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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嚴法師生平 

  釋圣嚴、或尊稱為圣嚴法師(1930年—2009年2月3日)法鼓山的弟子信眾尊稱為“師父”,俗名張?,生于江蘇省南通縣,佛學大師,教育家,佛教弘法大師。十三歲在故居的狼山廣教禪寺出家,1949年到臺灣,服役十年后,于東初老人座下再度剃度。1969年赴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深造,在六年后,他完成了文學碩士及博士的學位。1985年創(chuàng)辦中華佛學研究所,1989年創(chuàng)辦法鼓山。2006年,擔任“你可以不必自殺網(wǎng)”代言人,勸告有意自殺的人:“多想兩分鐘,你可以不必自殺,還有許多的活路可走!

  生命歷程

  童年

  崇明島一景圣嚴法師于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農(nóng)歷12月初四出生于江蘇省南通縣狼山前的小娘港,俗家姓張。其祖父張希凡、祖母蔣氏,父親張選才、母親陳氏。據(jù)其父母所述,此張氏家族原居于長江出口崇明島腳盆圩,因大水而遷至南通狼山前,而且大都居于南通和海門一帶,民國二十年(公元1931年)以后,則除了部分住在海門縣之外,大多數(shù)則遷居至常熟縣常陰沙。法師俗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其排行最幺,為其母張氏于四十二歲時產(chǎn)下,上有三個哥哥、兩個姊姊。

  少年

  民國卅二年(公元1943年)夏,法師虛齡十四,一位姓戴的鄰居自江北狼山游歷而來,聞說狼山廣教寺方丈托他在江南找沙彌,一方面出于被動,另一方面卻又出于自愿地將生辰八字交予此為戴居士送上狼山請示,是年秋,便亦由戴居士帶上狼山出家。

  江蘇省境內長江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連云港的云臺山,僅在南通市南郊約九公里處,有五座山頭臨著長江。由右至左分別為:黃泥山、馬鞍山、狼山居中、劍山及軍山。五山之中,則以狼山靈峰獨秀,被古來兵家視為天然的江防要塞,亦為蘇北民眾進香的佛教勝地。

  圣嚴法師在狼山僅居住至民國卅三年(公元1944年)十月間,便去了一趟上海,之后再回到狼山,直到民國卅五年(公元1946年)春天,復又離開至上海,自此便沒再回到南通了。而最后將要離開之時,狼山已被當時抗日的國軍連番駐防,狼山已不復見昔日的香火鼎盛了。

  圣嚴法師的佛法學識根基,則在狼山上出家半年以后,除了世代的長輩適時督導之外,另有一位教導《禪門日誦》的法師,以及一位教導四書五經(jīng)的還俗居士傳授學識與涵養(yǎng)。之后,到了上海的大圣寺,每天為施主家里增福延壽及超薦亡靈而誦經(jīng)、拜懺、放焰口之外,再無余力讀書。法師為了讀書,于民國卅六年(西元1947年)春,便離開了上海大圣寺,到同樣位于上海的靜安寺佛學院,當一名插班的學僧。

  靜安寺佛學院課程大概是中學到大學的程度,英文和數(shù)學是小學高年級到初中,國文是高中程度,佛學則是教《大乘起信論》、《梵網(wǎng)菩薩戒經(jīng)》、《印度佛教史》、《八宗綱要》、《八識規(guī)矩頌》等。

  法師在靜安寺一連住了五個學期,直到1949年入伍從戎為止。

  軍旅

  圣嚴法師在其所著之自傳《學思歷程》一書中提到在1949年之所以選擇加入軍旅從戎,而最后又選擇了通信連,其主要原因則如在書中所述:

  “當時的社會和國家的局面,除了有錢自備機票和船票離開大陸,只有進入軍隊是通往臺灣最容易的路。我既無信徒,也沒有積蓄,更不能得到師長的同意和資助,所以考慮再三,只有選擇從軍的路。而招兵站的軍官說明了,只要人數(shù)招齊了,馬上開船送往臺灣,接受新軍的訓練;見到我們幾人是和尚的身份,大概不便直接上戰(zhàn)場去沖鋒陷陣,所以建議我們做軍中的后勤工作!

