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舍”

　　舍本當作捨,《說文》云:“拾,釋也,從手舍聲”,《正韻》云:“棄也’;又“舍”與“施”詞義相近,”與“貪”則詞義相反。學佛者要入得其門,恐怕先要識得一個“舍”字,因為人生要制服貪、嗔、癡這三毒,非得從“舍”字入手不可。《金剛經(jīng)》云:“法尚應舍,何況非法”,可見人生只有舍得干凈,才會悟得徹底,也只有悟到人生的真諦,才會“心無掛礙”,“遠離顛倒夢想”,證得“究竟涅槃”。

　　平心而論,人類的一切爭斗殺伐,又何嘗不萌發(fā)于人們的貪欲,而人的貪欲又何嘗有個止境,故爭斗殺伐亦無止境。而人生韶華易逝,昔日風華正茂的青年,今天也許是兩鬢蒼蒼的老人,下至庶民,上至帝王,誰也跳不出這個規(guī)律�？稍S多人并不注重自身的修養(yǎng),而只是追求物欲的滿足,他們的一生又究竟得到了什么呢?記得店人柳子厚曾寫過一則題為《蝜蝂傳》的寓言,其大意為永州一帶有一種叫蝜蝂的動物,這種動物只要遇上了東西就要取來放在背上背著,乃至壓得自己喘不出氣來。有人憐憫它不勝重負,將它背上的東西取了下來,可蝜蝂卻立即將被取下來的東西又放到背上去,它就這樣,最終死于重負之下。其實,那執(zhí)迷不悟的貪夫,與子厚所寫的蝜版又有何異?因此,佛陀教導我們:“當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佛遺教經(jīng)》)

　　基于這一點,佛陀要求我們修六波羅蜜。在六波羅蜜之中,“施”居于首位,這是針對凡夫的貧欲而定的。一個人要做到扶貧濟困,就得舍去自己手里的一些財富,而要樂于舍棄一些財富,就得明白舍財之理.《優(yōu)婆塞戒經(jīng)》云:“善男子,智人行施,為白他利,知財寶物是無常故,為令眾生生喜心故,為憐愍故,為壞慳故,為不求索后果報故,為欲莊嚴菩薩道故。”由此可見,要施得心安,就得舍棄人們的妄執(zhí),明白世間的財富是“無常”的,它“如夢幻泡影”,只是“凡夫之人,貪著其事”罷了。倘使人們將身內外,所有塵垢舍盡,甚至于施以無畏;而且做到“無所住行于布施”。“不住相布施”,則“福德不可思量”了。(《金剛經(jīng)》)

　　我們再說持戒吧,由于人恒受貪欲的牽引,甚至為了滿足貪欲還可能干出一些不良之事,為了止惡,故爾佛法強調持戒。“愛”在十二因緣中屬于人的生命欲,即人的原始欲望,也相當于弗洛伊德所說的利必都(1ibido)。它是人類—切罪惡的原動力,也是人們難以克制的一種心理惑力,無怪乎戰(zhàn)國時茍子著《性惡》篇,弗洛伊德寫“心理動力說”。數(shù)千年來,許多外道的學者始終未能找到制服愛欲的辦法,只有在佛學里才得到了真正的解決,因為,持戒可在人的行為(身與口)上止惡,而外因可以影響內因,它對于凈化人們的靈魂(意)也是大有幫助的。所以,《佛說四十二章經(jīng)》說:“人以愛欲交錯,心中濁興,故不見道。汝等沙門,當舍愛欲,愛欲垢盡,道可見矣。”持戒的目的是為了“見道’,而要“見道”又必須“舍愛欲”,歸根結蒂還是在于一個“舍”字。修行中的“忍辱”是為了調服人的嗔恚的,人們由于嗔恚而往往失去理智,干出一些連自己也認為是愚蠢的事來。那么,人們的嗔忿又源于何處呢?說穿了還是與愛欲緊密相關,因為人的嗔恚所生,往往是由于有人損害了他個人的利益或人格尊嚴。而要忍辱,光靠人的理智來克制,其作用還是非常有限的,且只能抑制外部表露而不能調服其心.有的人受辱后表面上雖無慍色而心存怨恨,伺機報復,實質上仍是不能修忍辱行。要真正做到忍辱,仍然得在“舍”宇上下功夫,只有舍去我執(zhí)、法執(zhí),才可能心無嗔恚,才可能真正行忍辱波羅蜜�！�華嚴經(jīng)》云:“復更思維,此身空寂,無我我所,無有真實,性空無二,若苦若樂,皆無所有,諸法空故。我當解了,廣為人說,令諸眾生,滅除此見.是故我今雖遭苦毒,應當忍受。”人們如果悟到了此種境界,其嗔恚心也就自然消失了。同理,我們要朝著佛陀指引的道路精進不已,如果不舍去我癡,我見,我慢。我愛,肯定是行不通的;我們要修靜慮,如果不舍去五障(煩惱障、業(yè)障,生障,法障,所知障),那將會惑亂其禪心;我們要通般若之慧,如果不舍去一切妄執(zhí),“照見五蘊皆空”,那是斷乎人不了般若之門的。

　　凡此種種,足見“舍”在學佛中的重要作用了。大凡一個學佛者,沒有不希望自己成佛的,而要成佛,如果舍不得身外的財富,舍不盡身內的妄見,那顯然是一句空話,我們只有舍棄一切包袱,才能解放自己的身心,不為法縛,不為空纏,從而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