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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文化的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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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湖北黃梅東山寺的山門上,鐫刻著弘忍大師兩位高徒的呈師偈(佛經(jīng)中的唱詞)。神秀的偈文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慧能的偈文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翻一翻《中國佛教史》、《中國哲學(xué)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中國通史》,都將雙偈寫入其中。諸多史籍如此青睞,可見其歷史地位多么顯赫。

  偈文的歷史地位,由其自身的思想文化價值所決定。它是禪宗發(fā)展到大轉(zhuǎn)折、大飛躍時期的經(jīng)典產(chǎn)物。由此,中國禪開始建立,由印度禪變成中華禪。外來的禪宗有了中國特色,才得以在中國大發(fā)展,迅速滲入政治思想、文化藝術(shù)、社會生活等領(lǐng)域,成為獨具特色的思想文化流派。

不拘一格選賢任能

  禪宗一脈,從初祖菩提達摩開始,到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基本上是游僧,沒有固定居所。從河南少林寺,經(jīng)安徽岳西、潛山,云游和傳承到黃梅縣。一位祖師只帶幾個信徒,傳播不廣,影響不大。四祖道信開始在破額山設(shè)壇講法,信徒成倍增加。五祖弘忍承法后,力圖改革創(chuàng)新,使外來的禪宗適應(yīng)國情,以求更大的普及和發(fā)展。他聚集弟子在東山設(shè)壇習(xí)禪,講《金剛經(jīng)》,門徒多時達到1000多人。

  唐龍朔元年(661年),弘忍選法嗣,想出了一個公開競爭的法子,讓弟子們作偈文,表達自己對佛性的見解。

  論資歷,神秀是當然的接班人。眾僧也都說:“神秀上座,現(xiàn)為教授師,必是他得。”神秀作好偈文,書寫在廊壁上;勰軇倎韼讉月,在碓房舂米,殿堂上說法,還輪不到他。但他天分聰慧,悟性極高,對佛的本性有自己的見解。他聽人念了神秀的偈文,便也作了幾句,求師兄幫他寫在壁上。

  弘忍看見了,大為驚訝。兩首偈文,誰更優(yōu)秀,他心里有數(shù)了,也就是選誰接班已有定奪。他轉(zhuǎn)到碓房,見慧能腰間掛著一塊大石頭,正在舂米。就問他:腰部掛著石頭舂米,累不累?慧能說:我是來求法的,不覺得累。大師贊嘆:舂米不覺得累,求法也不會覺得累。用錫杖在地上敲了三下,轉(zhuǎn)身便走。

  慧能明白其意。深夜三更,他進了大師禪房。大師給他講《金剛經(jīng)》,將禪宗衣缽授給他。讓他連夜離開黃梅,去南方待機傳法。所謂衣缽,就是釋迦牟尼傳下來的一件袈裟,一只缽盂。這是祖師傳法的信物。傳到慧能手中,已是33代了。

  神秀滿腹經(jīng)綸,慧能一字不識。弘忍為什么要選擇慧能承襲法嗣?

  神秀偈文的精神,后人總結(jié)為“漸悟”,即通過長期習(xí)禪,慢慢悟出佛性。慧能偈文的精神,后人總結(jié)為“頓悟”,即以心傳心,盡快得法,捕捉禪機,恍然大悟。弘忍改革禪法,目的是不主張漫長修行,成千上萬的信徒,來佛地聽幾次講法,或者面對佛祖洗心革面,“頓悟”得法,那該多好;勰軐Ψㄐ缘睦斫,顯然符合弘忍的改革精神。

  普渡眾生是佛家的宗旨。普渡眾生得開悟眾生,讓眾生得法,這最為要緊。慧能不識字,又能得法,便可成為眾生得法的榜樣。那個時代,不認字的勞動者是絕大多數(shù),讓法傳到他們中去,為他們接受,也就至關(guān)緊要。如果都像慧能那樣得法,禪宗就可以廣羅信徒,深入眾生了。弘忍傳宗慧能的本身還表明,禪宗的精要不只是在書本中,在平常的世俗生活里也有禪,不識字的人也可以得法,可以用法。這就降低了禪宗的門檻,促使禪宗在民眾中廣泛傳播。

改革禪宗修行方式

  走進東山寺的山門,引人注目的,是一畦畦整齊的菜地。蔬菜長得蓬蓬勃勃,大群僧人正挑水擔(dān)糞。除了種菜,僧人還參加別的生產(chǎn)勞動,耕種作物,植樹造林,種花草,植白蓮,栽茶樹。他們自制的茶葉,有“禪茶一味”之稱,打出了品牌。

  諸如此類的生產(chǎn)勞動,被弘忍提高到法理上來推崇,給予了很高的位置。他認為,生產(chǎn)勞動本身就是禪宗修行的方式,是進入禪門的必由之路。他提出“農(nóng)禪雙修”的主張。這個重要法理的提出,是弘忍創(chuàng)建中華禪的重大改革,也是“東山法門”得以弘揚九州的重大方略。

  印度僧侶以乞食為生,一衣一缽,四處游走,不參加生產(chǎn)勞動。到了四祖,特別是五祖,聚集眾多門徒設(shè)壇講法,長期過著集體生活,沒有保障機制是不可想象的。組織形式變了,生活方式改了,法理不能不變,禪風(fēng)不能不改。那么多僧人集體生活,再靠乞討度日,不可能生存下去。“農(nóng)禪雙修”,爭得了禪宗的生存權(quán),進而取得了發(fā)展權(quán)。禪宗傳到中國,滋生在中國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土地上,必須與之相適應(yīng)。中國接受外來文化,至今不也應(yīng)該這樣嗎?

  菩提達摩來中國,在公元520年。四祖在黃梅建道場,在公元624年。其間共計104年,禪宗在中國沒有站穩(wěn)腳跟。又過了100年,到了武則天時代,禪宗突飛猛進地發(fā)展,形成了“南能北秀”的大局面,從社會上層到普通民眾,都成了“東山法門”的門徒。這個變化過程是:四祖轉(zhuǎn)折,五祖改革,六祖普及。禪宗中國化經(jīng)歷了100多年。

  近年宣揚國學(xué),學(xué)者們選編“國學(xué)十三經(jīng)”,向社會推薦。佛經(jīng)選了三部,即《心經(jīng)》(唐玄奘帶回并翻譯的)、《金剛經(jīng)》和《壇經(jīng)》。《金剛經(jīng)》就是五祖?zhèn)魇诘。劉禹錫在《陋室銘》中說:“調(diào)素琴,閱金經(jīng)。”可見早在唐代,《金剛經(jīng)》就走出了寺院,擺到了文人案頭。《壇經(jīng)》是慧能的口述之作,由弟子法海記錄,敦煌石窟有出土。它是唯一的由中國人創(chuàng)作的佛經(jīng),是道地的中華經(jīng)。毛澤東曾將《壇經(jīng)》置于床頭閱讀,有一次到廣州,談到六祖,他還向別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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