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來庵事件前后臺灣佛教的動向——以曹洞宗為中心

　　二、日本佛教各宗派在臺布教

　　日本佛教的傳入臺灣，是起于紀元1895年（明治28年，光緒21年），滿清政府因甲午戰(zhàn)爭的敗北，于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依此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因此日本軍隊于5月8日起，陸續(xù)登陸臺灣的時候。為什么日本佛教會隨軍隊而傳入臺灣呢？這是由于日本軍隊內(nèi)，均有從軍布教師的緣故。如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龍他就是奉該宗兩大本山（永平寺、總持寺）之命，隨征清之師，馳驅于遼東、山東，后來在明治28年隨南進軍而駐錫于臺北。6 由此可見從軍布教師的派遣，并非僅限于臺灣而已。又日本自江戶時代，幕府為彈壓基督教徒而將檀家（信徒）法制化，即寺請制度的建立起，全國士庶皆固定歸屬某宗某派的某寺，因此軍隊將領士兵的宗派所屬自然不同，隨之從軍布教師的僧侶也就來自不同的宗派。又必須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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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參考前揭蔡錦堂氏書，頁67～70。《臺灣大年表》大正13年12月條。

　　《南瀛佛教會會報》二之六，大正13年12月23日；同上《會報》四之四，大正15年7月。筆者參考蔡氏書及《臺灣大年表》的相關記錄，認為《南瀛佛教會會報》的記載可能是指地方部的社寺課，因此江氏的說法可能有誤。見注176 佐佐木珍龍氏〈護國山臺灣寺創(chuàng)立喜舍金勸募？趣意〉（曹洞宗《宗報》第五十九號，曹洞宗務局文書課，明治32年6月1日。）

　　頁283

　　是，日本佛教的宗派區(qū)分是非常嚴格的，與臺灣或中國佛教那種融和性的宗教性格是大不相同。由于這樣，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其日常功課所使用的經(jīng)典、所受持的教義、信仰型態(tài)、更重要的是與生死有關的宗教儀禮，也因宗派不同而相異，這也是日本軍隊中，存在著各宗派的從軍布教師的緣故。要了解這種關系的話，可以進一步從從軍布教師所擔當?shù)穆殑諄砜矗�即可明白�?/p>

　　根據(jù)《真宗本派本愿寺臺灣開教史》中云︰抑本派布教使踏足于臺灣最初的目的，是在從軍布教。而此從軍布教，實是起于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戰(zhàn)役。即以明治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得大本營的許可，由本山所派遣的的木山定生氏，巡回第一軍、第二軍戰(zhàn)線及各營所醫(yī)院，而從事于慰問、布教、或葬祭等事為嚆矢。其次，于翌年二十八年一月，令香川、鹿多、弓波、伊藤四氏赴戰(zhàn)地，配屬各軍隊。今明如上人翻傳，窺當時事，明示如下︰二月于廣島召集混成枝隊，命藤島了穩(wěn)向大本營請愿從軍布教使附屬事，得其許可，與該枝隊之間，作如下締結︰

　　一、從軍僧慰諭出征中士兵，而不可怠。

　　二、對死亡者、疾病患者，處理葬祭、或有時可從事看護。

　　三、遺骨送至廣島本愿寺的出張所，出張所將之轉送于遺族或親戚�；斐芍﹃爮V島滯在中，令赤松連城出張（出差），與從軍僧鼓舞士氣，勉勵徹底貫徹圣旨。從軍布教者的任務，雖不能言一概，但大體上，因地隨時，從事如下事項的工作︰訪問各兵營，傳達本山的意志，授與名號，寄贈書籍等。？訪問各病院，對患者給與安慰事。于適宜之所開教筵，對士兵與軍夫說關于安心立命、及衛(wèi)生風紀等事。

　　四、處理死者的遺骸，或火葬、或埋葬等葬儀之事。

　　五、舉行追吊法要之事。

　　六、將死者的遺骸及遺物，送至本人鄉(xiāng)里。（筆者自譯頁1～2）

　　由以上凈土真宗本愿寺派，與廣島第一軍、第二軍所簽訂的從軍布教師的任務來看，可以知道從軍布教師的任務，在于協(xié)助軍方，傳達政府的旨意，對從軍者給與精神的安慰、士氣的鼓舞、照顧看護傷員士兵，處理死亡士兵的遺骸及相關葬儀。如此的職務，是各宗派從軍布教師所必須負起的。7 由此可以知道，最初各宗派的從軍布教師所負的任務，并非如《臺灣省通志稿》（卷2,頁102）或《臺灣省通志》（卷2,頁53）所說的「當初各宗本山各設臨時局，從事慰問出征軍人及軍屬」那么單純。