  圣嚴法師從軍時照片在軍隊生活中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由于法師在軍隊里主動地聲明了:“原來我是和尚,還來還要作和尚!”所以雖然在軍隊里的生活固然困苦,但依然在每逢假日之時,能夠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間。是年,5月19日在上海外灘碼頭上船前往臺灣。經(jīng)過兩天的航程,在臺灣高雄上岸。其后,經(jīng)一夜的移動則在新竹駐扎下來。隨著部隊幾經(jīng)移防、駐扎,于1950年6月以上士報務員的階級,分發(fā)到臺北縣金山鄉(xiāng)的海邊339師1016團團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門、小基隆沿海一帶住了兩年多。之后隨著部隊的整編以及升遷考試,到了高雄縣鳳山鎮(zhèn)陸軍第二軍團司令部任準尉軍官,那時是1954年6月。

  在這段時間里,陸陸續(xù)續(xù)地在《學僧天地》、《雄獅》、《當代青年》……等期刊發(fā)表文章。1953年報名參加李辰冬博士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選讀小說班,當時的老師有謝冰瑩、沈櫻、趙有培等六七位當代著名的文藝作家。而這個時期創(chuàng)作的作品 僅余被刊于《文壇》雜志的〈母親〉和〈父親〉兩個短篇,之收錄于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的《佛教文化與文學》。由于文筆鋒健在1956年秋天調到國防部,也開始了大量閱讀與發(fā)表文章的時光。在這段時間內,接觸了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也對于佛教的問題陸陸續(xù)續(xù)地寫了許多文章,并成為了日后對于佛學、佛教的主要理念。

  出家

  從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這一段軍旅生涯超過了法師少年和尚的年數(shù),但在其心中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家的和尚。這一次出家,是依止鐙朗東初老人(西元1907年—1977年)為剃度師,所給的法派字號為“慧空圣嚴”。東初老人是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曾經(jīng)擔任江蘇省鎮(zhèn)江名剎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亦是曹洞宗創(chuàng)始人洞山良價下第五十代傳人,老人同時也在臨濟宗下常州天寧寺參學,亦在臨濟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傳承曹洞宗與臨濟宗兩支法門。圣嚴法師除了從東初老人得到兩系的傳承之外,在1978年12月5日承臨濟宗法脈的靈源和尚將法脈賜給圣嚴法師,其法脈字號為“知剛惟柔”,并給了一份法脈傳承譜《星燈集》,使其與鼓山涌泉寺臨濟宗派下法脈有了傳承關系,并同時成為臨濟義玄之下第五十七代傳人。

  東初老人為承繼太虛大師遺志鼓吹“人間佛教”的建立,故與幾位佛教青年合辦了《人生》月刊,當法師投到東初老人座下時,正當《人生》的主編提出請辭的要求,故法師于是從投稿者而成為主編,前后一共為它服務了兩年。1961年農(nóng)歷8月,法師于基隆八堵的海會寺,依道源能信長老(西元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沙彌、比丘、菩薩的三壇護國千佛大戒,而被選為沙彌首。

  戒律

  1961年秋天,受了三壇大戒之后,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待了一個星期不到,便向東初老人辭行,也同時請辭《人生》月刊的編務。然后法師一人來到高雄縣美濃鎮(zhèn)廣林里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經(jīng)、戒律。這段時間內修讀了有關戒律學的《四阿含經(jīng)》,即是指:《長阿含經(jīng)》、《中阿含經(jīng)》、《增一阿含經(jīng)》、《雜阿含經(jīng)》,奠定了日后戒律學的基礎。這段時期內,法師在《佛教文化與文學》發(fā)表了有關戒律學的文章:1961年6月發(fā)表〈優(yōu)婆塞戒經(jīng)讀后—如何成為理想的在家菩薩〉;1962年3月發(fā)表〈弘一大師三十三種律學合刊讀后〉,在本篇中對于菩薩戒有如下的看法:“《瓔珞經(jīng)》中說,有戒可犯是菩薩,無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勝過無戒而不犯;受了菩薩戒,發(fā)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業(yè)雖重,并要遭報,但其必將由于他曾受過菩薩戒,而可決定得度成為真實的菩薩,乃至證得無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加弟子們,均能發(fā)最上心,求受菩薩戒!

  之后,寫成了十九萬字的《戒律學綱要》,交給星云法師的佛教文化服務處發(fā)行。書分七章依序為:〈緒論〉、〈皈依三寶〉、〈五戒十善〉、〈八關戒齋〉、〈沙彌十戒與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綱要〉、〈菩薩戒綱要〉,目前已成為國內外兩岸三地之間著名的戒律學教材。南京金陵刻經(jīng)處,也將這本書翻印流通。

