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35周年。日本是與中國隔海相望的鄰國,自古以來與中國有著密切的經(jīng)濟、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在這當中,佛教曾發(fā)揮過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

　　公元607年,日本大和王朝的圣德太子派使者入隋建立兩國邦交,同時派留學僧前來學習佛法,拉開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彩奪目的一幕。時間穿越了13個世紀之后,中國佛教協(xié)會原會長趙樸初倡導的中日韓三國佛教“黃金紐帶”關(guān)系構(gòu)想得到韓國、日本佛教界的普遍響應。1995年第一屆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大會在北京召開。

　　今年恰是中國隋朝與日本建立邦交、中日佛教文化交流1400周年。特邀請佛教史專家、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楊曾文先生撰文梳理佛教文化在中日兩國關(guān)系史上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以示紀念。

　　佛教傳入日本和圣德太子興隆佛法

　　中日之間的直接交往始于公元一世紀東漢武帝在位時期,公元3世紀三國魏時與在日本九州的邪馬臺國往來頻繁。公元4世紀日本大和王朝統(tǒng)一全國后,與中國南朝保持密切交往,據(jù)中國史書記載僅南朝宋、齊、梁三朝期間與中國通使或詔書往來就有12次。

　　公元四五世紀,中國佛教傳入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和新羅,傳播迅速。公元538年,在日本欽明天皇在位期間,百濟圣明王派使者向日本進獻金銅佛像、幡蓋及佛經(jīng),標志著佛教正式傳入日本。佛教的傳入受到大和朝廷中主張從大陸輸入先進文化的革新派的支持,他們率先信奉佛教。同時,安于現(xiàn)狀固守傳統(tǒng)的保守派稱佛教是“蕃神”而日本固有的神祇是“國神”,竭力阻止佛教傳播,后來利用日本發(fā)生疾疫的機會,宣稱佛教傳播招致“國神”之怒才發(fā)生疾疫,奏請?zhí)旎氏略t禁斷佛教。于是佛寺被焚毀,佛像被丟棄江中。然而不久革新派得勢,控制朝政,著手恢復佛教。

　　日本進入公元六七世紀后,朝廷內(nèi)部革新與保守兩派之間、天皇與掌握實權(quán)的大氏姓貴族之間、地方豪族與朝廷之間、貴族與廣大部民之間的矛盾急劇激化�？陀^形勢把加強中央集權(quán),改革政治經(jīng)濟體制的任務歷史地推到最高統(tǒng)治者的日程,必須迅速做出決擇,引進以中國為代表的大陸先進文化和政治、文教制度,才能緩解社會矛盾,推進日本社會發(fā)展。這一歷史使命是由推古天皇在位期間擔任攝政的圣德太子實施“新政”和以后經(jīng)歷幾代天皇推行“革新”逐步完成的。由于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中日文化交流和佛教在這一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圣德太子(574-622),是用明天皇第二子,名廄戶,死后謚“圣德太子”。圣德太子自幼信奉佛教并接受儒家教育,任攝政后首先建四天王寺,與大臣蘇我馬子奉詔興隆佛教,迅速掀起興佛之風。圣德太子借鑒和引進大陸文化,制定由天皇授予臣僚不同等級的“冠位十二階”來加強中央集權(quán),削弱大氏姓世代相襲的門閥制度,頌布《憲法十七條》,提倡效忠天皇和“以和為貴”、“以禮為本”的倫理規(guī)范和施政方針。明確將佛教作為治國施教之本,要求臣民“篤敬三寶”,說:“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按:佛教所說包括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在內(nèi)的一切眾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意為佛教既然是眾生的最終歸宿(“終歸”)、各國的最高原則(“極宗”),受到普遍尊崇,除極少惡人外皆可從中受教,那么日本也應奉佛教為治國施教之本,否則難以糾正世人的過愆。

　　圣德太子派使者入隋并派遣留學生和留學僧

　　中日雖早已存在邦交關(guān)系,然而時續(xù)時斷,南北朝(420-589)后期兩國邦交中斷。然而兩國民間往來沒有完全停止,日本對中國情況是了解的。在圣德太子推行“新政”時期,正當隋朝空前昌盛、煬帝即位(604年)前后。圣德太子抓住有利時機,派遣使節(jié)入隋建立兩國邦交,以便直接從中國輸入佛教和先進文化。

　　據(jù)《隋書》及日本《日本書紀》的記載,隋煬帝即位后3年,即大業(yè)3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圣德太子派使者小野妹子(中國史書稱“蘇因高”)出使隋朝,向隋煬帝遞交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落處天子無恙”。使者說:“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shù)十人來學佛法�！比毡境�廷對隋繼北周“滅佛”之后致力振興佛教的情況已經(jīng)了解,在派使者入隋的同時還派“沙門數(shù)十人”前來學習佛法。在航海交通極為落后的情況下,數(shù)十人絕非小數(shù),可見興隆佛法在圣德太子“新政”中的重要地位。

　　小野妹子擁有“冠位十二階”中最高的“大禮”職位。圣德太子任他為遣隋使表明對建立與中國邦交的重視。中國皇帝一向以天下唯一“天子”自居,稱其他國為“蠻夷”之國。所以隋煬帝看到日本國書中天皇自稱“日出處天子”,稱他是“日沒處天子”,曾為之“不悅”,然而還是決定與日本建立邦交。翌年,隋煬帝派文林郎裴世清為使隨小野妹子回訪日本,受到以推古天皇、圣德太子和日本朝廷的隆重接待。天皇在接見裴世清時稱中國是“禮儀大國”,希望了解中國的“維新之化”。這里的“維新之化”當指隋朝統(tǒng)一中國后實施的包括振興佛教在內(nèi)的新政和文教事業(yè)。

