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教授的50載佛學人生

方立天說

　　“每當我看到觀音、關(guān)公這些塑像，就有一種異常神奇的感覺涌上心頭，引發(fā)出難以名狀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要‘靜心專一’。雜念多不容易看好書，浮躁寫不出好東西，要甘于寂寞，坐冷板凳。”

　　“我把自己的任務(wù)限定為從學術(shù)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圖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敘述和評價宗教的復雜現(xiàn)象，肯定在我看來應(yīng)該肯定的東西，否定在我看來應(yīng)該否定的東西。”

　　“天時、地利、人和，塑造了我的學術(shù)生涯，編織了我的人生。人生離不開緣，人生就是緣。”

50載佛學人生

　　他，是著作等身的大學教授，其著述代表了20世紀以來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他，是宗教學界的泰斗人物。國家宗教局局長在他面前自稱“學生”；佛教協(xié)會高僧面對他也以“晚輩”自居。

　　2011年，步入人生第78個年頭的方立天，迎來了他從教50周年的紀念。在中國人民大學為他舉行的學術(shù)研討會上，來自各大寺院的住持長老，各個宗教協(xié)會的領(lǐng)袖，佛學界、哲學界的知名人士一齊亮相，盛況空前。

　　眾星捧月中，這位享譽海內(nèi)外的佛教學家、中國哲學史家和宗教學家依然低調(diào)而平靜。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起自己半個世紀的佛學人生，已近耄耋之年的方立天話語中依舊滿含禪機：“每個人的人生都與一定的因緣條件相依相存，互動互變，并在因果律的支配下展示其獨自的意義與價值。天地人和，因緣際會，成就了我的學術(shù)人生，構(gòu)成了我的幸運人生。”

中國佛學院的“俗家弟子”

　　兩撇斑白的佛眉，頗有古拙之氣；說話語速很慢，但卻有條不紊。坐在沙發(fā)上的方立天，就好像冷清角落里的一介學人，不溫不火，遺世而獨立。

　　方立天出生于浙東農(nóng)村，他一直記得童年時學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廟宇，觀音和關(guān)公共處一室。記得母親每日里燒香拜佛，有時半夜叫他起床，走40多里山路去拜神，吃齋飯。“每當我看到這些塑像，就有一種異常神奇的感覺涌上心頭，引發(fā)出難以名狀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幼年時心靈埋下的種子，讓方立天后來報考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并如愿以償。畢業(yè)時，中國人民大學到北大來要畢業(yè)生，挑了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各一人，其中學中國哲學的，挑的就是方立天。

　　說起如何走上佛學研究的道路，方立天記憶最深刻的就是在北京法源寺8個月的進修學習。“我應(yīng)該是人大建校至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到寺廟里學習過的教師。”談起那段經(jīng)歷，方立天不無得意地說。

　　1961年，28歲的方立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擔任助教。當時教研室要教師們各自敲定研究領(lǐng)域，方立天挑選了無人認領(lǐng)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把自己的大好年華交代給了那段天下紛爭、佛教大興的歲月。

　　研究佛教，談何容易？在北大讀書期間，方立天只接觸過兩個課時的佛教學習。“光看書是不行的，必須要去聽課。”抱著這樣的想法，他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沒有一處開設(shè)佛學課。

　　當時，正是政治運動不息的年代，宗教領(lǐng)域受沖擊，被許多人認為是“敵對”的思想范圍，方立天卻認為，這是中國傳統(tǒng)的東西，應(yīng)該有人去學。他到處打聽，終于得知佛教界自己辦了一所學校叫中國佛學院，就在位于宣武門的法源寺里，有出家人在傳授佛教課程。

　　法源寺是北京城內(nèi)現(xiàn)存歷史最悠久的古剎。1956年，以培養(yǎng)僧才為目標的高等佛教院校----中國佛學院在法源寺創(chuàng)辦，有來自全國各地寺廟的100多名學僧在此學習。其深厚的歷史底蘊和佛學傳承吸引了方立天。

　　在征得哲學系以及教研室的同意之后，從1961年9月底開始，方立天每天換乘兩趟公交車加步行，花費1個多小時的時間趕到法源寺旁聽佛學課，晚上再趕回學校。

　　于是，在滿屋僧侶的中國佛學院課堂上，出現(xiàn)了一個身穿中山裝的“俗家弟子”，他總是坐在最后一排，認真地記筆記，專注地聽講。

　　佛學院對于方立天這樣的“另類”出現(xiàn)懷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擔心他來學習是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覺得高校青年教師愿意來寺學習，是學院的光榮。這樣“走讀”一段時間后，寒冷的冬天就要來了。“出家人真的是慈悲為懷。”方立天回憶說，“當時學院的副院長周叔迦大師看我每天跑來跑去很辛苦，怕我凍壞了，就允許我住到寺里。”