  宗教論戰(zhàn)與著述

  面對佛教環(huán)境被教內外所污染和誤解,圣嚴法師感念于環(huán)境的隳壞與教義之不彰,遂起而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個階段的早期,主要由煮云法師在公園里公開演講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但隨著煮云法師的身體狀況不佳,也停止應戰(zhàn)了。同時,另有一位長老印順法師,本是基督徒出身,經(jīng)過三十年的學佛之后,竟有人上門尋他挑戰(zhàn)、向他傳教,印順長老遂有感寫下兩篇長文:〈上帝愛世人〉及〈上帝愛世人的再討論〉,之后又因為有位杜而未神父將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又引發(fā)了一篇〈東方凈土發(fā)微〉。

  煮云和尚在臺南公園所講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后由李至剛居士記錄成書,在1950年代蔚為佛教潮流。之后,有位在《基督教生命雙月刊》當主筆的基督徒吳恩溥先生針對煮云法師的言論著作了一本《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內容多有攻訐之詞,而這本《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輾轉到了法師的手上,經(jīng)讀后,法師認為其中有許多偏頗的論調,遂而利用十天的時間,為文寫下了《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一書,以疏解其中偏頗的言論。

  之后,陸陸續(xù)續(xù)于1959年寫下一篇〈關于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指陳胡適先生的宗教觀;寫〈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返正香港道風山“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風》雜志對于佛教與基督教的混淆,隨后又再次發(fā)表一篇〈再論佛教與基督教的同異〉以正視聽。

  在1964年到1966年之間,陸陸續(xù)續(xù)寫成了幾篇文章,分別交給《海潮音》、《覺世》、《香港佛教》等佛教雜志刊出,1967年后則交由佛教文化服務處集結成冊出版,書名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由于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陣挑戰(zhàn),才使我對基督教發(fā)生了研究的興趣,結果使我寫成了一本書,所以本書的功臣,應該是攻擊佛教的基督徒。我為寫作本書,特別精讀了五十多種有關的中西著作。我的態(tài)度,是以西方學者的見解,介紹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統(tǒng)的素材,說明基督教內容的真貌,同時也對佛教與基督教之間若干重要問題,做了客觀和理性的疏導。我不想宣傳基督教,也無意攻擊基督教,只是平心靜氣地加以分析研究,用歷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本書的出現(xiàn),獲得了宗教界正反兩極的反應,而對于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者,更是極力地加以攻訐。此后關于宗教的專著論述先后出版:1968年出版《比較宗教學》、1969年8月寫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冊,此二書目前仍為華文地區(qū)佛教教育課程所習用的教本。

  留學

  1969年3月14日圣嚴法師在沒有任何支援之下,離開臺北前往東京。初到東京,便向位于品川區(qū)的立正大學佛教學部辦理入學登記。當時,法師已經(jīng)年屆三十又九了。

  1971年圣嚴法師確定了其碩士論文:“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論文內容共分三章:一、大乘止觀法門的組織及其內容,2.大乘止觀法門的真?zhèn)渭捌渥髡?3.大乘止觀法門的基本思想。論文完成后,請了駒澤大學的佐藤達玄先生以及牛場真玄先生加以潤飾,并抄寄一份回臺灣給《海朝音》雜志發(fā)表。1971年10月將全書翻譯成中文,并于1979年由東初出版社出版。

  1973年立正大學的一位退休教授—牛場真玄先生,將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譯成日文,送到立正大學,并代為申請博士學位。由于圣嚴法師當時與牛場真玄先生往來密切,于是便代行其勞。是年,便讓印順法師的專著通過博士申請,也促成了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誕生。為此,圣嚴法師則為文記述之—〈劃時代的博士比丘〉。

  圣嚴法師于碩士畢業(yè)之后,選擇了藕益大師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其原因如書中所述:1.藕益大師是明末四大師之一,他不僅是一位學者,實際上亦是一位實踐家。所謂行解相應,正是佛法的標準原則。2.大家都認為藕益大師是中國天臺宗最后一位大成就者。我對天臺宗所倡導的教觀并重、止觀雙運非常向往。因為這是教理和禪觀的相輔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種精神。3.我在選擇論文題目的時候,曾向指導教授坂本幸男請教,他說:本來他想寫,現(xiàn)在老了,所以曾經(jīng)鼓勵另外一位中國留學生寫,但仍然沒有消息,現(xiàn)在如果我能夠寫,那自是在好不過了!

