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衣的由來與發(fā)展

一、三衣的由來、形狀及其用途

　　在印度，由于天氣較為炎熱，再加上當時風(fēng)俗習(xí)慣的影響，出家人的衣服十分簡單，但是出家人究竟應(yīng)該有幾種衣？這就必須考察衣制的來源。佛在成道以后的最初五、六年中，根本沒有制訂戒律的條文，只有一些原則性的規(guī)范，所以也談不上衣的制度與規(guī)定。除了披著的方法及其式樣，跟俗人和外道不同以外，并沒有限制比丘應(yīng)該有多少件衣服。后來，在一年的冬季里，佛與弟子們在人間游行乞化，佛陀看見弟子們得到很多布料，有的戴在頭上，有的掛在肩上，有的纏在腰際，看起來既失威儀，而且十分累贅，于是佛陀便計劃衣的限制了。那時，正是印度的隆冬，當天晚上佛陀親自試驗：初夜披一件就夠了；中夜覺得冷，于是加上一件；后夜時，還覺得冷，于是再加一件，也就足夠御寒了。因此，佛陀制定比丘不得超過三衣，這就是所謂“三衣”的來源。

　　其實所謂衣，只是一塊長方形的布，最初的三衣并沒有規(guī)定條數(shù)與塊數(shù)，也不是割截以后再拼湊而成的，所以也沒有五條、七條、九條衣的名稱。佛陀僅僅規(guī)定有三種衣，三種衣的區(qū)別，并不在條數(shù)的多少，而在其層數(shù)的厚薄。如果是做新衣，“安陀會”與“郁多羅僧”都是一重，“僧伽黎”則為二重；如用舊衣拼湊，“安陀會”與“郁多羅僧”都是二重，“僧伽黎”則為四重；如果用糞掃衣做衣，重數(shù)多少，則可隨意。

　　至于割截而成的“福田衣”，是在阿難隨佛出家以后的事了。當時印度社會的治安不是很好，比丘們披了新衣，在人間游化，往往會遭到土匪與小偷。因為三衣是整塊的布料，比丘固然可以制衣披著，俗人稍微加以修改，照樣可以披著。因此，僧衣被搶劫一空，只剩下光條條的人放回僧團的事，時常發(fā)生。即使住在僧團之中，或住阿蘭若處，衣服失竊的事，也屢見不鮮。佛陀為此，頗為擔心。

　　有一天，佛往南方游行，在路上看到道旁的耕地，一方方，一塊塊，溝畦分明，田畝齊整，心里很高興，便指著田野，對阿難說：“你能教比丘僧制作這樣形式的衣服嗎？”阿難很聰明，他一口答應(yīng)了。“福田衣”于是便這樣作成了。后來，佛陀告訴大家，過去一切如來及弟子都是這樣做的。第一，其形如田，比丘披著可由信徒來供養(yǎng)種福；第二，割截分裂，盜賊竊之無用，可以減少比丘的損失。

　　所以，安陀會，譯為“作務(wù)衣”，是用五條布料縫制而成的，又稱為“五條衣”，每條一長一短做成，共計十隔。安陀會是在勞作、行路乃至就寢時穿用的，因此又稱為“內(nèi)衣”、“中宿衣”、“中衣”。安陀會的長度是佛的四肘（約為常人的三倍），寬度是佛的二肘，所以較為短小，而且行動靈活。

　　郁多羅僧，譯為“入眾衣”，凡是誦戒聽法，隨眾之時，都在安陀會外，加披郁多羅僧。郁多羅僧是用七條布料縫制而成，每條兩長一短，共計二十一隔，所以稱為“七條衣”；在三衣中它居中位，所以稱為“中價衣”，又稱為“上衣”。

　　僧伽黎，譯為“重衣”或“雜碎衣”，唯有行化乞食、進入聚落王宮、說法教化時披它。僧伽黎共分為九品：下下品九條、下中品十一條、下上品十三條，這三品衣全是每條兩長一短；中下品十五條、中中品十七條、中上品十九條，這三品衣全是每條三長一短；上下品二十一條、上中品二十三條、上上品二十五條，這三品衣全是每條四長一短。這九品大衣，下下品九條，每條三隔，共計二十七隔；乃至上上品二十五條，每條四長一短，共計一百二十五隔。所以，僧伽黎又稱為“大衣”。