　　當年九月,裴世清回國。日本派小野妹子再為使者伴隨裴世清入隋,同時派8位留學生和留學僧隨同入隋。前4人是留學生,后4人是留學僧。名字前冠有“漢”、“新漢人”者是中國移民或其后裔;擔任翻譯的惠明也是漢人。圣德太子之所以派他們到中國留學,自然是考慮他們懂得漢語便于在中國生活和學習,易于理解和接受中國文化。6年后,日本又派使者入隋。隋末因戰(zhàn)亂兩國邦交中斷,直到唐朝日本才恢復遣使中國。

　　小野妹子首次出使隋朝帶來專學佛法的“沙門數(shù)十人”,后來的情況不明。據(jù)日本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統(tǒng)計,日本在隋朝派到中國留學生、留學僧留下姓名的有13人,其中學問僧有8人,約占全部人數(shù)的62%�？梢哉f,在日本推古朝派到隋朝的留學人員是以學習佛法為主,同時兼學中國政教文化。他們在中國留學長達15年、24年乃至30年以上,不僅留學生對中國儒學、政法典章和文教有較系統(tǒng)的了解,即使學問僧在獲得佛學造詣的同時,也對中國儒學和政教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在這些留學生、學問僧陸續(xù)回到日本之時,圣德太子已經(jīng)去世。不久朝廷政情發(fā)生變動,長期壟斷朝政的蘇我氏滅亡,朝廷開始實施以變革社會政治體制為主旨的“大化革新”。他們在興隆佛法的同時,也為引進隋唐政教制度,實施“大化革新”做出重要貢獻。

　　唐及以后的佛教文化交流

　　肇始于圣德太子遣使入隋建立兩國邦交之后,直到宋元乃至以后,兩國佛教文化交流可以說一直沒有中斷過。

　　遣唐使和留學生留學僧 日本從舒明天皇二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寬平六年(894年),先后向唐朝派出遣唐使19次,除3次未能成行,實有16次。每次派遣唐使船來華,幾乎皆派遣留學生、留學僧來華學習儒學經(jīng)史和佛教。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入唐留學生、留學僧(包括隨行僧)約有138人,其中留學僧105人,占76%多,人數(shù)遠遠超過留學生的人數(shù)。這既反映日本對派留學僧入唐學習佛法的重視程度,也反映佛教在日本社會占有的重要地位。隨著航海技術(shù)的進步,除遣唐使船往來于中日之間外,還有中國商船和新羅、日本商船。日本僧人也搭乘商船往來于兩國之間進行佛教文化交流。他們回國后,不僅是留學生,就是留學僧在傳播佛教的同時,也在不同場合將中國的政經(jīng)、文教、哲學、史學、建筑、藝術(shù)、醫(yī)藥等介紹到日本。

　　奈良六宗和平安二宗 中國隋唐,相當日本的飛鳥(593-686)、奈良(710-794)至平安(794-1192)時代。在這期間,中國佛教宗派或?qū)W派相繼傳入日本。奈良時期盛行的佛教六宗: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律宗,統(tǒng)稱“奈良六宗”,是直接或間接通過朝鮮半島從中國傳入的,為以后佛教在日本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律宗是唐代高僧鑒真(688-763)創(chuàng)立的。鑒真應請東渡傳法經(jīng)歷十分艱辛,前后六次出航,五次失敗,其間雙目失明,直至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進入公元754年初)才到達日本。鑒真與其弟子除向日本僧眾授戒和傳授律學之外,還傳授天臺宗,�？狈鸬�,并且介紹中國的寺院建筑技術(shù)、雕塑、美術(shù)乃至醫(yī)藥學等。

　　平安時期,日本不少學僧人入唐學天臺宗、密宗。最澄(767-822)與空海(744-835)同時隨遣唐使入唐求法,回國后分別創(chuàng)立日本天臺宗和真言宗(密宗)。這兩個宗派成為平安時代最有影響的佛教宗派。日本天臺宗甚至被稱為“日本文化之母”,鐮倉時代的新宗派凈土宗、真宗和日蓮宗的創(chuàng)立者皆出自天臺宗。

　　鐮倉佛教——日本民族佛教的形成 佛教自傳入日本到鐮倉時期(1192-1333)已有600多年,經(jīng)過長期適應日本社會,與日本傳統(tǒng)宗教文化和習俗相結(jié)合,逐漸實現(xiàn)民族化,先后形成帶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凈土宗、真宗、時宗和日蓮宗。這些宗派是未曾到過中國的日本學僧適應日本社會形勢和民眾宗教心理需求,提出自己的教義體系而創(chuàng)立的。這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另一種形式——日本學僧通過對漢譯佛典和著述加以詮釋發(fā)揮,對漢語系佛教重新加以解構(gòu)、組合,讓它根植于日本國土、日本的社會。

　　與此同時,日本舊有佛教宗派法相宗和天臺宗、真言宗等,也實現(xiàn)了民族化。從宋元又傳入了中國禪宗中最有影響的兩派——臨濟宗和曹洞宗,在幕府和武士階層乃至朝廷權(quán)貴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傳播。在這當中,通曉理學的宋元禪僧對推動宋學——程朱理學在日本的傳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

　　中日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直至明清乃至近現(xiàn)代仍在進行。日本派到明朝的使者幾乎全是禪僧,他們在完成出使任務外,還從事佛教和其它文化藝術(shù)的交流。明清之際,有臨濟宗高僧隱元隆琦(1592-1673)應請赴日傳法,在臨濟、曹洞二宗之外創(chuàng)立了黃檗宗,同時也將明清文化介紹到日本。近代以后,日本借鑒西方人文科學研究方法研究佛教取得眾多成果。這些成果也陸續(xù)傳到中國,對中國的佛教乃至人文科學的研究產(chǎn)生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