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的三大優(yōu)良傳統(tǒng)

　　佛教在中國長期發(fā)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三大優(yōu)良傳統(tǒng),這就是農禪并重,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tǒng),國際友好交流的傳統(tǒng)。繼承和發(fā)揚這三大優(yōu)良傳統(tǒng),是促進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方面。

　　“農禪并重”,指的是佛教徒在生產勞動和宗教學修兩方面必須并重,不可偏廢,這既是古代中國佛教的叢林風規(guī),也是中國佛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之一。繼承和發(fā)揚這種優(yōu)良傳統(tǒng),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方面。趙樸初老居士早在1983年就于他的《中國佛教協(xié)會三十年》的講話中指出:“農禪并重”從廣義上理解,“農”系指有益于社會的生產和服務性勞動,“禪”系指宗教修學修。兩者不可偏廢。他號召全國佛教徒在進行宗教學修的同時,要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和其他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服務實踐。鼓勵凡有條件的僧尼,都要依靠自己的勞動和工作的實踐,做到自食其力;凡有條件的寺廟,都要依靠生產、服務收入和其他收入,做到以廟養(yǎng)廟。他特別強調,進一步發(fā)揚光大農禪并重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每一個佛教徒的光榮任務和應盡的責任。

　　“注重學術研究”,是中國佛教的又一優(yōu)良傳統(tǒng)。我國歷代高僧所翻譯的佛經和撰寫的佛教著作,為我們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的佛教學術研究和佛教文化事業(yè)取得了顯著成就。如中國佛教協(xié)會建立了佛教圖書文物館,收藏了大批的佛教文物和圖書,開展了對《房山石經》的研究和出版;重新恢復和修繕了金陵刻經處,印刷,流通了大量的佛教經籍;創(chuàng)辦了新會刊《法音》雜志,在海內外廣泛發(fā)行,編印《法音文庫》叢書;創(chuàng)辦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有計劃的開展佛教文化學術研究,出版佛教文化書刊,以“辦刊”、“出書”、“譯經”、“編藏”等為工作重點,為弘揚佛教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F在,全國各地辦有數十種佛教刊物,并創(chuàng)設了許多佛教文化研究機構,每年都會召開多次佛教文化思想研討會,佛教界人士出版的佛教著作不下數百種,佛教學術研究之風初步形成。

　　幾十年來,上海的佛教學術研究取得了相當成就。我們玉佛禪寺也十分重視佛教學術研究。已故方丈真禪長老生前曾出版了《玉佛丈室集》十集、《上海玉佛寺叢書》27種,以及《佛法·社會·人生》、《真禪禪藻集》等。還主編了《上海玉佛寺建寺一百十周年紀念特刊》、《持松法師論著選集》與《紀念文集》、《應慈老法師圓寂三十周年紀念文集》等,發(fā)行數十萬冊。

　　近年來,玉佛寺還復辦了“弘一圖書館”和《覺群》季刊,《覺群》小叢書等,我個人也繼承了真禪長老的傳統(tǒng),開始重視佛教學術研究。近年來,已先后在國內外佛教刊物發(fā)表習作數十篇。目前,我們還在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在寺內增設各種佛教文化設施,開展多種多樣的佛教學術研究,為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開辟新的前進道路。

　　“國際友好交流”,也是中國佛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早在唐代,我國高僧西行東渡,在中國佛教友好交流史上樹立了豐碑。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玄奘大師和鑒真和尚。玄奘法師西行求法,往返17年,行程5萬里,所履所聞138國,帶回大小乘佛教三藏共五百二十卷,六百五十七部。又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論》等譯為梵文,傳入印度。開創(chuàng)了佛教國際友好交流的新紀元。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弘法,曾五次失敗,第六次才取得成功。他除在日本開創(chuàng)了日本律宗,還帶去了大量的佛經、佛像外,還帶去了佛教建筑藝術、雕塑藝術,書法,醫(yī)藥學知識等。所有這些,都是在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留下了令人難以忘懷的篇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佛教的國際友好交流有了新的發(fā)展。我國佛教界同日本、泰國、斯里蘭卡、緬甸、朝鮮、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以及歐洲、北美、大洋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的佛教界都進行了友好交往。中國佛教協(xié)會曾派團出席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多界大會,多次出席國際性的宗教首腦會議和佛教學術會議,為國際友好交往譜寫了新的篇章。

　　中國佛教界,發(fā)揚了國際友好交流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積極開展種種友好交往活動,增進了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促進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yè)。所有這一切,也都是促使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