　　僧伽黎在中國佛教，是最為嚴正而又神圣的衣，尤其將二十五條的鑲金的大衣，稱為“祖衣”，以為只有傳祖接法的人，才夠資格披它。其實，僧伽黎的本義的確有其神圣性，但是與中國的觀念，稍微有出入。在佛陀時代，比丘行化人間，往往露宿野外，或在臨時的旅舍借宿，夜間氣候較涼，必須有御寒的東西，這就是僧伽黎的主要用途了。正因為僧伽黎要當做被褥來用，所以其制作的重數(shù)，要比其他兩種衣厚些。所以，戒律規(guī)定比丘外出行化，不得無故離衣而宿。

二、三衣布料的來源

　　關(guān)于三衣布料的來源，有兩種可能：一是“檀越施衣”，二是“糞掃衣”。所謂“檀越施衣”又有兩種方式：一是“襯施”，二是“單施”。在佛陀時代，齋主請僧供養(yǎng)，齋供完畢之后，并且請僧說法。有錢的齋主，除了以飲食供養(yǎng)齋僧，并且在供齋的同時，一人供獻一塊布，這便是“襯”了。布的質(zhì)料和布的大小多少，只能看齋主財力及其發(fā)心的程度而言。所以出家人得到襯施之后，不一定能夠做成一件衣服，有時積聚了好多家齋主的襯施，才能湊成一件衣服。至于“單施”是一次便能布施做成衣服的布料，這樣的機會當然也有，但是并不常有。

　　糞掃衣，是普通俗人的棄物，常常散落在垃圾場及墓地等處，比丘揀來這些破衣碎布片后，經(jīng)過洗滌縫制而成的僧衣。糞掃衣是早期佛教比丘真實生活的寫照，是四依止之一，即常乞食、糞掃衣、樹下坐、陳棄藥。

　　《四分律》卷三十九舉出十種糞掃衣：一、牛嚼衣，二、鼠齒衣，三、燒衣，四、月水衣（月經(jīng)布），五、產(chǎn)婦衣（血污布），六、神廟中衣，七、冢間衣，八、求愿衣，九、受王職衣，十、往還衣。《十誦律》卷二十七列舉了四種糞掃衣：一、冢間衣，指用來纏裹死尸而丟棄在墳間的衣料；二、出來衣，指纏裹死尸的衣料而又用來布施比丘；三、土衣，指被丟棄在墳間、巷陌及垃圾場所的衣料；四、無主衣，指散落在村落或空地的無主衣料。但是，糞掃衣的最重要來源，應(yīng)該是冢間衣，因為在印度，人死后不必埋葬，死人的身體爛掉后，衣服還可以撿起來給出家人派上用場。但是，冢間衣更多的是指死人的家屬為死人留下或拋棄的生前衣物，就有一些依止糞掃衣的比丘，前去拾取死人及送葬者的衣服，比丘拾回去洗染香熏之后，就可以改制使用了。

　　比丘穿糞掃衣的根本目的在于斷除貪欲，遠離對物質(zhì)生活的執(zhí)著�！妒�住毗婆沙論》卷十六說，穿糞掃衣有十種利益：（1）慚愧；（2）障寒熱毒蟲；（3）表示沙門儀法；（4）一切天人見法衣，尊敬如塔；（5）非貪好；（6）隨順寂滅，非為熾然煩惱；（7）有惡易見；（8）更不須余物，莊嚴故；（9）隨順八圣道；（10）精進行道，無染污心。

　　佛陀常常贊嘆糞掃衣的功德，固然有很多比丘是終身披著糞掃衣，但也有很多弟子們是不披糞掃衣的。尤其是比丘尼弟子們，佛陀并不鼓勵她們披著糞掃衣。特別到了我們中國，根本不可能有糞掃衣讓出家人穿，最多是老修行穿得破爛一些的衲衣罷了。

三、三衣以外的衣服

　　佛陀制定三衣以后，關(guān)于衣的問題，并沒有因此而全部解決。年紀大的老比丘睡覺時需要墊的，于是佛聽許有臥褥；坐時要軟些，佛許有坐褥；睡時要枕頭，佛陀也允許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洗臉要面巾，洗澡要用拭身巾，洗腳要用揩腳布，頭上怕冷的可以戴帽子，腳上不習(xí)慣赤腳的可以穿鞋；比丘雨天在露地脫光了身子洗澡，有礙觀瞻，于是準許有雨浴衣；比丘身上生了膿瘡，把衣服弄臟了，因此佛陀準許有覆瘡衣。