　　在這些從軍布教師進入臺灣之后，所做的工作，當然是如上所列舉的事項，因為日本政府接管臺灣，并非是和平無戰(zhàn)事的。在日清締結馬關條約，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傳到臺灣，臺灣方面于5月10日以臺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tǒng)，成立臺灣民主國以抵抗日本政府的接管。但是6月2日初代總督樺山資紀于基隆港外海會見滿清特派使節(jié)李經(jīng)方，完成臺灣及澎湖島的授受，6月3日近衛(wèi)師團占領基隆，樺山總督于5日登陸基隆，并假舊關稅署成立總督府，唐景崧就乘德國汽船逃亡廈門、14日樺山總督率領文武官僚進入臺北城，17日舉行始政典禮，8 爾來總督府仍得面臨處理一波接著一波的抗日運動及地方上的暴亂。在如此的時局里，從軍布教師是如何看這時局呢？

　　臨濟宗松元無師于《鎮(zhèn)南記念帖》「鎮(zhèn)南山緣起」中云︰回顧明治二十八年本島入我版圖，雖只是支那政府形式上的割讓，非和平地將其土地人民共入版圖。本是化外剽悍之民，當然不奉本國政府之命、服我新政。獰猛之士，起義于所在，或稱義軍，或唱共和，匪類橫行，民政不行，以致不得已，一時布以軍政，以討伐為事。自是以后，全島生民擾擾，殆無寧日，恒達五年之久。明治三十一年故大將總督（兒玉源太郎）赴任，時全島已達擾亂之極，以文治實無可作為，于是當面之急務只是武力而已。然徒偏用威武，而如玉石俱焚的話，怨恨蠶叢而官民相殺傷，至其終極，徒結人種的仇怨，如此本島新附的赤子將待何時，得沐我皇上深仁厚澤呢？故大將處斯至大難局，徐察民情歸趣，知悉民心迷惑之根源，一面參酌舊慣，善案排民政，一面充實軍威，勉亢兇之征服，極恩威并行之妙用的話，就是那種的匪類，也大懼必罰之威，深服信賞之恩，不期年，全島生民始知王政之懿美，得歸皇上覆育之鴻恩。……自明治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本島實處于如以上亂雜的狀態(tài)。當此之時，經(jīng)常向雷同匪賊的剽悍獰猛的土民示以正法，使想一擢萬金自母國冒險渡來的商民，知道因果必然的道理，孤錫飄然，渡來本島的禪僧，是現(xiàn)住安東縣鎮(zhèn)江山臨濟禪寺的住持（細野）南岳和尚。然時維明治三十年，匪類漸逞賊勢，吏乏操守，民不安心。陸續(xù)渡來的母國商民，互漁奇利，只管競浮云致富，忘義理、棄廉恥，朝阿謏官衙，夕誘惑吏人，只是爭利，千態(tài)萬狀，如百鬼夜行樣。……當時南岳師目擊此景，以為在時勢民情至此之極的本島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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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見上揭佐佐木氏文。

　　見《凈土宗海外開教》頁31,凈土宗開教振興協(xié)會，平成2年3月1日。

　　8 以上參考《臺灣大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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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到底非微力所能，不如東歸，尋出具大力量的善知識，強請飛錫。……9

　　上文中談及的細野南岳和尚，是屬臨濟宗妙心寺派，于明治29年駐錫臺北。10 他在臺半年多的時間，11 考察了當時的時勢民情，終感自己能力的微薄，無法以佛法濟世，因而東歸日本尋找適當人材來臺，終于找到了足利天應師，于明治31年早春一同聯(lián)袂來臺從事布教的工作，12 這也是臨濟宗妙心寺派來臺布教的開始。在細野南岳的眼里看來，當時（明治29年～30年）的臺灣社會，除了各地蜂起的暴亂，致使生民涂炭外，尚有日本商人陸續(xù)涌入臺灣爭相漁利，使臺灣人民不聊生的現(xiàn)象，這在身為一位宗教師來說，是非常痛心的事。