　　每天早上4點，僧人們起床做早課，方立天也起床讀書。與暮鼓晨鐘相伴，和出家僧徒朝夕相處，受教于一批一流佛教學者，接受了純正的佛學知識教育。尤其是副院長周叔迦，親自給方立天開書單，并讓他定期報告讀書心得，可謂耳提面命。

　　一住就是8個月，這段經(jīng)歷對方立天影響很大。從那以后，他對佛教有了一個整體的了解，對僧徒的生活也有了感性的認識和理解。從此他寫文章，在當時的形勢下雖然還不免批判佛教，但講道理，不謾罵，也不全盤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這些都獲得了佛教界的認同。

從講師直接晉升為正教授

　　在“方立天教授從教5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程天權(quán)向與會者講了一個故事。

　　2001年，剛剛調(diào)任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程天權(quán)一進學校，就聽說了這樣一個流傳已久的故事。人大復校之后，有一位教授背著黃書包到圖書館看書，從早上7點一直看到晚上7點，20多年如一日。后來圖書館專門給這位教授設(shè)了一張辦公桌，以免他和學生搶座。

　　“情節(jié)基本屬實。”故事的主人公方立天笑著說，“我不光拿著包，還經(jīng)常帶著大茶杯和小水壺。到圖書館看書的習慣是我到人大工作后就開始的，一直到2005年我的住所搬到人大校外。還要強調(diào)一點，人大復校時，我還只是個講師，不是教授。”

　　1978年，人大復校，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別的校園。那一年，他45歲。

　　物是人非，這個時候的方立天已經(jīng)不再是學術(shù)新秀。他已經(jīng)是一雙兒女的父親，全家四口人蟄居在不足30平米的筒子樓里，工資入不敷出，年近半百的他依然是講師。

　　然而這些不如意并沒有阻擋方立天的步伐。他沒有時間過多地感嘆生活的困窘，而是取消了所有的周末和節(jié)假日，背著書包和大學生一起走進圖書館，看書、備課、寫文章。“我在2006年前發(fā)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圖書館完成的。”

　　讀書人都知道，康德作息準時，他出門散步的時間可以供鄰居定時用。在人大校園里，也有這樣一座鐘，那就是方立天進出圖書館的時間。他每天早上等著工作人員開門，晚上由工作人員催著“收工”。久而久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也被他感動了。那時的圖書館，書庫是封閉的，需要什么書，得填寫書單，由工作人員提取。圖書館卻為方立天在書庫里設(shè)了專門的桌椅，他一伸手就可以從書架上取書。這樣一來，他真的被“埋”在書山書海里，可以“海闊憑魚躍”了。

　　這一時期佛教研究逐漸恢復，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和師友一起編輯了《中國佛教思想史料選編》4卷共10余冊，成為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國內(nèi)最流行的佛教資料集。他自己則撰寫了《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得到了時任國務(wù)院古籍整理規(guī)劃出版小組組長李一氓的高度評價，將其稱作古籍整理的典范。

　　1983年，人大進行職稱評定。方立天提出了一些建議，希望讓職稱評定更加規(guī)范。“這下捅了‘馬蜂窩’，本來聽說我在副教授的評定中排在前列，但后來名單公布時把我拿掉了，領(lǐng)導找我談話說起沒有評我的原因時也是含糊其辭。”

　　在一些人看來，遭此打擊的方立天可能會消極罷工，也可能尋求調(diào)動工作，甚至還可能跳樓自殺。

　　或許正是佛教賦予的智慧，柔軟又堅強。方立天并不與現(xiàn)實世界擰著來，但也絕不無條件地順從形勢而墮落。他生性沉靜寡言，但心里有主見，認定的事堅持不動搖。

　　“雖然內(nèi)心感到不公平，但我覺得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還是要有真才實學，把課上好，把科研搞好。”帶著這樣的想法，第二天，方立天照常背著書包走進了圖書館。

　　正所謂天道酬勤。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部分重點大學的文科類專業(yè)中選拔一批年輕一點的正教授，推動青年人才的涌現(xiàn)，哲學學科全國一共要評5個。經(jīng)學校推薦、國務(wù)院學位委員會的審定，方立天從講師直接晉升為正教授。那一年，他50歲。

　　兩年后，方立天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學》。該書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流行最廣的一本佛教入門書，許多這一年代成長起來的佛學專家和高僧都不諱言此書的入門之功。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稱贊說，中國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