　　另外，如阿難出家了，因為阿難是佛弟子中的美男子，阿難穿起比丘的三衣，偏袒右肩，露出右邊的胸脯，使得婦女們看了，往往為阿難招來許多“愛”的煩惱，因此佛陀允許阿難著覆肩衣。有的比丘因為沒有內(nèi)衣，到聚落乞食時，被風(fēng)吹起外衣，暴露了下體（當時的印度民族皆不穿褲子），于是佛陀又允許比丘們?nèi)刖勐淦蚴硶r穿著內(nèi)衣（或叫下裙）。

　　后來，有女人出家，比丘尼只穿三衣，蓋不住肩部和胸部，有時被人調(diào)戲恥笑，佛陀便干脆在三衣之外，規(guī)定為她們加上覆肩衣和內(nèi)衣。但是，女性的出家人，僅此五衣還是不夠。她們不得在雨天于外面露浴，于河池之中，也有許多不便，所以允許有浴衣；另外，為免月經(jīng)來潮，將衣服弄污，佛陀又準許她們蓄有�。ㄔ滤�）衣。所以，《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中，規(guī)定有十三種衣：僧伽胝（僧伽黎）、溫怛羅僧伽（郁多羅僧）、安怛婆娑（安陀會）、尼師但那、裙（內(nèi)衣）、副裙、僧腳欹（覆肩衣）、副僧腳欹、拭面巾、拭身巾、覆瘡衣、剃發(fā)衣、藥直衣（備為病時換取醫(yī)藥）。

　　還有一種“縵衣”，是用大塊整幅布料制成，是給出家還未受具足戒的沙彌（尼）和受用“在家戒”的男女居士們著用的。因為他們都沒有受過出家大戒，不堪為世福田，所以他們著用的“縵衣”，不能裁縫田相。沙彌與在家弟子所不同的是，沙彌一經(jīng)出家，終年披著縵條衣，在家弟子則限于佛事堂中披著縵條衣。

　　另外，最為重要的一種服具是“尼師壇”，在有關(guān)的典籍中，義譯為“坐具”或“臥具”，也有譯作“敷具”或“隨坐衣”，簡稱為“具”。原意凡是敷設(shè)的東西，都可以稱為“尼師壇”，所以床褥、床單、坐墊、坐褥等都可以稱為尼師壇了，所以譯為“敷具”較為恰當。

　　在戒律中記載，佛陀的時代，一些年輕初出家的比丘，因為未證四果阿羅漢位，所以未能斷欲（初果斷邪淫，三果斷淫欲），所以在睡眠之中，尚有遺精的現(xiàn)象，因此把臥具弄污了。佛陀發(fā)現(xiàn)此一事實之后，首先將比丘們呵責了一頓，隨即開示離欲之道，并且準許比丘們作尼師壇，用來“障身、障衣、障臥具”。由此可見，尼師壇既非坐具，亦非臥具，而是敷設(shè)在坐具或臥具之上的襯單。同時，戒律規(guī)定尼師壇的長度約佛的兩磔手半，寬度約佛的一磔手半（佛陀一磔手，約為兩尺長），所以尼師壇是一塊四五尺長、兩三尺寬的襯身布。尼師壇是比丘們所必須隨身攜帶的用具，使用時應(yīng)該自己敷設(shè)、自己收起，不應(yīng)假手于人。[1]

　　按照律制規(guī)定，尼師壇固然可以用兩重新布料復(fù)迭一起，但須將舊具撕裂，貼于新具的四緣四角，一則廢物利用，第二使之堅牢，第三表示壞色。后來，中國佛教的出家人作新具，也在四緣四角貼四塊顏色不同的新布。中國佛教的出家人后來便用尼師壇作為禮佛拜僧時的用具，稱為“展具”，這是中國佛教自己的發(fā)展。

　　所以，衣總共可以分為三類：一、制衣，即安陀會、郁多羅僧、僧伽黎；二、非衣，亦名小小衣，梵語稱為波利伽羅衣，便是除去制衣之外的種種小衣；三、聽衣，由于地理環(huán)境及其氣候與風(fēng)俗的關(guān)系，隨緣增加的衣服。中國出家人平常所穿的衣服即是聽衣，三件制衣成為了莊嚴用品，而一般的比丘，僧伽黎與安陀會則很少用。

四、僧衣的顏色

　　佛教的僧衣，特別是三衣，在使用顏色方面有兩項主要規(guī)定：一則不許用上色或純色，如純青、黃、赤、白、黑和黃藍、郁金、落沙、青黛等顏色；二則在衣服上，尤其在新制的衣服上，必須點上一塊別的顏色，稱為“壞色”。

