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廣方輿紀要序
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何言乎重在荊州也?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強,及鄢、郢亡,而國無以立矣。故曰重在荊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漢置江夏郡、治沙羨。劉表鎮(zhèn)荊州,以江漢之沖,恐為吳侵軼,于是增兵置戍,使黃祖守之。孫策破黃祖于沙羨,而霸基始立。孫權(quán)知東南形勝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則今縣也,而夏口則今日之武昌也。繼孫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孫氏之轍矣。故曰重在武昌也。何言乎重在襄陽也?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陽也。請得而備言之。從來之善用荊州者,莫如楚。楚都于郢,而其爭中原也,則在方城漢水之外,是今日襄陽以北地矣。西則以黔中巫郡隔礙秦雍,控扼巴蜀,非今日歸州夷陵諸境乎?東則越冥?厄以迫陳、蔡,由夏州州來、符離,以通江淮,非今日武昌黃蘄之郊乎?是則全楚之形勝,莫過于荊州也。若夫用武昌者,則莫備于江東。孫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險?脊確,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臨江漢,形勢險露,特設(shè)重鎮(zhèn)以為外拒。而武昌退處于后,可從容而圖應(yīng)援耳。名為都武昌,實以保江夏,如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無事者。晉人伐吳,分遣一軍出夏口,一軍出武昌,此亦第徇吳人陪都之名,而未權(quán)其實也。東晉因之,而武昌與夏口并重。陶侃領(lǐng)荊州,則鎮(zhèn)武昌。庾翼領(lǐng)荊州,則鎮(zhèn)夏口。劉裕締造之初,亦嘗以江沔未靖,移荊州治夏口。迨孝武時,則增置郢州治焉。郢州置,而武昌乃歸重于夏口矣。蓋郢州者,所以分荊、襄之勢,而壓荊、襄之口者也。自此荊、襄多事,郢州實首當(dāng)其鋒。沈攸之以江陵發(fā)難,不能下郢州,不旋踵而敗亡。蕭衍自襄陽而下,則必爭郢州。王僧辨自荊州而下,則先入郢州。隋人以夏首為陳氏之要沖,唐人以鄂州為江漢之重鎮(zhèn),皆昔郢州也。及南宋之衰也,襄樊陷,兩郢傾,而鄂州之防急。以伯顏之強狡,不敢輕犯鄂州者,誠畏其險也。及取鄂州,而東南遂不支矣。是上流之形勝,誠莫切于武昌也。若夫襄陽者,西晉用之,則以亡吳;蒙古用之,則以亡宋。次則西魏用之,亦以亡梁。苻堅之陷襄陽也,不知襄陽之可以覆晉也。西魏之擅襄陽也,不知亡梁之資即覆陳之本也。間嘗謂南國之周瑜,有用襄陽之志,而無其年;關(guān)壯繆有用襄陽之勢,而無其智;庾翼有用襄陽之識,而無其力;桓溫有用襄陽之力,而無其誠;南宋諸君子有用襄陽之言,而無其事。于岳武穆,可謂聞其語矣,見其人矣,而又廢于讒賊。然則千百年來,北人以襄陽并東南者有之矣,南人未有以襄陽而清關(guān)、洛者也。要以襄陽為天下之要膂,則自若矣?驮:“予聞之,武昌,水要也;荊州,路要也;襄陽,險要也。今由子之言,益信三郡之于楚如鼎足,然殆未容以優(yōu)劣視歟!”余曰:“三要之說,亦未盡然。子遂因之,而以三郡并較也。襄陽殆非武昌、荊州比也。