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李渤之九江緣

　　白居易和李渤是我國唐代文人中的代表人物,他們年齡相仿,人生歷程也頗為相似。在九江的歷代名人中,白居易和李渤早已成為九江人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記憶。

　　白居易和李渤都有隱居的經(jīng)歷,并且地點都在廬山。白居易生于772年,比李渤長1歲,元和十年(815年),貶授江州司馬。白居易在《江州司馬序記》中寫道:“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他告訴好友元稹“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云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舍,因置草堂。”從此白居易開始了“從容于山水詩酒間”的隱逸生活。李渤隱居之所在白鹿洞和棲賢寺一帶,比白居易早了20年,但廬山把他們的足跡連在了一起。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說“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自蕭、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可見,登廬山是白居易和李渤共同的愛好;他們隱居廬山時留下的文化印跡早已幻化成九江人文精神的重要內(nèi)涵。長慶元年(821年),李渤任江州刺史,故地重游,在白鹿洞廣植花木,增設書院亭臺,開辟了白鹿洞書院的先河。

　　東晉以來,以廬山為中心形成了我國南方佛寺最密集的區(qū)域。白居易和李渤來到九江與廬山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和歸宗寺的智常禪師各有一次充滿禪意的對白,被傳為佳話。智常是當時南禪宗的代表人物,佛書《祖堂集》載:“白舍人為江州刺史(司馬),頗甚殷敬。舍人參師,師泥壁次,師回首云:‘君子儒?小人儒?’白舍人云:‘君子儒。’師以泥鎋敲泥板,侍郎以泥挑挑泥送與師,師便接了云:‘莫是俊機?’白侍郎對云:‘不敢。’師云:‘只有送泥之分。’”白居易拜會智常卻做了一回泥水匠,不知白大詩人是否因此悟出了一些禪機。有一次(822年),白居易和李渤相偕來到歸宗寺拜會智常,號稱“李萬卷”的李渤亦不忘向智常請教禪理。李渤問佛經(jīng)中“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作何解,智常道:“摩踵至頂,只若干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渤頓時嘆服不已,之后李渤熱心禮佛,為佛教在九江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九江城區(qū),白居易和李渤最有緣的地方莫過于南湖了,此緣至今未了,李公堤之綠蔭和煙水亭之秋月便是最好的鑒證。南湖對白居易來說,是詩人之湖;對李渤來說,則是德政之湖。當年白居易的司馬宅位于南湖北岸,南湖四時之景是白居易遣臆抒懷的不盡題材,現(xiàn)存《南湖早春》等詩數(shù)首,其中“日沉紅有影,風定綠無波”、“亂點碎紅山杏發(fā),平鋪新綠水蘋生”等不失為佳句。白居易晚年居洛陽曾寫有著名的《憶江南詞三首》,其中第一首“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句與這些描寫南湖的詩句視覺效果相同,格調如出一轍,顯然是對九江景色的回憶。如今,湖中的浸月亭和浸月島仍在向人們訴說著當年白居易“別時茫茫江浸月”的詩人情懷。李渤給九江人留下的不是詩名而是政德。他在九江任刺史兩年,勤勉直正,愛民為本。為了免除九江百姓舊欠苛捐,竟不惜犧牲自己的前程,他上書道“臣既上不副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在南湖筑堤是李渤造福九江的一件大事。之前九江人向南出城先要乘船再登上山川嶺的南下大道,堤成后農(nóng)田灌溉也有保障了。人們?yōu)榱烁兄x李渤,將該堤名曰“李公堤”,堤之北湖名曰“甘棠湖”,名傳至今�！�詩經(jīng)》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召伯就是西周召公奭,傳說他曾在甘棠樹下辦公理政,以甘棠為食,晚上也睡在樹下。九江人以“甘棠”之名紀念李渤,正所謂“人惠其德,甘棠是思”。李渤雖然沒有留下贊美甘棠湖的詩句,但是甘棠湖因為李渤而詩意更濃;如果說九江是富有詩意的城市,那么甘棠湖就是一張用詩寫就的名片。

　　也許是相同的時代造就了白居易和李渤相似的人生際遇。長慶二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途經(jīng)九江,見到了李渤。這是他們在九江惟一一次會面,兩位詩人倍感親切,思緒萬千。白居易贈李渤詩兩首并作注云“元和末,余與李員外同日黜官,今又相次出為刺史。”其中《贈江州李十使君員外十四韻》寫道“長短才雖異,榮枯事略均。殷勤李員外,不合不相親。”此次九江之行白居易仍未忘記回到廬山草堂住一宿,并用調侃的口氣告訴李渤“君家白鹿洞,聞道已生苔”。兩人在仕與隱之間的矛盾與彷徨顯而易見。

　　古人說得好,風景得遇文人,若士之遇知己。白居易和李渤與九江結緣,乃九江之幸,亦文人之福。清乾隆進士王賡言來到九江,登上李公堤賦詩云“長堤一帶接平蕪,隔岸青青柳萬株。卻怪多情白司馬,南湖不筑筑西湖。”可見文人眼中的九江愈顯文化之美。如果說山水是九江的血脈,那么文人就是九江的風骨,白居易和李渤等人在九江描繪的文化天空永遠燦爛,魅力無窮。(撰文/聶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