　　又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龍隨南進軍，于明治28年5月18日入臺之后，奉兩本山宗務局之命，隨從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視察臺灣之便，調(diào)查了臺灣的宗教。他從瘴煙毒霧之中，于該年8月3日完成了調(diào)查，并在12月中歸國復命前，向宗務局提出了調(diào)查報告。這份調(diào)查報告，影響日后曹洞宗對臺布教計劃至巨，但容筆者后述。在此先來看曹洞宗議會議員于明治29年11月20日提出討論議決，30 年1月正式實施的「臺灣島布教案」議決的理由。茲將其理由的內(nèi)容翻譯如下︰依據(jù)佐佐木珍龍視察復命的書類及調(diào)查陳述其它的憑證，臺灣全島的人民大概是為佛教的信徒，而其多數(shù)的寺院屬我曹洞宗，其僧侶傳承佛祖正傳的法脈，禮佛誦經(jīng)亦不見多大徑庭之處，但至于其布教傳道之事，已是荒廢至極……。臺灣島整體的現(xiàn)況，我政化日尚淺，而未充洽民心且百般施設今方屬籌劃中。是故關于宗教事即如社寺的制度，未就經(jīng)理之緒。依此，如本宗寺院特派布教師與寺院管理者之間，也締結本末統(tǒng)屬誓約的寺院雖多達七十余所，但也僅止于相互的私約，未能獲得官廳的公證，進而不能獲得支配其寺院及僧侶的權限。何況于其檀家信徒，連一個統(tǒng)屬歸著者也沒有，呈現(xiàn)混沌未剖之觀。今如令特派布教師等，向總督府稟議制定社寺制度，總督府亦將著手籌劃之。然而真言、凈土、日蓮及真宗東西兩派等各各特派為數(shù)頗多的布教師，加上交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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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鎮(zhèn)南記念帖》頁3～4,臺灣臺北鎮(zhèn)南山臨濟護國禪寺，大正2年7月15日。

　　10 江木生氏〈佛教各宗？臺灣傳來？變遷及現(xiàn)勢〉（《臺灣佛化》第一卷第一號、昭和12年11月16日）。此文原發(fā)表于《南瀛佛教》15-2,昭和12年2月1日，題為〈內(nèi)地佛教？臺灣傳來？其現(xiàn)勢〉。

　　11 《鎮(zhèn)南記念帖》頁4。

　　12 同上書頁6。前揭江木生氏文作明治30年可能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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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shù)牟冀藤Y金，不分晝夜致力布教，特別是如真宗東西兩派，投下無限的資金，大大有所策劃。而真宗東西兩派及真言凈土日蓮等宗派于布教上的方針，亦與我宗的方針大同而少異。然而依我宗于臺灣布教，比佛教各宗先著手，其成果的一部份亦不是沒比佛教各宗稍微優(yōu)勢之處，以是或有一部份自然地成為競爭的事情，也就是說我宗的臺灣布教，作為新版圖的事業(yè)，不啻有非常困難之處，又其它亦有難言的困難。往后的發(fā)展，實需要非常的忍耐勤勉和眾多的資金，這是無庸多論的。（頁13～14）13