  于是,在1972年便開始著手進行論文資料的收集。但是,在1973年指導教授坂本教授去世,論文指導教授則由金倉圓照及野村耀昌承接為正副指導教授。論文的第一章寫的是藕益智旭的時代背景,第二章則是寫智旭的生涯,第三章是寫智旭的信仰與實踐,第四章則是寫智旭的著作,第五章則是討論智旭思想之形成與開展。1975年元月法師提出博士論文,經(jīng)過立正大學嚴格的審查之后,順利地于是年2月12日通過。同年3月17日上午獲頒授“學位記”(即是授予博士學位的證書)。而論文的正式出版則是直到當年的11月23日才在日本出版。

  游歷

  在法師出版論文的階段,應邀回臺參加了“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在會議中提出了三個問題:

  1.宗教教育應納入大學的教育系統(tǒng)。

  2.社會教育應注意風化區(qū)的整頓和黑社會的疏導。

  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當并行發(fā)展。

  雖然會議上并無達成任何的具體成效,但是在當時的佛教界,對于僧中出了一個博士,反應畢竟是充滿兩極化的。再加上法師認為在那個階段能夠做的不多,因此在會期結束返回東京之后,便應美國的沈家楨居士之邀,在1975年的12月10日前往美國弘法講學了。

  沈家楨居士在美國組了個“美國佛教會”(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經(jīng)由該會出面安排,將法師安排至該會所屬的紐約市布朗士區(qū)大覺寺。法師在大覺寺居住前后不到兩年,然而由于西方人重實際,因此佛教佛學的推廣則著重于修密持咒、學禪打坐上。直到現(xiàn)在,西方人在接觸佛教和修學佛法上,還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禪為其主流。

  1977年12月,圣嚴法師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在臺灣圓寂,法師在接獲消息之后,立刻回國料理后事,并奉其遺命承繼道場,成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負責人,此后,便在美國和臺灣兩地奔波、東西兼顧。之后,法師在紐約成立了禪中心,為了授課需要而編了一本《禪的體驗》,并陸續(xù)發(fā)行了兩種英文的定期刊物:《Ch'an Magazine》(《禪雜志》季刊)以及《Ch'an Newsletter》(《禪通訊》月刊),至1992年底為止《禪雜志》已經(jīng)發(fā)行了58期、《禪通訊》亦發(fā)行了96期。自1978年開始,在臺灣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以及農(nóng)禪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禪修活動,并陸陸續(xù)續(xù)地出版了關于禪的著作七種,包括《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等,因此在國內外許多人都把圣嚴法師當成了禪師。

  重要記事

  “臺灣大好”宣傳照1930年 誕生于江蘇,名“?怠

  1943年 年14歲,于南通狼山廣教寺出家,法名“常進”

  1949年 入伍通信連,由上海登艇來臺

  1959年 結束十年軍旅,于東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

  1961年 于高雄美濃朝元寺閉關六年,解行并進,深入經(jīng)藏

  1969年 留學日本立正大學,六年后取得文學博士學位

  1976年 抵美國,開設周日靜坐班,隔年首次舉辦禪七

  1977年 因東初老人圓寂返臺,繼承中華佛教文化館、農(nóng)禪寺

  1981年 擔任文化大學、政治大學研究所教授

  1985年 于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創(chuàng)辦“中華佛學研究所”

  1989年 創(chuàng)設法鼓山

  1990年 召開第一屆國際學術會議

  1993年 提出“心靈環(huán)!,為法鼓山核心理念

  1994年 提出“禮儀環(huán)!

  1997年 出席第十一屆國際宗教領袖和平會議,訪問梵諦岡,晤見當時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

  1998年 獲《天下雜志》遴選為四百年來對臺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

  1999年 “提出心五四運動——廿一世紀生活主張”、領導法鼓山投入921地震救災工作,積極展開“災后人心重建運動”

  2000年 漢傳佛教唯一代表參加“千禧年世界宗教與心靈領袖和平高峰會”、獲二十屆行政院文化獎、于美國象岡道場舉辦“默照禪四十九”

  2001年 于臺北縣金山鄉(xiāng)法鼓山園區(qū)舉辦“默照禪四十九”

  2002年 出席在紐約舉行之“世界經(jīng)濟論壇會議”,是唯一受邀的佛教領袖、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行之“世界宗教與精神領袖理事會”、以《天臺心鑰——教觀綱宗貫注》一書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2003年 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與北京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應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之邀,出席日本京都“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膺獲第二屆總統(tǒng)文化獎。

  2004年 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分別與臺灣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

  主持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動土典禮。出席在曼谷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與“亞太青年和平高峰會”。出席在約旦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擔任總召集人,舉辦“世界青年和平高峰會臺北論壇”。

  2005年 出席在愛爾蘭都柏林召開的世界銀行“信仰暨發(fā)展會議”。推動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分別與臺灣成功大學、南京大學合作設置“法鼓人文講座”。于中國北京大學、臺灣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進行專題演講。獲頒泰國朱拉隆功僧伽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創(chuàng)設之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qū)落成開山。 (稿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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