經(jīng)》中就說:“精勤修習……漸得解脫。”大乘佛教也提出了菩薩修習要經(jīng)歷“十地”的說法。佛教傳人中國以后,魏晉時期的般若學者道安等人曾聯(lián)系菩薩的“十地”而提出過“小頓悟”。竺道生更提出了“大頓悟”之說,認為證悟諸法實相(涅槊、佛性)之理就是成佛,而“理”完整圓滿,不可分割,故悟必頓悟,不分階次。隋唐時建立起來的中國化的佛教各個宗派,雖然都兼容頓漸,以圓為究竟,但都視頓高于漸的。例如,主張“頓漸相資”、“頓漸泯合”的天臺宗立“五時八教”,其中“化儀四教”是依眾生根機利鈍而設(shè)的,為鈍根人說的漸教顯然淺于為利根人說的頓教。華嚴宗人為抬高《華嚴》而將《法華》之頓貶為漸中之頓,將《法華》之圓斥為“漸圓”,認為只有《華嚴》之頓才是頓中之頓,《華嚴》之圓才是“頓圓”。顯然,此宗也是視頓高于漸的;菽艿念D悟說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又有了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在他之前,無論是小頓悟,還是大頓悟,說的都是悟理得意,而惠能卻另辟蹊徑,他的頓悟說不分能悟、所悟,能所皆統(tǒng)一于當下的現(xiàn)實之心。“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自識本心、直了心性的頓悟說不僅具有一定的宗教魅力,而且產(chǎn)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給中國哲學思想,特別是宋明理學帶來深刻的啟發(fā)。如朱熹所謂的“一旦豁然貫通”的工夫,就脫胎于禪宗的“一悟即至佛地”的頓悟說。陸九淵提出“發(fā)明本心”以達到“知”的認識論,也源于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理論。王陽明的“一悟本體,即是功夫”,更是將“悟”作為把握本體最根本、最終極的方法。

 。ㄕ浴佛學問答》洪修平、許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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