　　又《宗報》第三號「論說」臺灣布教中云︰我帝國于武力既得臺灣，然實際未鎮(zhèn)撫，相繼而來的軍隊沖突，是為感情的沖突……。至于其宗教，彼此無特別差異，均沐浴于世尊一味的法恩者。施設得其宜，鎮(zhèn)撫不失其當?shù)脑�，于其軍隊將相繼而起的沖突，容易地可以調(diào)停。感情的沖突既調(diào)停，軍隊的沖突奏其功，全島與我本州島亦無異。而為此所關的政化，固雖大，宗教給與的作用亦非不大。臺灣這地方雖有少數(shù)的耶穌教徒，領有樞要之地，至于一般人民的思想，悉皆佛教的信徒而處于土僧教化之下。以其同一佛教，化其同一佛教徒，使皇恩洽于邊陬之地，此豈非佛教徒之一大任務也。況同島的佛教，十之八九是奉佛祖正傳之宗者，而與我曹洞宗是處于頗有密切的關系。……我宗于該島布教，有此好的地位也。然各宗的銳意努力，決不能使我宗獨安此好的地位，加上臺灣總督府采取，只要盡力于土人教化，不問其宗派為何，都使其繼續(xù)占有寺院的方針。臺灣之地正使佛教各宗演其教化的生存競爭，進行其優(yōu)勝劣敗。我宗今有所躊躇，此將功虧一簣也，不可不本末（本山與末寺）協(xié)同，大盡此事，此本山之希望，亦該為末派之輿論。（頁4）14又《臺灣教報》第一號、社說「對臺灣布教策私見」中云︰惟我大日本帝國的宗教，可說以神佛二教為限，何者神道，以神圣歷史為國體之經(jīng)，佛教是以王法佛法無二的妙法為國體之緯。彼普天之下無國土無國王之一神教，永不合我國體妝v教。至于現(xiàn)今熱心從事于臺灣布教的日本宗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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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曹洞宗《宗報》第一號，明治30年1月1日。

　　14 明治30年2月1日。

　　頁287

　　給與量力的保護，不正是日本政府宜采取的對臺政策的一部份嗎？況乎在來的寺院廟宮等，其住僧大都逃亡而有日極頹廢之觀。新政厚德的日本政府而若囑此荒蕪荏苒，使附戰(zhàn)痕彌縫，對我臺地的人民，畢竟惹起惡感是無庸待言，我輩布教方面正視察事實。爾政府該如何保護，此有二。其一曰︰盡可能不將宗教家與軍事政治相提并論，而得應用使用丈量的土地；其二曰︰原有的殿堂等建筑物，悉將之分與宗教家，附屬于其寺院的財產(chǎn)什具，并如舊下附。如此本國派遣的宗教家得以安全地弘道，土民感化的成果自然能舉。（頁7）15

　　由以上四種資料可窺知，明治28年、29年之間，臺灣社會的混亂。在這混亂的時局里，臺灣在地的寺院有自動與曹洞宗締結本末的關系，企盼得到日本佛教的保護者有七十多所寺院。也有許多是呈現(xiàn)無住僧的真空狀態(tài)。值此時，總督府除了一面用武力鎮(zhèn)壓，一面也考慮到以宗教----尤其是佛教來鎮(zhèn)撫人心，這從當時樺山總督對從軍布教師所說的︰「日本的佛教家來臺灣抱持想要弘揚自己的宗旨，擴展自己的佛教的觀念是不可以的。……今當治理此島，無論如何宗教是必要的，關于這一點，是決不可說想要弘揚我宗的宗旨，擴大我佛教，以我所說的國家觀念，請日本佛教家盡力�！梗ā稄能妼崥v夢游談》頁97）可以窺知。但實際上各宗派的從軍布教師卻視臺灣為一塊可以發(fā)展的新天地，所以互相競爭，欲取得在地佛教資產(chǎn)的意圖相當明顯。不過在此生存競爭的時代里，各宗派所投下的人力財力也相當可觀，同時為達到預期的效果，各宗派似也制定了在臺布的規(guī)則及經(jīng)費的供應。此時在臺有布教活動的宗派，則有曹洞、真言、凈土、日蓮及真宗東西本愿寺派。此中，曹洞宗的在臺布教，比較其它宗派，有捷足先登之勢，同時所獲得的在地佛教資源亦較他宗豐富。但因總督府的宗教政策，是采自由放任而非偏袒曹洞宗或某一宗派的緣故，曹洞宗的從軍布教師深感居安得思危。因此，為了維持上述的優(yōu)勢，曹洞宗在臺的布教師，不論其人數(shù)或布教計劃都較他宗略勝一籌。這從凈土宗的武田興仁所傳述的日本諸宗派在臺開教的情況，就可知道。今將其文譯述如下︰此時在臺灣最大的日本佛教宗派是曹洞宗，已有十余名的布教師活躍著，可預想還會再增加五、六名。又布教、教育的態(tài)勢也確立了，也計劃著建設日本式的大寺院，更企劃著發(fā)行《臺灣教報》的雜志。在真宗本派八名的巡教師，分別于臺南、臺中、臺北活躍著。在臺南主要是從事于教育事業(yè)，臺中是以軍隊布教為主，臺北是以原地人布教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