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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的結集與發(fā)展一

　　戒律的結集與發(fā)展一
 
　　佛陀所說的教法，在佛世時是沒有具體的形式與行文規(guī)定，而是隨機施教。我們如果深入研究大小乘及顯密等各宗的佛學，就可以知道釋迦如來所說的一代時教，本來就是上繼無始以來的初世，下及永無盡止的將來，亙古不變的真理。根據歷來研究所得的結論，也認為比較合理的是，佛法不只是佛所說的。從佛的三業(yè)（身、口、意）大用而表達出來的佛法，是早在結集之前就存在的。
 
　　原始的佛教圣典，是以佛陀的三業(yè)德用為本源；以僧伽為中心，統(tǒng)攝七眾弟子，推動覺化的救世大業(yè)。根據弟子們的領會、實行，用定形的文句表達出來，經過當時大會的審定，確實為佛法、圣典。因此，后世之所以有一定形式和分類的經律論三藏教出現并流傳，是通過佛弟子不斷的結集而來的。這種通過共同審定結集出來的圣典，就代表了當時佛教界公認的佛法。
 
　　一、律藏在印度的結集與弘傳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從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傳道以來，流傳在世間的一切佛法，學者認為可以分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類。其中“佛法”：是在圣典中，還沒有大、小乘的對立；在佛教史上，是佛滅后最初五百年的佛教。對于這個階段的佛法，其分類和含義近代的學者之間，雖然還沒有明確一致的定論，但大多數學者認為，可以把它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根本佛教”：指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代，四十五（有說四十九）年親自傳授的教化活動，是根本佛教，也是一切佛法的根源。
 
　　二、“原始佛教”：指佛滅后，大約一百年內，到還沒有部派對立時期所結集的經典，是一味的“原始佛教”。
 
　　三、“部派佛教”：指部派對立后，也就是大眾部和上座部分立以后，大小乘佛教對立之前（約佛滅后五百年內），各部派自行發(fā)展出來的佛教，是為“部派佛教”。
 
　　印順法師認為，對于佛法的研究，“原始佛教”是最主要的環(huán)節(jié)。而在“原始佛教”這一環(huán)節(jié)內所集成的圣典，有兩部分：一、“經”（以四部阿含為主）；二、“律”（毗奈耶的重要部分，以八十誦律為主），這是佛教界歷來各派所公認的。在這時期所集成的“經”和“律”，就代表了“原始佛教”。在“根本佛教”時代，律部只有“波羅提木叉”一部分；而經部的四阿含，也大多沒有定型的文字。所以，如果不從“原始佛教”去研究探求，那么對于“根本佛教”也就根本無法了解。同樣的要想了解后來的“部派佛教”，也必須以“原始佛教”為研究線索。因為在“原始佛教”時期，由于傳承的區(qū)域以及其他的人、事、義理等各種原因，已經為后來的部派分化埋下了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可以說“部派佛教”，只是繼承“原始佛教”原有傾向的繼續(xù)發(fā)展而已。
 
　　特別是在佛滅后，大約百年內，佛教界公認的兩次結集，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戒律問題而引發(fā)的，整個經過的線索，在現存的各部律中大多都能找到。換句話講，如果說“原始佛教”的研究是個關鍵，那么戒律就成為關鍵中的關鍵。了解這個階段的戒律問題之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1、第一次結集
 
　　戒律的制定，并不是佛陀對佛弟子們的一種束縛，而確實是佛子的解脫之道，除此之外其重要性，在前一文中也已大略說過，但是有些眾生因為無始劫來，業(yè)習重重，就不欣樂戒律的嚴格要求�！堕L阿含游行經》中記載：當佛滅度后，佛弟子中就有一個愚癡的比丘，名叫跋難陀，感到特別高興，居然慶幸的說：“彼長老（佛）常言：‘應行是，應不行是；應學是，應不學是’，我等于今，始脫此苦。任意所為，無復拘礙”！這些話傳到大迦葉尊者的耳中，感到非常的悲痛。這些觀念，不但和佛陀的遺教大相徑庭；而且他想：如果真的這樣，佛教的精神及其救世的工作，豈不也因為佛陀的入滅而隨著結束了嗎！于是迦葉尊者決定，趁佛滅后第一個“夏安居”之便，集當時已證阿羅漢以上的上首弟子五百人眾，召開大會，結集經律遺教。這就是歷史上記載的“第一次結集”，又稱“五百結集”。
 
　　這次結集大會，是在王舍城外的七葉窟召開。由當時“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誦出經藏；由“持戒第一”的優(yōu)波離尊者誦出律藏。而結集大會的程序也非常的嚴謹，必須要經過“如法會議”（羯磨），首先由上座比丘在大眾中上坐，猶如現在的大會主席，然后以問答式，由主席請優(yōu)波離當眾誦出律文，再經與會大眾共同審定認可，這條律文是否確實是佛陀所制的之后，才能最終定案，這就是“結集”�，F存的《摩訶僧?律》中對整個結集的過程，有非常生動的記載：
 
　　“阿難言：諸長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若不相應，應遮。勿見尊重所不遮。是義、非義，愿見告示。”
 
　　“眾皆言：長老阿難！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隨喜。非法者，臨時當知”。
 
　　《佛教戒律學》一書中解釋說：所謂“隨喜”，就是無異議默認表示。所謂“遮”就是反對、否決。不但如此，有是可能還采取更嚴格的認可方式。比如在《十誦律》卷六十中記載，阿難誦出后，還特意分別問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必須一一進行表態(tài)：“我亦如是知，如阿難所說”。這就類似于現代會議上，決定最重要的事項時必須采用“點名表決”的方式。
 
　　據說，這次結集的時間長達七個月（或有說為三個月），結出的律藏共有八十誦之多。但這部《八十誦律》的原本早已經失傳，但他的可信性卻是各個部派所一致肯定的。我們從今天所存的漢譯律藏、南傳藏和藏傳律藏的內容比較來看，所有規(guī)范的宗旨和大要都是一樣的，因此可以說，律藏是保持原貌最完整的佛法之說法，是有非常確切的理由的。
 
　　在這次結集的過程中，有一件事對后世的影響極其大，即使到現在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意義，特別值得一提，那就是在當時的結集大會上，阿難曾經傳達了佛陀的遺言說：“佛將入滅時曾告我，大眾若欲棄小小戒，可隨意棄”。所謂的“小小戒”，是指枝節(jié)性，不妨礙宏旨的戒條內容；而“可舍”的意思，應當是指“不必列為后世硬性遵守的條文”。在這重要的是，什么是“小小戒”呢？阿難當時并沒有向佛陀問清楚，為此在結集會議上發(fā)生了諍論。最后阿難為大體著想，也為了僧團的和諧，承認了自己當是沒有問明白的過失，而終止了此次的諍論；以及富樓那和大迦葉爭內宿內煮等八事的記載，這些有關戒律的爭議，最后都是由迦葉以老大的身份裁定：“佛所未制，今不別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歸于一致而告終。
 
　　正如《韓非子》所說的：“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不論任何法規(guī)，必須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才能保持其可大可久的效應，才是“毗尼久住、佛法久住”的真諦。據《五分律》的記載，實際上佛陀也曾經明言：“佛言－－雖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為清凈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佛法本來是佛陀度生的“權巧”與“方便”法門，又怎么會反被一些瑣碎，并無關宏旨的“小小戒”所束縛呢？大迦葉這種保守的態(tài)度，深刻地影響了佛教后來的發(fā)展，為以后部派的分裂種下了必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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