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魯迅的佛緣

　　一代文豪魯迅的佛緣

　　一代文豪魯迅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和佛教文化的滋養(yǎng),他的人格力量與創(chuàng)作成就跟佛教有著重要的關(guān)系。

　　魯迅生于1881年,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寫于1918年,時已37歲,在此之前,主要是為日后的創(chuàng)作打堅實的基礎(chǔ),其中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正是堅實基礎(chǔ)中的重要基石。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寫道“民三以來,魯迅開始看佛書,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

　　民三”是1914年,我們看這一年的《魯迅日記》,他購買了《釋迦成道記》、《金剛般若經(jīng)》、《發(fā)菩提心論》、《大乘起信論》等佛教書籍達80余種。他不僅自己看佛書,還不斷地往家里寄,如4月寄《釋迦如來應(yīng)化事跡》三冊,6月寄《佛教初學(xué)課本》等,7月寄《起信論》等七本,同月又寄《續(xù)高僧傳》等。

　　1915年7月,魯迅逐句校對高麗本《百喻經(jīng)》,并在書后記下“以日本翻刻高麗寶本己丑年本校一過,異字悉出于上。”《百喻經(jīng)》又名《百句譬如經(jīng)》,是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齊時印度來華僧人求那毗地譯。1915年魯迅為母祝壽,特地托金陵刻經(jīng)處刻印《百喻經(jīng)》一百冊,前后匯款洋60元。印成后尚有余資6元,又撥刻《地藏十輪經(jīng)》。以后他曾將《百喻經(jīng)》用來送人,如1916年5月記“送朱造五《百喻經(jīng)》一冊”,可見佛教書籍在魯迅心目中的地位。

　　1916年魯迅在繼續(xù)購買《凈土經(jīng)論》、《妙法蓮華經(jīng)》等書外,還買了大量的寺碑、廟碑、塔銘等佛教碑帖,這一年他以13個晚上抄錄《法顯傳》共12900余字,并記入日記�！斗�顯傳》是記述東晉高僧法顯等赴中印度尋求經(jīng)律的事跡,法顯為求取真經(jīng),渡流沙、越蔥嶺、泛滄海,在幾十年時間里歷盡千辛萬苦。這種舍身求法的精神確實令人肅然起敬。1936年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認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從而有力地駁斥了“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論調(diào),指出“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jù)的。”

　　魯迅與佛教的關(guān)系并不始于1914年,不僅此前他的“書帳”中就己記載購過佛教書籍,而且他年幼時寄名佛寺,拜長慶寺住持龍師父為師,師父贈以銀八卦一件,上鐫“三寶弟子法號長庚”。1936年已享盛名的魯迅寫了《我的第一個師父》一文,懷想“半個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感到“我們的交情依然存在的。”

　　毫無疑問,魯迅現(xiàn)在也已被認作是“中國的脊梁”了,但至今人們在研究魯迅時,卻很少提到他與佛教的關(guān)系和佛學(xué)給他的滋養(yǎng)。現(xiàn)在做學(xué)問、寫文章、搞創(chuàng)作的人雖多,但少有像魯迅那樣先打扎實的良好的文化修養(yǎng)基礎(chǔ),而是急于“出成果”,追求作品的問世數(shù)量,對于太多的浮躁、太多的的功利觀念,我們的一些作者也要像魯迅那樣多接受一點佛教思想,多得到一點佛教文化的滋養(yǎng)。