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與武士

　　禪宗傳入日本的時間一般認為是在奈良時代。孝德天皇白雉年間(650-654),道昭和尚在唐朝學習法相宗的同時,又從相州的慧滿禪師學習禪宗,回國以后以元興寺為中心弘布法相宗,為日本傳播法相宗之始。在開平年間(729-748),道璇又傳入中國的北禪宗(以神秀為代表的漸悟禪宗)。慈覺大師入唐從居士蕭慶學禪,在睿山祭赤山大明神為禪宗的擁護神。嵯峨天皇弘仁年間(810-823),唐僧義空率法弟道旰到日本,皇后橘氏(檀林皇后)建檀林寺供他們居住,大力倡導禪宗。這是日本提倡禪宗的開始。然而在當時,社會上昄依的人還是很少的,不久以后,義空回到了唐朝。文治年間(1185-1189),三寶寺的大日能忍,派弟子到宋朝,從育王山的佛照禪師遙授所贈信衣(枋志傳法的信征法衣),于是能忍稱自己傳的宗派叫“達摩宗”,在畿內(nèi)流傳甚廣,他的弟子覺妟設立門庭,大力傳教,于是禪宗漸漸為人所知,榮西從宋朝歸日后,便開創(chuàng)了日本禪宗。

　　禪宗之所以能在鐮倉時代開始興起,完全是因為它將佛教修行化入了具體的日常生活,搬運柴草是修行,挑水做飯同樣是修行。禪宗不立文字,以心傳心,見性成佛,這些方法簡便易行,也是佛教大眾化的一個具體的體現(xiàn)。鐮倉時代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室町時期,日本戰(zhàn)亂不修、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日本佛教各宗也大都衰敗不堪陷入了沉寂,唯獨禪宗到是愈來愈盛,進入了繁盛期。禪宗的獨盛與它的修行方式和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有很大的關(guān)系。在日本中世的混亂時局中,人心漸趨淡泊寧靜。禪宗以明心見性為主旨,符合當時廣大人民尋求精神依托的需要,所以才會極盛,流行于日本社會。禪宗興盛的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禪宗成為了武士們的宗教和完成武士個人修養(yǎng)的基本方法。武士對禪宗的修行方式十分重視,禪宗的高僧得到將軍和武士的尊敬與愛戴。其中尤以臨濟和曹洞二宗最受推崇。

　　日本鐮倉時代有過這樣一句諺語:“天臺屬于官家,真言屬于公卿,禪宗屬于武士,凈土屬于平民。”這句話雖不完全正確,但是在大致上概括了這一時代佛教各派的信眾分布。那么禪宗為什么會受到武士的歡迎呢?以下,簡單的來闡述一些觀點。

　　禪宗和其他佛教宗派一樣都否認身外有獨立的客觀存在,但是相形之下禪宗表現(xiàn)的更為徹底:即“心外無物”。蘭溪道隆到日本以后,曾談過“人心自動”的命題,并以它作為參禪的認識基礎(chǔ)。不僅如此,禪宗還進一步認為,連佛也非客觀存在,只存在于人的內(nèi)心。(關(guān)于這一點,在后期禪僧中表現(xiàn)的尤為突出。連一些名僧也會做出呵罵佛祖的事來�！段鍩魰�元》中記載的智閑和尚就曾發(fā)誓“此生不學佛發(fā)”,有的禪僧甚至公然要“煮佛”。這表明禪宗的發(fā)展有些偏離正途了。)與平安貴族的悲觀主義虛無情感相對照,在鐮倉時代武士作為一個新興的階層,反映出一種蓬勃向上的朝氣與活力。武士沒有公家貴族的高門權(quán)勢作背景,他們想要往上爬就必須依靠自己腳踏實地的奮斗。因此,對于武士來說,篤信通過自我表現(xiàn)修煉“自成佛道”的禪宗,就回激勵自己去拼搏。武士們整天在刀尖上討生活,隨時都有可能面對死亡。正如江戶時代的大道寺友山在《武道初心集》里所說:“對于武士而言,最為重要的思想,即從元旦清晨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須考慮到的,就是死的觀念。”在佛教看來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苦痛,必須從生死輪回中解脫出來。禪宗主張頓悟,主張通過自我修煉來從生死的羈絆中解脫出來,達到“死生一如”即“生也無所從來,就如著衿;死也無所從去,就如脫衿”的境界。例如,戰(zhàn)國時代的快川和尚(武田信玄的禪師),當1582年寺院被信忠的兵馬包圍時,眼看就要被燒死,他召集全寺的僧人打坐聽其說教,從容死去。武士由于其所處的地位,不能為物欲、愛欲或其它外在因素所左右,必須具備鐵的意志和自我表現(xiàn)克制的能力,用刻苦嚴肅的生活來磨練自己。禪僧清苦的生活方式對于武士建立刻苦、嚴格的生活秩序以磨練武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國禪宗提出“不立文字”,主張不背誦佛經(jīng),只要體會佛經(jīng)的精神。蘭溪道隆到了日本以后,在上堂講禪時曾說:“汝等只解看有字經(jīng),是故不能感天動地。山僧講一卷無字經(jīng),......上無點劃,下絕方圓,......"。鐮倉時代的佛教不象平安時代的貴族佛教專于空洞的議論、追求莊嚴華麗的儀式,而具有教理簡明生動、利于實踐面向大眾的優(yōu)點。禪宗在這些方面的突出表現(xiàn),當然會得到武士的青睞。

　　附帶提一句,日本武士對禪宗的青睞也反映出日本對中國優(yōu)秀文化一貫加以吸收學習的態(tài)度,實際上這也是日本對待外來先進文化的基本態(tài)度,而絕非偶然的心血來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