吳人之夏口,不能敵晉之襄陽;齊人之郢州,不能敵蕭衍之襄陽;宋人之鄂州,不能敵蒙古之襄陽矣。昔人亦言荊州不足以制襄陽,而襄陽不難于并江陵也。三國爭荊州,吳人不能得襄陽,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輒破于襄陽之下。梁元帝都江陵而眆襄陽,襄陽挾魏兵以來,而江陵之亡忽焉。魏人與蕭?以江陵而易其襄陽,亦謂得襄陽而江陵之存亡我制之也。五代時,高氏保江陵,賴中原多故,稱臣諸國,以延歲月。宋師一逾襄陽,而國不可立矣。蒙古既陷襄陽,不攻江陵,而攻兩郢也,亦以江陵不足為我難也。噫!孫氏有夏口,有江陵,而獨不得襄陽,故不能越漢江尺寸地。晉人有襄陽矣,乃謂漢水之險,不及大江,甚且輕戍江北,重戍江南,何其無志于中原也!幸而是時北人無能用襄陽者耳!彼襄陽者,進之,可以圖西北;退之,猶足以固東南者也。有襄陽而不守,敵人逾險而南,漢江上下,罅隙滋多,出沒縱橫,無后顧之患矣。觀宋之末造,孟珙復(fù)襄陽于破亡之余,猶足以抗衡強敵。及其一失,而宋祚隨之。即謂東南以襄陽存,以襄陽亡,亦無不可也!笨驮:“然則國家省會之設(shè),何以不于襄陽,而于武昌?”余曰:“此亦因已然之跡,未究其本耳!漢都長安,而荊州首列南郡;晉都洛陽,荊州先治襄陽,平吳之后,改治江陵。唐都長安,而十道之設(shè),山南道則治荊州。開元改置,則山南東道治襄陽。宋都汴梁,分湖南北為兩路,治江陵、長沙,后復(fù)增置京西南路,治襄陽。蓋天下之形勢,視建都者為推移。藩屏之疏密,視建都之向背何如耳。六朝、南宋,以中原既失,僻在東南,武昌不得不為重地。元起于北方,去東南最遠。當(dāng)伯顏之破襄、郢而東也,宋人舉國以爭鄂州矣。伯顏于是多方以圖之,既得鄂州,周覽山川,以為江南要地,亟請城之,為規(guī)取江南基本。其后因之而行省建矣。偽漢逋逃,據(jù)為窟穴,太祖克之,仍為司治。蓋既已定鼎金陵,當(dāng)混一之時,而未忘東南之慮。從金陵而論武昌,王述所云‘一有緩亟,駿奔不難’者也。燕都卜宅以后,亦惟成憲是遵,又何改焉?所謂因已然之跡,而未究其本者,此也?驮:然則襄陽可以為省會乎?曰:奚為不可?自昔言祖中之地,為天下膏腴,誠引滍淯之流,通楊口之道,屯田積粟,鞠旅陳師,天下有變,隨而應(yīng)之。所謂上可以通關(guān)、陜,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者,無如襄陽。由武昌而北,非不足以叩三關(guān),動申、蔡,然而取道紆回,不如襄陽之徑且易也!笨陀衷:“建國于東南,襄陽亦可以為省會乎?”曰:“東晉時,已僑置雍州于此矣。昔人謂東南可以問中原者,莫如襄陽。晉之桓溫,宋之隨王誕,齊之曹虎、陳顯達、遠之戰(zhàn)于河、洛之間,近之爭于穰、鄧之際,惟其有襄陽也。西魏因蕭?以取襄陽,而東南之勢,遂折而入于北。襄陽在東南不后于武昌也。然酌其中,當(dāng)設(shè)省會于武昌,而建帥府于襄陽,以全楚之資力,供襄陽之指揮。荊州引黔、粵之儲,西陵通巴、渝之蓄,而武昌集吳會之漕,以持襄陽之后,數(shù)千里間,呼吸可通,見敵之隙,必速乘之。吾知天下之勢,且在東南矣。彼武昌者,自守或有余,攻取或不足。且夫陽邏既下,而道出武昌之東門;嘉魚可來,而敵在武昌之南渚。漢口之重兵,吾虞其未可專恃矣。至于夷陵險要,自古所推;而施州山川環(huán)結(jié),土田蕃衍,隋唐以來,皆為郡縣,今等之于要荒矣。竊謂夷陵建郡,而以施州屬之,增置屬邑,南北相麗,既以通楚、蜀之援,亦以厚巴、夔之勢,或亦圖國者所當(dāng)計及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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