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從信佛到貞觀之治

深刻的烙印，特殊的關系

　　唐太宗的少年時代，佛教的影響已經廣泛地滲入到各階層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李氏這個大貴族家庭也不例外。公元六０六年，九歲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親李淵曾親自到長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后，李淵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內供奉。這些在李世民的心靈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后來他始終念念不忘兒時的這段經歷，曾親自撰詩贊頌草堂寺祖師鳩摩羅什，表達對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

共法鼓而同宣，與梵音而俱遠

　　唐太宗俱足“信、愿、行”，他繼位后，立即宣布廢止限制佛教發(fā)展的詔令，開始“度僧立寺，廣事弘持”，為佛教振興頗費心血。貞觀三年，為報母恩，舍舊宅通義宮為尼寺，以后又陸續(xù)修建了不少佛寺。同年下令恢復隋朝設在大興善寺的譯場，命印度和尚波頗主持譯經。中國沙門十九人助譯，命大臣房玄齡、杜正倫、蕭累等監(jiān)護勘定，此外，太宗又在宮廷內外大興佛事，或為超度祖先和陳亡將士孤魂，或因風雨失時，命僧尼誦經行道。事后都要大量布施。并先后為皇后六宮授戒。貞觀六年。太宗詔請華嚴宗初杜順進宮。下殿親迎。賜號“帝心”。宮廷上下對杜順禮敬如佛。諸葛長青：弘揚佛法功德無量……

禮敬玄奘，相見恨晚。

　　貞觀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玄奘大師由印度求法歸來，抵在長安。太宗與之“談敘時俗。從卯到酉（早上五時到晚七時）不覺時延”。玄奘條陳所需優(yōu)給。甚至對大功臣尉遲敬德的愛子窺基。也應玄奘的請求，特賜其出家。跟隨玄奘學佛譯經。窺基由被迫出家到最終成為玄奘的得意門生。并和玄奘一起創(chuàng)立了唯識宗。太宗以法師德業(yè)淵博，儀表絕倫，因此想請法師還俗來當宰相，被奘師婉拒。因此太宗皇帝對學佛出家更為景仰，贊嘆道：“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

　　太宗還延請全國高僧數人，征集綴文、字學、證梵學者和筆受、書手以及一些大臣等。在玄奘所住弘福寺內建立了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國立譯場。所譯之佛經“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又親撰佛教《大唐三藏圣教序》。稱頌佛教“微言廣被。拯含靈于三途；遺訓避宣。導群生于十地”。以后太宗對佛教愈發(fā)護持情深。應玄奘之請。一次就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余人。為長孫皇后新建慈恩寺。請高僧五十人入住。別造譯經院。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德門樓親執(zhí)香爐臨送。儀式非常隆重。觀者數萬人。唐太宗直到臨終仍和玄奘談論佛法。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圣遺跡。深以“相見之晚。不得廣興佛事”為嘆。

佛教的興盛，帶來了國豐民安的“貞觀之治”

　　唐太宗對佛教的信仰和扶持政策。開創(chuàng)了中國佛教的興盛時期。貞觀年間。全國寺數已達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數盈十萬。”佛經翻譯規(guī)模宏大。佛教宗派相繼創(chuàng)立。佛教興盛之因。結出了“貞觀之治”之果。為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于政治、廉潔奉公；對民眾輕搖薄賦。休養(yǎng)生息�？陀^上安定了社會秩序。緩和國內外階級矛盾。公元六二九年，天下豐收，斗米三錢，夜不閉戶，行旅不帶食糧，一年斷刑二十九人……全國處死刑的不過二十九人。朝野上下政治清明、民風淳樸、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八方來朝。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貞觀三年的十二月間，太宗皇帝又下詔，為指揮作戰(zhàn)的七處戰(zhàn)場遺址，建立七所佛寺，在他“行陣所立七寺詔”一書中說：“紀信捐生，丹青著于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論鼎鑊，八維之間，永纏冰炭，所以樹立福田，濟其魂魄。”于是在他倡議已來，交兵作戰(zhàn)，死亡慘重的地方，為敵我雙方義士兇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剎，延招僧侶。讓那些死難的亡魂，聞到晨鐘暮鼓之聲，能夠變炎火于青蓮，易苦海為甘露。

　　正如《大乘無量壽經》所述：“佛所行處。國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這正是佛門弟子理想中的人間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