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與死亡

　　神圣與死亡

　　釋昭慧

　　死 亡,是每一個生命都不得不面對的結局,而且伴隨著死前病苦的折騰,對自己生命的眷戀,對相關人事物的不舍,以及對死后狀況杳冥難知的憂懼,人們大都怖畏死亡。怖畏死亡,當然就會尋求添壽、長生或永生之道。于是,宗教就成為人們面對死亡時最大的慰藉了。也許可以這么說:每一種宗教都是一種“面對死亡”的生命哲學。

　　大體而言,世間宗教面對死亡的威脅,有的是應許人透過祈禳儀式以消災添壽,有的是應許人透過修仙煉以長生不老,更有的是應許人透過信靠上主以永生天界。佛陀則直接表明:有生無不死,欲“不死”者除非能在根源上“不生”;他教人逆向思考“生”的荒謬性(理智方面的無明、情意方面的我愛,以及伴隨而來的種種痛苦),以趨入“無生”(涅槃)為面對死亡的究極之道。

　　90.06.24 昭慧法師參加輔大“廢除死刑國際研討會”并發(fā)表〈廢除死刑之佛法觀點)

　　總之,人為力量之所以從來無法徹底殲滅宗教,原因就在于:不是宗教需要人,而是人需要宗教。人們需要宗教,以幫助其面對生命中的大敵——死亡;宗教各有一套自成邏輯的說詞,讓人燃起一絲希望,期待死亡時得以避免沉淪,獲致超升。于是不但亡者減低了面對死亡的哀凄與慌亂,生者也得以縮短“療傷止痛”的時程。

　　死亡讓人體認到生命的卑微,而宗教卻因其教人“面對死亡”,而益發(fā)凸顯其神圣。顯然宗教是如此善意地教人掌握命運之舵,以期擺脫卑微!然而自認為卑微的生命,一旦會遇了他所自認為神圣的宗教,終究很難擺脫那種全身全心依賴信靠,死生以之的情愫;所以宗教的神圣性一旦被侵犯了,會讓人產生一種“生不如死”的痛切感,而帶給人“面對死亡”時無與倫比的勇氣。你很難以常情想像:古今中外那些前仆后繼的殉教者,他們面對著兇猛的野獸、殘酷的刑罰與銳利的武器,是如何克服對死亡之本能畏懼的!其實他們的思維邏輯很簡單:宗教,不但等于,而且大于個人的生命;以極卑微之生命,捍衛(wèi)那極神圣之宗教,這是“重于泰山”的死亡之道。

　　神圣的宗教教人如何無懼而尊嚴地面對死亡,罪惡的戰(zhàn)爭則強制人們悲慘地大量死亡。這兩者,本是背道而馳的兩股力量——前者教人“向上提升”,后者令人“向下沉淪”;但當兩者被結合而成“圣戰(zhàn)”的時候,它就產生了極其“恐怖”的效果。因為,不但“恐怖份子”本身受到“神圣”的應許而無懼于死亡,而且他們還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種夾帶著神圣因素的死亡,能夠“早死早超生”;或者可以作如是觀:這是建立“神圣國度”的必要之惡。此時宗教徒所培養(yǎng)出來“面對死亡”的勇氣,就不止于用在宗教迫害發(fā)生時被動的“殉教”行為,而可擴而充之用以“宣教”,甚至不惜為了宣教而侵犯異己,屠戮無辜。

　　殺人者只要不畏死,他就可以找到無數侵犯異己,屠戮無辜的機會,此所以“圣戰(zhàn)”遠比任何一種戰(zhàn)爭都來得“恐怖”。他們堅信:為了神圣而無懼于死亡,會使人更接近神圣。以極卑微換得極神圣,這當然是一場值得豪賭的命運游戲!至此,人類終極的依靠,生命永恒的慰藉,吊詭地形成了蒼生重大的浩劫!

　　90.09.10 昭慧法師參加衛(wèi)生署疾病管制局“生命有限,大愛無限”記者會

　　杭亭頓說: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終將一戰(zhàn)。此一預言,難道已在九一一世貿中心與五角大廈數千冤魂的身上,得到了初步的見證嗎?阿富汗政權不愿交出九一一慘案嫌疑首腦賓拉登,甚至不惜為此而掀起一場血腥的圣戰(zhàn)。宗教,難道必須歷經無數“死亡”的血祭,才能證明其“神圣”嗎?

　　被視為“神圣”的不只是宗教,人間的意識形態(tài),只要被推到極致(無論是極左還是極右,是父權思想、族歧視、階級意識還是人類沙文主義),就很難逃脫被神圣化的命運。不可思議的是:世俗人事,只要一經神圣化,同樣是如此地貼近死亡!

　　納粹把自種族神圣化,相對地就把異族類妖魔化,導致令人發(fā)指的滅種大屠殺。毛澤東說他死后要去“見馬克思”;馬克斯因其創(chuàng)說共產主義而被視同神圣(此所以共產黨員可以不需要宗教,因為共產主義早已神圣化而等同于宗教了),正因共產主義如此神圣,不符主義規(guī)格的人事物,豈不就等同于邪惡了?于是數以千萬計人民同樣被妖魔化,而在各種斗爭與困頓中悲慘死亡。中國的大一統(tǒng)意識,使得原屬政治層面的領土或主權問題,也被化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念,臺灣人民,也就因為此一政治議題的“神圣”,而長期生活在戰(zhàn)爭與“死亡”的陰影中。

　　神圣,令人撩起無限向往,也令人絕望到幾乎窒息,只因為它是如此地貼近著死亡!

　　九十年九月十八日 于尊悔樓

　　——刊于九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