　　真正的壞色衣，佛陀教導(dǎo)弟子們用樹皮煮汁，或用污泥漬污；且在新衣之上，必定另加舊衣的“貼凈”，就是用舊衣的舊布，在新衣上加貼一塊，以示壞“式”。所以，后來中國佛教的比丘制衣，在新衣搭肩處，用一小塊同色同質(zhì)的新布貼上，就是象征貼凈與用作障污。

　　還有一種壞色的方法，叫做“點凈”，就是在新衣的任一已染的顏色之上，另外用其他顏色將純一染色的新衣，點上一塊色漬。戒律中規(guī)定，比丘的衣服，允許有青、黑、木蘭（近似熟桑椹色或咖啡色）的三種顏色，仍非舊色，必須以本色之外的兩種顏色點凈之后，方始算是壞色，如果是青色衣，須以黑與木蘭色點凈；如果是木蘭色衣，須以青與黑色點凈。

　　壞色在梵文中稱為ka2qyq，音譯為“袈裟”，譯成“不正、壞、濁、染、雜”等等，所以凡是不正的、染壞的，都可以稱為袈裟。袈裟本義是一種草，引申為由這種草取汁染色而成的“赤褐色”，再進一步才引申出“不正色”。佛陀規(guī)定弟子們應(yīng)該穿壞色衣，不得穿正色或顯色衣，所以僧衣名為“袈裟”。其實，袈裟不但可以稱呼僧衣，也可以稱呼其他東西，如食物的五味之外的雜味或壞味，便可稱為“袈裟”�？梢�，袈裟一詞，不僅是佛教的僧衣所專用，也不一定即是衣。

　　后來，不同部派便開始穿不同顏色的衣服，如《舍利弗問經(jīng)》說，薩婆多部著皂色衣，摩訶僧祇僧著黃色衣，彌沙塞部著青色衣，曇無德部著赤衣，迦葉維部著木蘭衣。這是通過三衣的顏色不同，來表示自己的宗派。雖然五部的衣色不同，但原來的赤色袈裟，卻在五部中通用。

五、漢傳佛教僧人的服飾

　　隨著佛教傳入中國，漢傳佛教的祖師依據(jù)實際情況對出家人的服飾進行了改革，以適應(yīng)氣候與漢地的習(xí)俗。就三衣而言，一般漢地的僧人都穿三衣中的一件，搭在常服的外面。比丘的三衣有不同的作用：五衣叫作物衣，勞作時穿；七衣是禮懺衣，禮佛誦經(jīng)時穿；祖衣是最正式的衣，當比丘于禮拜、乞食、講聞佛法、羯磨儀軌等聚會時，才可穿著。

　　而一般僧人的常服，則有許多種。如大褂是今天最常見的常服，一般僧人平常都穿著大褂。除此之外，還有羅漢褂（舊時的小褂）等常服。大褂與明代俗服類似，它和羅漢褂一樣都是斜襟的。而近代太虛大師進行改革時，創(chuàng)造了小褂、中褂、伽藍褂、太虛褂等常服，這些改制的服飾都是對襟的，顧名思義，“小”、“中”之名都與衣服的長度有關(guān)，而太虛褂則與大褂的長度相當。伽藍褂則沒有衣袖，通常是冬季保暖之用。

　　在許多正式場合，袈裟之下會穿著“海青”，它通常也叫作“大袍”，在古代則稱為“直裰”，原是從我國漢唐時代的服式衍流而來的。在從前，無論僧俗都穿用它，本屬于寬袍大袖的唐裝，身腰、下擺、袖口都很寬闊，穿著自在。在我國的僧團中，除了“袈裟”，“海青”算是最尊勝的僧服了。穿著“海青”，大都是在“禮誦、聽經(jīng)、會賓、議事”、以及晉見長老等重要的場合。

　　在古代僧人受到朝廷的管轄，所以在皇權(quán)的影響下，僧人服飾有所演變和區(qū)別，皇帝有時禁止僧人使用皇室專用的正色，有時又御賜正紅、正黃的袈裟給某些比丘。我們?nèi)魠⒖既毡旧�人袈裟的行制和變遷就可以知道，各個宗派的僧人服飾有許多不同，因為不同宗派傳入的時間不一樣，那時日本佛教的祖師入華求學(xué)時，就帶回了當時的僧服。中國三武一宗滅法時，也有日本僧入華求法，但是為了躲避迫害，就發(fā)明了一種輪袈裟——用一條帶子掛在脖子上，表示不離三寶。現(xiàn)在我國的僧人的服飾，基本上是明清時期的款式和太虛大師所創(chuàng)制的褂子，從僧人服飾的衍變也可以看出佛教文化隨著因緣的發(fā)展而演化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